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他劝勉子弟的重点。他认为读书人只有两件事是要记住的,一是进德,求的是“诚正修齐,以图无忝所生”;二是修业,修的是“记诵词章”的技巧,“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修业二事,核心都在于修身,即他所谓“修身为本”。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打破了传统修身之学的格局,其中既有曾国藩个人在修身方面长达数十年的涵泳体认和经验积累,也有对其他学派在修身方面的重要思想的整合,特别是相对于宋明理学传统中的修身之学,表现出新的气象。而这一修身之学从其效果而言,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其作用不仅是福荫曾氏后人,也成为今人修身之学可资借鉴的重要经典。

曾国藩修德修业(曾国藩修身养性)(1)

曾国藩家书手迹  

修身导向:从内敛主静到刚健进取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有继承宋明理学“主敬”的一面,如提出敬之功夫为“内为专静纯一,外为整齐严肃”,并将“敬”列为日课之首。这与周敦颐、二程的由敬而静、居敬行简的修身之学一脉相承。为此曾国藩终身坚持每日静坐一段时间,以求灵台清明;同时外貌要保持整齐,神情端正严肃,内心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然而,宋明理学“主敬”思想的修身学到极致,势必要走向“废动而求静”,甚至追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这显然是为曾国藩所不取的。他的修身之学,也受湖湘学派王夫之等理论的影响,王夫之认为“致虚守静之学,以害人心至烈也”,要求抛弃专注静息修养的主静之学,主张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这显然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相契合。因此,不同于宋明修身学一味主张的内敛主静,曾国藩对修身的要求,多了激扬奋发刚健进取之意,这也是曾国藩本人性格为人的写照。“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需有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曾国藩一生具有超强毅力,性格刚强,坚而不脆。要想自强自立,必须有倔强的品质,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做任何事都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否则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功。曾国藩的刚强,不只表现为行伍战阵的愈挫愈奋,屡败屡战,也表现在其他事情上的刚健务实,兢兢业业,还有不注重于口头的宣传而看重实际工作的“拙诚”,以及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忍辱负重,坚毅沉着,迎逆境而上,最终成就大事。

曾国藩修德修业(曾国藩修身养性)(2)

曾国藩手书八本家训

修身之法:在伦常日用中的自我砥砺

不同于宋明理学在修身之学上的高蹈和空疏,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更强调在伦常日用中的实践。曾国藩祖父的八字治家格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曾氏治家格言中的八件事中,都是极为具体的,是能够于当下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修身要求。特别是其中有明确的对物质生产劳动的要求,这种极为接地气的对子弟日常行为的规范,使曾国藩的修身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理性特征,这是以往偏重心性修炼的理学修身学中所没有的。

曾国藩对子弟的修身要求,继承了其祖父治家规范中的这种实践理性特质,往往体现在每天的伦常日用中。他对子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遵守祖辈的耕读家风,不要有官气,出入不许坐轿,不许让下人伺候,要学习农活,要种田养鱼等等。将生产实践放在修身的重要位置,这在之前的宋明理学修身之道中,无疑是比较少见的;又如对早起的要求,这既是对子弟谆谆告诫、反复叮咛的修身规范,也是曾国藩自己身体力行、一生坚持的实践。“居家以不晏起为本”,“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与身体大有裨益。”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学,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从细微处入手,从行止坐卧的日常生活进行要求,培养勤奋自律的品质。

早起以养勤,勤作为品质,被宋明儒学知识分子较少谈及。但在早期中国哲学传统中,“勤”作为修身原则也曾被墨家学派着力强调,“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无疑是对古代先贤的这种勤苦自律精神的继承发扬。他视勤为治家之本,“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 勤字为本”。曾国藩本人更是注重对子弟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即五勤是他将勤具体化的几个方面。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具有更务实的可操作性。

除了勤,还有俭,也是曾国藩修身学的核心要求。在给其弟的书信中,曾国藩写道:“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在其日记中,曾国藩也写出自己的忧虑:平时都是教别人节俭,可是最近感到自己的生活太奢侈了。“昨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在曾家成为显赫的达官显贵之族后,曾国藩深深忧惧子弟在安乐的环境中会养成骄奢淫逸之风,所以在治家中力戒子弟奢靡,在衣食起居诸方面要求子弟保持勤俭朴素家风,在家书中,曾国藩殷切提醒后人虽然家族已经呈现鼎盛之势,但是也不要忘了贫寒时的家风,后辈子弟一定要戒傲戒惰。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弟勤俭品质的养成的重视。

勤俭不仅是必备的修身途径,也是培养克己自律,进而养成其他德性的重要途径。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极重个人自我约束,他本人在一生中也无时无刻不在监督自己的言行,不断警示和检讨自己,视慎独为修身第一自强之道。只有严于律己方能服众,方能成就大志,曾国藩的自律克己,不只是对自己的胞弟子侄有示范作用,更有带动一方风气,改变社会的功效。

曾国藩修德修业(曾国藩修身养性)(3)

曾文正公家书

修身的落实,经世致用

宋代湖湘学派立派之始就想要“通晓实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自宋至明,理学逐渐走向空谈而不问国事的时候,湖湘学派依然秉承着经世的思想,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这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点。清代包世臣、陶澍、汤鹏、魏源等为首的经世学派,继续传承了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倾向。

生长于湖湘学派这一文化圈中的曾国藩,虽然也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也深受湖湘学派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这使他的修身之学,比正统程朱理学多了经世致用倾向。这使他一方面成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有超越这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格局的方面。作为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体现在他一生潜心研究学问,成为有清以来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兼综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不分汉学宋学的门户,在儒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同时,他的经世致用倾向,又使他得以远远超越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格局境界。经世致用的思想成就了他日后务实的优良品格,从而能够使他出将入相,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锋。

曾国藩极重经济之学与经世之术,并一反宋明理学对二者的轻视,将其归于孔门正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政书,及吾世掌故皆是也。”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便是积极有为,重事务实,“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五到”就是曾国藩家书中所强调的修身,“五到”的精髓就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这无疑是曾国藩务实精神的突出表现。正是这样的务实精进的作风,让他后来极力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主张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和支持者。

曾国藩的这种经世倾向,对于传统理学的修身之道也是一种纠偏。理学的修身之道,宋以后逐渐被奉为士人修身圭臬,其后果是整个知识阶层有明以来的沉沦,即所谓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无力面对现实的难题。其后果正如顾炎武所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传统理学往往重理不重事,以理为先,曾国藩则突出重事务实,以事为先,强调有为。曾国藩的修身学将内省修身与经世致用有效结合,一反一直以来脱离实务的倾向。这无疑是曾国藩修身之学补益于后世的最大意义。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突破了传统修身思想的局限,提出把个人修养融于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现代人修身养性,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修身是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良好品德的养成,是水滴石穿的功夫,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积极地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身品德,才能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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