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书法数量之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座庞大的中国书法基因库，对研究三千年书法史，特别是书体演变和最终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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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奥运会徽谈起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
这一刻，世界各大媒体都把镜头对准了祈年殿。
千呼万唤中，2008年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徽图案高度融合了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特征，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特别是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汉简书法的形式写成，堪称神来之笔,被誉为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灿烂文化完美结合的精品。
“当初，BEIJING2008并不是用汉简体，而是用普通的罗马体写的。”2009年8月，《敦煌书法》摄制组在京采访了会徽的设计者、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郭春宁。
“我们的方案被选中后，专家、评委提出了修改建议，说你们能不能尝试一下，英文和阿拉伯字母也用中国书法的形式来写？”
然而，郭春宁从没用毛笔书写过英文和阿拉伯字，怎么写都像外国人写汉字。他挖空心思地发动了一帮小朋友来写，希望用孩子稚拙的笔触来获得新的意境，但效果差强人意。最后一道难题无法破解，他们都感到非常困惑。
有一天，郭春宁忽然想起有位设计师的女朋友是学中国画的，还会写汉简体书法，能不能请她帮忙写写试试呢？
过了两天，她拿了一卷纸过来，郭春宁打开一看，立刻眼前一亮：“嘿！就是它了！”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汉简体“BEIJING2008”。
郭春宁说：“现在看来，只有敦煌汉简书法那种古朴、率真、洒脱的特点能够与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的伟大梦想相匹配，而且与中国印的风格一脉相承，浑然一体。尽管汉简现在不被很多人认知，但是它存在于2000多年前的敦煌，体现了中华先民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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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坠简——中国书法的“核爆”
早在100年前，敦煌汉简重见天日时，就曾引发了中国书法的一次“核爆”。
1906年至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两次在敦煌玉门关一带的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简牍789枚，由此拉开了汉简大规模出土的序幕。
首批敦煌汉简被斯坦因偷偷运回了英国。后来，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根据这批资料编辑出版了图册。国学大师罗振玉获知这个情况后，就写信给沙畹，希望博士把汉简资料提供给他做些研究，后来沙畹就把书稿的底版寄给了他。罗振玉如获至宝，他立刻与著名学者王国维分头整理考证，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第一部汉简研究名著《流沙坠简》在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
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著名书法家、理论家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敦煌汉简灵光乍现，一下子打开了书法的新天地，不仅改写了中国书法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书法创作。
国内最早看到汉简的书法家是沈曾植。他跟罗正玉、王国维亦师亦友，《流沙坠简》的书稿大样刚出来，罗正玉就从日本寄给沈曾植先睹为快。沈曾植看后敬若神明，他说，看到这个东西好像突然开窍了，以前苦苦猜想的东西，今天终于找到了实证。
千年墨痕重见天日，使许多长期困扰中国书法的重大理论谜团真相大白。这不仅为书法史的重构添加了珍贵的素材，也为当代书人打开了一个琳琅满目的书法宝库。简牍书法的自然、朴素以至有些新奇的美，很快成为人们争相效法的对象。
清末民初大书法家李瑞清、郑孝胥看到《流沙坠简》后都击节赞叹：汉代笔法的奥秘已经泄露无疑，以此复古指日可待。
著名国学家梁启超先生一直怀疑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看了汉简之后，他才觉得没有问题了，他相信王羲之那个时代会出现这样的杰作。
此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鼎盛期，沉睡千年的书法材料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
——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人贝格曼在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居延地区发掘出大批汉简，总数多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
——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十简》和《仪礼简》；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批医药简；
——1973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又称“居延新简”；
——1979年，敦煌文物工作者在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一座烽燧，又出土了1217枚汉简；
——1987，敦煌市博物馆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处的三危山麓下，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的悬泉置遗址。经过三年的发掘，获汉代简牍27000多枚；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维修玉门关遗址时出土汉简250多枚。
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漫漫沙海中掩埋的木简，可以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干旱少雨的陇原大地，无意中成了中国古代文书档案的巨型露天博物馆。100多年来，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山，北达居延海，都有秦汉简牍相继出土。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5／6。
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并称为中国20世纪四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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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人怎么写字？”
西汉时期，为了安定边防，解除匈奴之患，汉武帝先后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使“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为了有效地经营河西地区，维护与西域的交通，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统称河西四郡。
河西在屯兵戍边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连面相属的侯望系统，史记称“边郡烽火侯望精明”，“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赵充国传》）。西北汉简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遗物，他们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
敦煌简牍，现知纪年最早的简是汉武帝时的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楼兰地区发现的年代最近的纪年简，是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共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为边塞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如日常屯戍簿册、诏书、法令、屯戍制度、官吏任免、军纪、赏罚、名籍、粮饷、器物簿、诉讼爰书和杂记等等，基本上连贯地反映了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末各朝代的历史情况，简牍上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墨迹也完整地反映了汉代的书法风貌，是我们研究汉代书法最丰富最详实的资料。
汉简的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时间，这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学术上叫“隶变”，隶书的变化的意思，那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到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也就是说，汉简是古今文字之间的一座桥梁。
汉简的一大部分是边塞汉简，内容多为上级发往下级的诏书和公文，书写者也大多是戍边或者是邮驿中的下级吏卒。军情紧急，容不得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地写繁复的篆书，他们为了书写简便，从而采取“减、省、连”的方法，逐渐创造出八分书、隶草、章草等书体，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今草。
汉简的书写者思想开放，不墨守成规，书法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绝无精雕细刻的庙堂习气。因为这些将士们常年生活在烽火连天的边陲要塞，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荒凉的大漠锤炼了他们勇敢无畏的精神和雄强豪放的性格，绝少矫揉造作，形成了粗犷、雄健的书风。
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体书已经完成了，两千年来没人能创造第六种书体。五体书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华大地，在中国人民的心理当中定格了。敦煌汉简正好处在中国书法五体形成的重要时期的一个重要位置，承前启后，博古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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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书法开一代书风
尽管写汉简的大多数都是无名氏，那些墨迹，尽管有些还不工整，有些拙气，但都是自然的，自然的状态就是美的极致。汉简书法的那种潇洒，那种自然清新的状态堪称中国书法的瑰宝。
书法大师沈曾植最早尝试借助敦煌汉简进行变法。他把简牍中行草的笔法融入到碑版书法中，最终在行草书的变革上取得了突破，创造出一种古朴厚重而又自由奔放的行草书，令人耳目一新。
沈曾植的弟子王蘧常，还有现代书法大家王世镗、于右任、马一浮、沙孟海、钱君匋、高二适诸君，都从汉简章草中汲取精华，赋予传统草书以当代笔墨精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极大地推动了当代草书的发展。
刘正成先生总结道：“现代书法一大变化就是出现了简书模式的章草，这些真正的汉代隶书的草书，是楷书出现之前的书体。这种非镌刻的比较自由的书写墨迹，是秦汉时代草书——章草的本相。于是，20世纪书家便竞相模仿之，打破了宋、元、明、清章草的窠臼……如果做一个断代史研究的结论，可以说受到秦汉简牍书风所改造的章草，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草书创作的一个时代性特征。”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沃兴华认为，清末以来，关于传统碑学如何走到行草书里面去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敦煌汉简新材料的出现正好与书家们的探索一拍即合，形成20世纪书法发展的一个新潮流。
沃兴华说，现在有新的材料不但可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也可以解决当代书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利用敦煌遗书、敦煌汉简，为碑学的行草书打开新的出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书法家的使命。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曾在20世纪八十年代掀起当代书坛的“汉简热”。他在接受《敦煌书法》摄制组采访时说，尽管他后来主攻行草，但汉简隶书已经成为独有的“滋养”，他在后来的小行草创作中，保留了大量的汉简笔法，如转折的圆转，行笔的清爽质直，但其精神气质又有别于古人。
张海“变法”不仅为自己重塑了艺术生命，也影响了一代书风。
“汉简书法已经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头了。”张海说。
□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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