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崇寒
到底谁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韩国学者以清州牧（今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市）兴德寺发现的现存最早金属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年）作为其发源地之说的力证，提出“我们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至少在13世纪前期就已经萌芽和扩散，在朝鲜朝取得史无前例的独有发展”，之后传到中国和西方世界。
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以支持“韩国发明说”的几个论据来看，完全不具备说服力。比如根据化学成分鉴定为“世界上最早金属活字”的铜铸“”字（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据说是从高丽朝（936—1392）私人墓穴中出土（至今未见发掘报告），因为成分（含铜50.9%、锡28.5%、铅10.2%、铁2.2%、锌0.7%）与高丽肃宗七年（1102）起开铸的铜钱“海东通宝”相近被认定为同时代产物。抛开其孤例身份另说（无时代标记，无伴出物），单凭相似的化学成分无法为它准确断代，唐代开元铜钱与宋代熙宁铜钱含铜、锡、铅、锌的百分比相同，年代却相差300年。
实物无法证明，文献里白纸黑字写着高丽宰相崔怡“于迁都之际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详定礼文》（国家典礼书，50卷）”总没有反驳的理由吧？学者潘吉星不以为然，要知道高丽王1232年从开京（今朝鲜开城）迁往江华岛正是迫于蒙古入侵高丽的无奈之举，兵荒马乱之际未及带走《详定礼文》，崔怡以其家藏写本作为底本，以金属活字印成“分付诸司藏之”。在决死抵抗蒙古军队侵略的关键时刻还能“大量熔铜铸字”，轻而易举印出那么多部巨著，究竟是“迁都以前已经在开京掌握了熟练的铸字印刷技术和经验”的证明，还是值得让人怀疑的假说？
无论如何，没有争议的是以现存金属活字印本来说，《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最早的，该书为清州牧兴德寺主持白云和尚（法号景闲，高丽朝末期名僧）集历代佛经所载故事，阐发佛祖指导寓意的著作，弟子在其圆寂后刊行，题记中“铸字施印”表明为金属活字印本，整体效果堪忧：文字排列不整齐，同一字字体不一，同页同行的字墨迹有深有浅，个别字迹模糊，一看就是“试验品”。
韩国铜活字铸件，约1406年
金属活字的起源是在中国而非韩国。正如刻有千字文的木活字专为田宅契纸编号，以铜铸印版印制的宋金纸币（时称“钱引”“交钞”“宝券”等）也需要通过不同的铜活字进行区分。纸币上的币名、面值、流通区域、印发机构是固定的，但为防止有人伪造，每张纸币上还得有以千字文编的字号、料号以及印造、发行机构官员花押等文字。这些都需要灵活的铜活字才能完成。例如上海博物馆藏金贞祐宝券伍贯铜钞版上留有几个长方形凹槽，就是为了放铜活字的，从出土的金代纸币铜印版来看，贞祐宝券伍贯铜钞版上的空白凹槽不是个例。自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二年（1154）仿北宋交子发行纸币交钞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印钞票”，使其作为主要货币在全国通行。尤其是蒙古发起进攻后，金朝依赖发行大量纸币支付庞大的军费，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金军与蒙古军在会河（今河北怀安东洋河与柳川河汇合处）大战前，金政府一次用84车交钞作为军前奖赏，无节制发钱的后果是交钞越来越不值钱，贞祐三年（1215）七月，为挽救岌岌可危的交钞，金宣宗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并制定阻挠、破坏宝券流通罪，仅一年工夫，宝券掉价厉害，又铸造“贞祐通宝”，不知当时流到市场的无数纸币中，有多少是铜版和铜活字结合的产物。金代纸币仿效的是北宋制度和技术，有理由认为，中国“将铜活字用于印刷应早于1154年”。退一步讲，就算韩国13世纪前期已有了成熟的铸字印刷技术，它用铜活字也比中国晚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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