修身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他劝勉子弟的重点。他认为读书人只有两件事是要记住的，一是进德，求的是“诚正修齐，以图无忝所生”；二是修业，修的是“记诵词章”的技巧，“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修业二事，核心都在于修身，即他所谓“修身为本”。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打破了传统修身之学的格局，其中既有曾国藩个人在修身方面长达数十年的涵泳体认和经验积累，也有对其他学派在修身方面的重要思想的整合，特别是相对于宋明理学传统中的修身之学，表现出新的气象。而这一修身之学从其效果而言，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其作用不仅是福荫曾氏后人，也成为今人修身之学可资借鉴的重要经典。
曾国藩家书手迹
修身导向：从内敛主静到刚健进取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有继承宋明理学“主敬”的一面，如提出敬之功夫为“内为专静纯一，外为整齐严肃”，并将“敬”列为日课之首。这与周敦颐、二程的由敬而静、居敬行简的修身之学一脉相承。为此曾国藩终身坚持每日静坐一段时间，以求灵台清明；同时外貌要保持整齐，神情端正严肃，内心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然而，宋明理学“主敬”思想的修身学到极致，势必要走向“废动而求静”，甚至追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这显然是为曾国藩所不取的。他的修身之学，也受湖湘学派王夫之等理论的影响，王夫之认为“致虚守静之学，以害人心至烈也”，要求抛弃专注静息修养的主静之学，主张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这显然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相契合。因此，不同于宋明修身学一味主张的内敛主静，曾国藩对修身的要求，多了激扬奋发刚健进取之意，这也是曾国藩本人性格为人的写照。“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需有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曾国藩一生具有超强毅力，性格刚强，坚而不脆。要想自强自立，必须有倔强的品质，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做任何事都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否则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功。曾国藩的刚强，不只表现为行伍战阵的愈挫愈奋，屡败屡战，也表现在其他事情上的刚健务实，兢兢业业，还有不注重于口头的宣传而看重实际工作的“拙诚”，以及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忍辱负重，坚毅沉着，迎逆境而上，最终成就大事。
曾国藩手书八本家训
修身之法：在伦常日用中的自我砥砺
不同于宋明理学在修身之学上的高蹈和空疏，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更强调在伦常日用中的实践。曾国藩祖父的八字治家格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曾氏治家格言中的八件事中，都是极为具体的，是能够于当下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修身要求。特别是其中有明确的对物质生产劳动的要求，这种极为接地气的对子弟日常行为的规范，使曾国藩的修身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理性特征，这是以往偏重心性修炼的理学修身学中所没有的。
曾国藩对子弟的修身要求，继承了其祖父治家规范中的这种实践理性特质，往往体现在每天的伦常日用中。他对子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遵守祖辈的耕读家风，不要有官气，出入不许坐轿，不许让下人伺候，要学习农活，要种田养鱼等等。将生产实践放在修身的重要位置，这在之前的宋明理学修身之道中，无疑是比较少见的；又如对早起的要求，这既是对子弟谆谆告诫、反复叮咛的修身规范，也是曾国藩自己身体力行、一生坚持的实践。“居家以不晏起为本”，“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与身体大有裨益。”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学，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从细微处入手，从行止坐卧的日常生活进行要求，培养勤奋自律的品质。
早起以养勤，勤作为品质，被宋明儒学知识分子较少谈及。但在早期中国哲学传统中，“勤”作为修身原则也曾被墨家学派着力强调，“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无疑是对古代先贤的这种勤苦自律精神的继承发扬。他视勤为治家之本，“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 勤字为本”。曾国藩本人更是注重对子弟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即五勤是他将勤具体化的几个方面。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具有更务实的可操作性。
除了勤，还有俭，也是曾国藩修身学的核心要求。在给其弟的书信中，曾国藩写道:“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在其日记中，曾国藩也写出自己的忧虑：平时都是教别人节俭，可是最近感到自己的生活太奢侈了。“昨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在曾家成为显赫的达官显贵之族后，曾国藩深深忧惧子弟在安乐的环境中会养成骄奢淫逸之风，所以在治家中力戒子弟奢靡，在衣食起居诸方面要求子弟保持勤俭朴素家风，在家书中，曾国藩殷切提醒后人虽然家族已经呈现鼎盛之势，但是也不要忘了贫寒时的家风，后辈子弟一定要戒傲戒惰。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弟勤俭品质的养成的重视。
勤俭不仅是必备的修身途径，也是培养克己自律，进而养成其他德性的重要途径。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极重个人自我约束，他本人在一生中也无时无刻不在监督自己的言行，不断警示和检讨自己，视慎独为修身第一自强之道。只有严于律己方能服众，方能成就大志，曾国藩的自律克己，不只是对自己的胞弟子侄有示范作用，更有带动一方风气，改变社会的功效。
曾文正公家书
修身的落实，经世致用
宋代湖湘学派立派之始就想要“通晓实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自宋至明，理学逐渐走向空谈而不问国事的时候，湖湘学派依然秉承着经世的思想，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这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点。清代包世臣、陶澍、汤鹏、魏源等为首的经世学派，继续传承了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倾向。
生长于湖湘学派这一文化圈中的曾国藩，虽然也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也深受湖湘学派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这使他的修身之学，比正统程朱理学多了经世致用倾向。这使他一方面成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有超越这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格局的方面。作为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体现在他一生潜心研究学问，成为有清以来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兼综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不分汉学宋学的门户，在儒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同时，他的经世致用倾向，又使他得以远远超越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格局境界。经世致用的思想成就了他日后务实的优良品格，从而能够使他出将入相，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锋。
曾国藩极重经济之学与经世之术，并一反宋明理学对二者的轻视，将其归于孔门正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政书，及吾世掌故皆是也。”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便是积极有为，重事务实，“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五到”就是曾国藩家书中所强调的修身，“五到”的精髓就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这无疑是曾国藩务实精神的突出表现。正是这样的务实精进的作风，让他后来极力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主张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和支持者。
曾国藩的这种经世倾向，对于传统理学的修身之道也是一种纠偏。理学的修身之道，宋以后逐渐被奉为士人修身圭臬，其后果是整个知识阶层有明以来的沉沦，即所谓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无力面对现实的难题。其后果正如顾炎武所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传统理学往往重理不重事，以理为先，曾国藩则突出重事务实，以事为先，强调有为。曾国藩的修身学将内省修身与经世致用有效结合，一反一直以来脱离实务的倾向。这无疑是曾国藩修身之学补益于后世的最大意义。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突破了传统修身思想的局限，提出把个人修养融于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现代人修身养性，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修身是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良好品德的养成，是水滴石穿的功夫，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积极地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身品德，才能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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