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神州学人》杂志 2020年 第3期 作者：张宁
图：插画师没辙 （图虫创意）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如此肆虐，抗击“新冠”激战正酣，我的思绪经常回到17年前抗击“非典”的场景。回想起当年参加抗击“非典”的70多个日日夜夜，深切感受到在重大突发疫情来临时，国家和世界都呈现出一种紧急状态，这种状态于我们都是非常陌生的，考验着国家各个方面的应急处置能力和特殊攻关能力。
受命加入国家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组
2003年，我的身份还是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助理兼留学工作处处长。4月18日下午5点左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刚刚结束“国家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组”筹备会，在返回教育部的途中电话通知我：“下周一派你全职到国家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组工作，任国际合作组副组长，有问题吗？”“没有。”我就这样受命到岗了。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遵照中央“要夺取同疫病斗争的胜利，最关键的是要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以及“要组织力量攻关，尽快研究有效治疗方法”的指示，由科技部牵头，卫生部、教育部、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联合成立“国家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组”（以下简称“科技攻关组”），在“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以下简称“全国指挥部”）统一部署和领导下，针对当时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紧急需求，采取“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超常规运作”的工作机制，在流行病学、临床、药物、防护等方面紧急开展科技攻关。
在时任教育部国际司司长曹国兴领导下，我和徐培祥（时任教育部国际司留学工作处副处长，现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等同志一起共同战斗。当时北京的疫情最为严重，谢更新和明兴建两位借调干部本已分别回到湖南大学和重庆大学，收到召唤后也毫不犹豫，立即返回北京投入到工作中。那时候还不流行“逆行者”这个词，但像他们这样的逆行者不计其数，医护人员、科技人员、军人、公务员，以及海外留学人员，都是逆行而上的“非典”抗击者。
发挥在外留学人员抗击“非典”独特作用
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支持下，我们科技攻关组国际合作组开展了大量工作，仅将和留学人员相关的工作介绍如下。
组织编写《国家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组——SARS科技简讯》。4月21日，我到科技攻关组上班第一天，便联系时任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颜光美教授（留学美国，1997年发起并促成12名博士集体回国），商定由他立即组织团队，编写SARS科技简讯，每天一期（一般有几十页）。当天下午6点，国际合作组就印发了第一期《国家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组——SARS科技简讯》。这个简讯连续编印了70多天，为抗击“非典”及时提供了国内外的科技信息。
建立渠道，组织号召在外留学人员支持国内抗击“非典”。4月22日，我们起草了一份特急电报，发给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让他们组织号召在外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支持国内抗击“非典”。同时，我与时任新浪首席执行官茅道临（留学美国）联系，得到两方面大力支持，一是为教育部国际司为海外华人和留学人员抗击“非典”设立专门的特殊直通信箱（fightsars@chinaicd.com），二是为筹备全球华人科技专家抗击“非典”网上专业论坛提供技术支持。消息传出，各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海外学人积极响应，以各种方式参加抗击“非典”，纷纷向国内捐款捐物，献计献策，参与科研攻关和临床治疗。
组织留学人员咨询专家组，召开专家论坛。经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推荐，我们在几天内就组成了一个咨询专家组。专家组分为流行病学、临床、药物、防护等专业领域，成员有110多人，来自20多个国家，都是在国外高校、科研机构、公司企业工作的留学人员。他们召开了多次网络专题论坛会议，为国内科技攻关提供了大量建议、咨询服务。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科技攻关组副组长李学勇参加了第一次网络专题论坛会议，向咨询专家们表达谢意和敬意。
组织、安排、接送在外留学人员“逆行者”。在国内突发“非典”疫情的形势下，在教育部、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的号召和推动下，一批学有专长的在外留学人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抗击“非典”工作。
驻瑞典使馆教育处推荐的乌普萨拉大学的陈鲁妮博士，和她的导师、同事共同研究了一种治疗方案。在瑞典有一种对缓解呼吸阻塞能起到明显作用的治疗方法，即利用一氧化氮为“非典”病人进行药物气体治疗，将该气体直接吸入肺部进行治疗，并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取得较好效果。陈鲁妮在导师约兰先生支持下，先后募集了70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和5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支持国内。2003年5月初，在北京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陈鲁妮从斯德哥尔摩辗转来到北京，直接指导用药和监督用药的疗效。我们从去机场迎接陈鲁妮，到协调北京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与她进行对接，再到联系全国指挥部和科技攻关组对接支持，帮助陈鲁妮完成了一批临床治疗，取得了较好成果。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相关简报上作了批示，对陈鲁妮回国抗击“非典”的行为给予肯定。几个月后，关于该临床治疗方法的论文在《柳叶刀》上发表。
经驻瑞典使馆教育处推荐，刚刚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完成博士答辩的卢青于2003年5月16日回国。在我们的联系安排下，卢青5月28日就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到工作。
驻旧金山总领馆教育组推荐了正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的施凌方博士。他毅然回国，主动请缨参加抗击“非典”临床工作，经联系被安排到北京地坛医院抗击一线；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呼吸科研究人员丘道明，经联系被安排在北京佑安医院，进行临床研究工作；美国加州大学免疫学博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分化与细胞工程实验室主任、特聘教授邓宏魁也于2003年4月底回到北大开展相关研究。
驻芝加哥总领馆教育组推荐的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裴端卿，在短时间内赶写了一份关于抗“非典”的建议后，即启程回国投入抗击“非典”工作中。
在美华人科学家朱立、华绍炳主动请缨，以“科学战士”的身份加盟上海张江“药谷”，在故乡最需要的时候，投入“非典”阻击战。
一位正在德国进修的北京地坛医院的医生，获悉北京“非典”疫情后，提前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加入到抗击“非典”的队伍中。
一位已在美国工作、曾经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学生的留学人员，坚决请辞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人民医院投入一线工作。
在此过程中，许多在外留学人员还为抗击“非典”科技攻关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药品。有留学人员从俄罗斯送来导师推荐的特殊药物参加临床试用，有留学人员从日本送来测试能否防护病毒的特殊布料，有留学人员从瑞典运来几百件核放射性防护服，等等。此外，通过在外留学人员的参与和引荐，海外许多人将对抗击“非典”的关注和支持聚集到科技攻关组，为抗击“非典”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留学回国人员在抗击“非典”时的群体作用
当年抗击“非典”科技攻关，留学回国人员发挥了群体作用，充分展示了留学回国人员的风采，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钟南山（时任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留学英国）、曾光（时任首都非典防治指挥部顾问，留学美国）、王辰（时任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留学美国），程京（时任清华大学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留学英国）、饶子和（时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留学英国）、杨焕明（时任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留学丹麦），曾益新（时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院长，留学日本、美国）；徐冠华（时任科技部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组长，留学瑞典）、陈竺（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留学法国）、黄洁夫（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留学澳大利亚）、章新胜（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留学美国），等等。
科技攻关组当时还采取“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超常规运作”的工作机制，在流行病学、临床、药物、防护等方面紧急部署了一批科技攻关课题，并列为“863计划”“非典型肺炎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制”重大专项。留学回国人员和在外留学人员在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批留学人员也在参与过程中成长为学术带头人、管理带头人，我国其他相关科研也在抗击“非典”科研工作中不断进步和完善。
17年过去了，今年又出现了重大新冠肺炎疫情，传染形势更为严峻，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但国家、社会层面的措施果断有力，科技力量投入很快、规模很大，在这些背后，我看到了2003年抗击“非典”的成果，又看到了众多留学人员的身影，我多次泪目，由衷地向这些逆行者们致敬！（作者系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曾留学英国，曾任驻瑞典使馆教育处参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