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开始，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共同认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列宁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参加革命后的笔名，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来自21个国家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成立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区别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主义国际。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培养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工作者，促进东方国家革命运动。
1921年，苏维埃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斯大林任名誉校长。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苏联最早一批高级党校之一，是一所政治大学，专事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政治干部，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包食宿，提供各种各样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
莫斯科东方大学
莫斯科东方大学座落在莫斯科马拉甫洛夫大街，学校分为国际部(A字部)和国内部(B字部)，国际部设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度班、波斯班等七个班，有来自中国、印度、越南、日本、土耳其、阿拉伯、波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学生。国内部设哈萨克班、乌兹别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招收苏联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
首期中国班学生有36人，大多数是青年团员，少数是共产党员，主要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有刘少奇、罗觉(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汪寿华、吴保警、彭述之、卜士奇、吴芳、胡上廉、陈启沃、廖化平、蒋光慈、任岳、任作民、周昭秋、谢文锦、华林、韦素园、傅大庆、梁柏台等。罗亦农任中国班班长。瞿秋白曾在中文班主修社会学课程，并短暂任教
1922年冬，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与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太雷一道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看望中国班学生，对莫斯科东方大学教学和中国学生学习情况印像非常好，希望同学们大家努力学习，回国后更好地投入革命。
当时欧洲失业严重，在巴黎勤工俭学的中共旅欧支部学生学习和生活越来越困难，陈独秀向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提出将中共旅欧学生分批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学生分三批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等。同时，从国内选送叶挺、关向应等人。
1924年5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特地为中国班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分析介绍中苏关系以及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情况。中国班学员中有十多人为中共代表团工作，并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倡议创办“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纪念孙中山先生，也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负责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工作。
吸引了大量热血革命青年报考，最后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选拔了340名学生。其中鲍罗廷推荐了20名，国民党挑选了217名，共产党挑选了103名，分批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
鲍罗廷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当时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孙中山对他很信任。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选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出力不少，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有国民政府政治“保姆”之称，在国民政府很有影响力。
鲍罗廷推荐的学生大多是国民党大佬的孩子或亲属，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儿于秀芝和女婿屈武、汪精卫侄子和秘书，冯玉祥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冯弗伐等。
国民党挑选的学生亦多为政要子女，占了一半多，那时，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在国民党上层是一种时尚。
其中还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
共产党送出的学生乌兰夫（云泽）、多松年，云润、康根成、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陈伯达、左权、张琴秋等青年共产党员，杨尚昆、伍修权、陈昌浩、何凯丰、李伯钊、丁玲等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当时左权已经是黄埔一期学生，黄埔校长蒋介石严禁黄埔一、二期学生报考，但左权仍然报考被选中。
内蒙古优秀青年赴国内外学习名单
1925年10月，国共两党选派的第一批青年学子200多人，在上海港吴淞口码头，登上船舷俄文标示为“远东—191”号的一艘大型煤货混装运输轮船，奔赴莫斯科。
乌兰夫（云泽）与蒋经国安排在同一个船舱，乌兰夫（云泽）比蒋经国大四岁，虽然蒋经国当时只有16岁，但见多识广，侃侃而谈。一路水路、陆路兜兜转转近两万公里，走了一个多月，1925年底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校按身材高矮排队编号，乌兰夫（云泽）身材高大，排在51号，学生证号码也是51号。学生证用途很多，凭学生证领取生活用品，在学校办任何事，都要出示学生证。如果上街迷路，出示学生证，警察可以把学生安全送回学校。
学生宿舍。宿舍很宽敞，每人一张钢丝床。每张床上放着俄式大枕头和毛毯，睡在上面非常舒服。床边放着床头柜，室内靠墙放着一个宽大的衣柜，柜子分有很多长格，每个长格供一人存放衣物。当时，莫斯科冰天雪地，非常寒冷，但教室、宿舍都有壁炉，很暖和。
1926年1月，有10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生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员中有冯玉祥的儿子女儿冯洪国、冯弗能等
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员和团员受到巴黎警察当局迫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也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批学员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邓小平、傅钟被分到七班，邓小平学生证号码是233。七班学生中，这个班很特殊，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乌兰夫、康根成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后来这个班私下里被称为“理论家小组”。邓小平被选为七班共产党小组组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四层楼房的方形建筑，里面有100多个房间。还有一幢沙俄贵族菲拉列特留下的别墅，每个房间都高大敞亮，屋顶浮雕华美，吊灯精致堂皇。改为礼堂的别墅大厅，是沙俄贵族时的舞厅，据说普希金婚礼舞会就在这个舞厅举行。建筑内部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生活条件非常好。
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每年预算约一千万卢布，还动用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作为中国学生回国费用。苏联苏维埃政府尽全力保障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需要，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师生的生活待遇，西服、大衣、皮鞋、袜子、雨衣、冬装，以及手帕、梳子、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由学校统一供给，甚至洗衣服也由学校“包办”。每月给每位学生发放12卢布津贴。学校设有门诊部。定期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参加假期疗养和夏令营，参观莫斯科名胜古迹。
莫斯科中山大学伙食很丰盛，刚开始是西餐，有牛奶、鸡蛋、白面包、香肠、鱼子酱、点心等，一日五餐。一段时间后，中国学生感到既浪费又不习惯，提议改为一日三餐，聘请中国厨师，中西餐自选。
当时，苏联人民生活还比较艰苦，却给予中国学生这么优厚的待遇，中国学生大家都非常感动。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部分教员和中国学生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组成了中共支部局，书记是傅钟，邓小平是组织委员兼七班党小组组长。身材伟岸的乌兰夫（云泽）是校排球队队长，康根成同样身材高大也是队员，中山大学经常率队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排球队比赛，几乎场场不败。
为便于中国学生回国后安全开展工作，莫斯科中山大学属秘密办学，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每个学生都有俄文名字。
邓小平俄文名为多佐罗夫，乌兰夫（云泽）俄文名为拉谢维奇，蒋经国俄文名为尼古拉，康根成俄文名为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赤，那时邓小平中文名还是邓希贤。
“四一二”蒋介石政变抓捕共产党并杀害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集会。乌兰夫（云泽）登台即兴发言，非常有感染力。蒋经国也登台表态，情绪之愤慨、言辞之尖利，超过任何人，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彻底划清界限。当时蒋经国经邓小平乌兰夫介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莫斯科留学期间，乌兰夫（云泽）与蒋经国同在第一期两人同桌、同寝室，关系十分密切，成为好朋友。
乌兰夫（云泽）常常把学校发给自己的白糖拿给蒋经国，蒋经国从小喜欢食用白糖自己学校发的不够吃，将经国深为感动。他们经常一起上图书馆，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一起讨论国内外重大事件，思维方式逐渐趋同。
1926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乌兰夫（云泽）和蒋经国从图书馆回宿舍路上，两人用俄语唱起《国际歌》，唱完最后一句“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蒋经国突然站住，非常庄重地问道，“拉谢维奇同学，我能够加入你们中国共产党吗？”
乌兰夫（云泽）立即向傅钟书记做了汇报。过了几天的一个深夜，傅钟带领邓小平和乌兰夫（云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局办公室，约见了蒋经国。傅钟和邓小平分别与蒋经国谈话。然后傅钟主持仪式，邓小平和乌兰夫（云泽）作为入党介绍人，蒋经国面向中国共产党党旗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邓小平回国前，蒋经国请乌兰夫（云泽）一起为邓小平送行，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共同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当时，蒋经国动情地说，“邓大哥，你和乌兰夫（云泽）大哥待我亲如兄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希望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1983年，乌兰夫（云泽）次子乌可力作为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代表团团长，率团到新加坡参加世界兵器博览会。蒋经国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特地派五子蒋孝勇到新加坡与乌可力会晤，转告对傅钟老师、邓小平（邓希贤）同学、乌兰夫（云泽）同学的问候。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国际决定，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抽调部分俄语功底较好的学生参加大会筹备组工作，翻译有关材料，如王若飞夫人李培芝、王明妻子孟庆树、陈昌浩妻子杜作祥、瞿秋白弟弟瞿景白，秦曼云、乌兰夫（云泽）等。
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校长向周恩来介绍乌兰夫（云泽），称赞道：“他的俄文学得很好，已是出色的翻译了。”周恩来笑着与乌兰夫（云泽）边握手边说：“好，好，你是蒙古族，希望你努力学习，将来把马列主义带回内蒙古去，为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服务。”这是乌兰夫（云泽）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
当年，乌兰夫（云泽）俄语水平在中国学生中属佼佼者，连一向清高自傲的蒋经国都向他请教俄文学习诀窍。
1928年初，乌兰夫（云泽）毕业后，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同时聘为教学翻译，中国学生上课时，负责翻译俄语。
其实，乌兰夫（云泽）到苏联时，俄文也不会。但他起早贪黑，硬是拿着一本俄汉词典，用俄汉比照发音的笨方法，通读了俄文《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著作，其中，俄文《资本论》通读了三遍，既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也提高了俄文水平。云泽回国时，这本《资本论》也带回国内，一直珍藏在身边。现保存在乌兰夫纪念馆。
云泽珍藏的俄文版《资本论》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两年，第一学年主要学习俄语，每天4个课时，其他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还有一门课程是军事训练，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1929年，乌兰夫（云泽）向组织提出回国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召见了他和佛鼎、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人，并作了指示。随后，大家一起踏上秘密回国之路，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受培训的奎璧等人会合后，返回内蒙古。
1925年去苏联留学前夕，乌兰夫（云泽）就写诗明志，“归来报国家”“为民解倒悬”。全诗为：
山河悲破碎，水火痛黎元。
赤帜镰刀举，为民解倒悬。
胸怀救国志，肩负民族托。
鲲鹏徙北海，取火向赤俄。
远渡寻真理，归来报国家。
愿洒长弘血，赤遍我中华。
注解：
1920年7月26日，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马林作为荷属印度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提出“苏维埃俄国应该为东方革命者接受理论教育创造条件，以便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生气勃勃的成员。”
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
1921年2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组织东方训练班。不久，俄共(布)中央又决定将训练班改名。同年4月，在莫斯科按“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章程建立一所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
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斯大林亲任名誉校长，第一任校长就是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布罗伊多。
1922年冬天，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到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班的学员，对东方大学的教学和中国学员的学习都很满意。
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旅欧支部的成员前后分三批陆续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从国内也选送到东方大学学习。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班学员已达100多人。
到1924年，东方大学已成为苏联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有160多名教师和60多个民族的100多名学生。在外国部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东方大学的部分教员和中国学生转到中山大学。
1927年，苏联共产党内掀起了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留苏的中国学生与学校方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928年秋，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中山大学。
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
1937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一个是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另一个是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
1938年，东方大学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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