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丛鱼
上世纪90年代，王晶和周星驰合作的电影《九品芝麻官》凭借无厘头的爆笑剧情火遍中国。除了流传的搞笑台词和经典桥段以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公正廉明匾”从摇摇欲坠、蛛网尘封，到光洁如新、熠熠生辉——这个镜头是对主角包龙星官场生涯的最好写照。
从九品官员包龙星，起初为了区区一两白银，不惜冤枉黄老秋夫妇、落得个“包大人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后来又在三万两白银的“黄金屋”诱惑之下，掉入方唐镜的陷阱，被判死刑；最后，越狱成功的包龙星，经历了千惊万险、千辛万苦，为被误判的秦小莲平反，就这样用自己的血与汗将公正廉明匾“擦”得锃亮反光之后，辞官从商。
这部经典影片的爆笑剧情背后，其实是清王朝庞大的候补官群体的悲惨命运，更是大清政治史中一个让人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
一．买卖官职这事儿
在古代的中国，朝廷卖官鬻爵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其在秦始皇时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以爵换粟”，以应对蝗灾和瘟疫；朝廷出卖的只是官爵，也就是“鬻爵”，购买者有爵无权。到了汉恒帝时，才开始卖实职，也就是“卖官”。
清朝是买卖官职最泛滥的朝代，泛滥到什么地步呢？朝廷把官职明码标价，按俸禄和等级依次抬高价格，只要有钱，甚至有和尚买官的。“买官”这事儿在清朝，正儿八经形成了制度——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和科举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了清朝官员的两大来路。捐官名目繁多，比如捐实官、捐出身，还有花钱买监生资格去国子监读书等。
而买官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多分为两种，一种是屡试不第的官宦子弟，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家庭条件中等偏上，捐官来谋求个铁饭碗。另一种是商人，腰缠万贯，但是出身卑微、地位低贱，为了将“富”与“贵”结合，买个官做做，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二.候补官到底有多苦命
按理说，这官职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挖好了的——买官的人那么多，但是官位毕竟有限，所以，买官买的只是一个候补，要真想有实权就得排队等，于是就有了清朝庞大的候补官群体。要想得以补缺，要去投供，也就是向吏部报道，再用抽签决定去哪里候补。候补期间，他们或当差，或署缺，或赋闲，大多生活凄苦。
其实，清朝前期的候补官员并不多。捐纳制度的完善，主要是从康熙开始的。康熙十三年，三藩动乱， 戈尔丹反叛，军队南征北战需要大量粮饷。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康熙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所有向国家捐钱的人，他们的孩子可以进入国子监，并且获得官职。在一个崇尚读书、以官为荣的社会，这项政令的影响不言而喻。一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背后，是多少为了捐官而倾家荡产的人。
一个想卖，一个愿买，那么衙门里的候补官数量有多庞大，就可想而知了。有人用“官多如鲫”来形容冗官的局面。据统计，晚清候补官员是正式编制的六倍多。甚至有史书记载：在同治末年，江苏道员只缺二三个，候补却有六七十员；府州县通判可外补的也只有十几个，候补却达到一千余人！
候补官虽然也算半个官，但却没有实权，僧多粥少，所以是不给他们发工资的。试想一个敲髓撒膏买到官职的平民，在家徒四壁、捉襟见肘的时候，连工资都没有，如何生存下去？清末县官李超琼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他考中举人、分发江苏时，所遇惨象：与他需次的足有46人，其中有候补了20多年却连临时差事都没捞上过一次的，有候补几年贫死他乡的；还有一个叫王竹的老乡，候补了20年，骨瘦如柴，最终等来一个县令，却在得到消息后的几天就病死了。此外，还有很多人死于饥饿。
除了生活贫苦以外，他们的政治地位还十分低下。拿剧中的包龙星举例，即使他的祖先是包青天，而且他的老爹包不同还曾经是大官、结交了不少人物，包龙星也还是混得惨不忍睹。作为从九品官员，被状师欺负，被七品官欺负，甚至还被正九品官员瞧不起。原因就是他的身份太特殊了：候补官。最终他成功平反冤案，直接原因还是他凭奇迹般的好运气，在一次偶然中结交了皇帝。这才使得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官，扳倒了从一品水师提督和刑部尚书。面对狼群，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到老虎的支持。然而，值得回味的是，影片的结尾部分，皇帝驾崩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包龙星终将难逃被权贵报复的厄运。
三．朝廷的定时炸弹
如果单看他们的遭遇，确实是可怜凄惨；包龙星创造奇迹、威风八面的背后，不知是多少候补官的血泪。但是清朝的候补官队伍，不仅自身命途多舛，而且对于政治来说就是一颗毒瘤。
首先，他们的官职毕竟是买来的，做生意就要讲究利润，再不济也要回本吧；所以这些利欲熏心的候补官们，一有机会便捞。而且捐官的成本很高，这就大大增加了“清廉”二字的代价，让清官成为政治的稀缺品。据记载，知县一职的价格是4600两银，而俸禄却只有60两。要是不受贿，很多人一辈子都回不了本。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等待已久，一旦事权到手便巧取豪夺，贪得无厌，无异于朝廷里的定时炸弹。剧中的包龙星还算有良心的，对真实的候补官和当差群体来说，“能捞则捞，不能捞则日夜想着捞”已经是普遍心理和群体行为了。
更要命的是，关系到近代化的实业是吏治败坏的最集中之处。候补官员无所不用其极， 挪用公款，公开受贿，安插亲信，欺上瞒下。嘉庆帝时剿办贼匪，但是兵丁个个衣衫褴褛，如同乞丐，因为每年所发的帑金都用于候补官员结党营私了；如果帑金物尽其用，则会兵精饷足，早能平定动乱。而且官员在监管武器制造时偷工减料，以至于最后填充火炮的火药掺进沙土，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暂且不提贪污的习性，再看看他们的能力吧。事实上，像剧中包龙星那样有一些胆识和能力的候补官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候补官只是酒囊饭袋而已。毕竟，有能力的人都通过科考入仕了。多数候补官是碌碌无能的，对近代事业一窍不通，甚至难以胜任传统事务。在晚清，近代性局务多由候补官操持，他们迂腐不化，讲话拿腔作调，前呼后拥，追求享乐。外国来华的商业考察团，曾记录过中国工厂中候补官员充斥的现状：各个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无所事事地各处偃息，或者钻研经书。他们对管理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主管管理的亲朋，他们都领薪水。
有晚清官员说，“前代之冗官在闲散，我朝之冗官兼在候补”。作为冗官问题突出的两个时期，晚清的冗官与宋朝的冗官是有本质区别的。体现在哪里呢？宋朝的冗官不是真的“冗”，而更多的是是官位确实存在空缺，但是在分配上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而晚清的冗官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多赘冗了。
靠卖官鬻爵来“开源”，只是封建社会体制内的权宜之计，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卖出去的是官职，更是官场的廉洁和尊严。捐纳之事的弊端，道光看得很清楚。他曾对大臣张集罄说，捐班“将本求利，其心可知”，“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实际上，道光帝在卖官上格外“大方”。道光年间，京官不说，仅卖地方官所得财政收入就有3388万两白银，而且卖官频繁，每年都有记录。在江河日下的晚清，即使认识到位，也难免迫于压力束手无策，回天乏力。然而，晚清社会并没有因为捐官而回光返照，道光三十年萧条时期，“抗租”“抗暴敛”“抗漕”民变频发，强盗盘踞，邪教盗匪，在在皆有”。
候补官员群体的可怜背后又是多少可恨之处。作为晚清的一条政治寄生虫，他们不断消耗着大清的元气——这巨大的内耗，让清王朝的吏治由内而外烂透。
参考资料：《道咸宦海见闻录》、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肖宗志《晚清候补冗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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