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整理
在东方文化中，老虎自古以来都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亦是扶正镇邪的守护神，在宗教与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值农历壬寅虎年新春，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也有着与中国相同的十二生肖，从韩日绘画中的虎，依稀可见中华文化是如何传播、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
《虎图》（局部），朝鲜王朝，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韩国：老虎几乎等同神的化身
古代韩国，因为多山地，自古就有很多老虎栖息，故称为“虎国”。古代韩国被称为“驾驭老虎的君子国”，从古代到朝鲜王朝时代（1392-1897），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老虎不断化身为墓葬美术中的守护神、佛教美术中的山神、绘画中君子和辟邪象征，反映出韩国人对虎的信仰与敬畏。
在韩国美术中，勇猛咆哮的虎并不多，更多的是姿态威严、面带诙谐微笑的老虎。这些形象反映出韩国人重视儒家思想与乐观诙谐的天性。这也证明了在韩国人的心目中，老虎一直是具有神通力和气魄的灵物，也是一个诙谐亲近的朋友。
韩国的三国时代（百济、新罗、高句丽）与中国交流活跃，在百济（前18-660年）首都扶余罗城遗址出土过“虎子”（夜壶）。在高句丽（前37-668年）墓葬真坡里第1号墓（封土石室墓，现位于平壤）中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壁画也与北魏墓葬壁画有着相似之处。
真坡里1号墓白虎壁画（临摹），韩国国立博物馆藏；时任东京美术学校助理教授小场恒吉（1878-1958）绘制
“四神”源自二十八星宿。从公元前三世纪起，人们按照五行划分东西南北各七个星宿，分别布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随着时间的推移，“四神”象征的意义也有所扩展，汉朝在其辟邪的基础上，增加了方位神的作用，四世纪以后逐渐为道教所接受。
小场恒吉临真坡里1号墓白虎壁画（局部）
墓葬壁画上的四神是想借助它们的勇猛和神威护卫死者。这一想法同后汉极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风俗通义》中记载的“老虎噬食鬼魅”一脉相承。
真坡里第1号墓中的白虎壁画，带着火焰形的翅膀，细长的身体与四肢、颈部呈S形。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老虎，更接近于理想化的动物。白虎身处五色云彩和花朵飘落的神秘场景，推测为仙界云气化生。从白虎精致流畅用笔、云气花朵等画法推测，这座古墓建于6世纪前期。
小场恒吉临真坡里1号墓白虎壁画（局部）
到了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越来越多的绘画中出现虎的形象，比如《山神图》。山神源自民间，在佛教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过程中，山神被提升为护法神。到了18世纪中后期原本置于山神殿的《山神图》移入道庙殿阁供奉。
《山神图》，朝鲜王朝，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朝鲜王朝后期的《山神图》多采用拟人的手法，以云彩、远山为背景，松下有摇扇的山神、童子与蹲坐的老虎。有人认为老者是山神，老虎是山神的使者；也有人认为老虎是山神，旁边的老者是将老虎拟人化的“山中之王”。
“出山虎”也是朝鲜王朝中期以后虎画常见的题材，“出山虎”始于中国北宋画虎高手赵邈龊，“出山虎”显示老虎作为百兽之王的威严，也可视为敦促为政者关切民生、严正执法。
佚名，《猛虎图》，朝鲜王朝，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在韩国国立博物馆藏的一幅“出山虎”作品中，墨绘的老虎跃然纸上，它停下脚步转身凝视正面。因作品上有朝鲜王朝后期画家沈师正“玄斋”的落款，曾被认为是他的作品。但题款上的“甲午年”与沈师正（1714-1774）的活动时期不符，据此推测作品上的题款与落款为后添，其作者不详。
但这位画家的艺术造诣并不低，他以细腻的笔触画出虎背的皮毛。并通过虎背的扭动让观者感受其健壮与强悍，以及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唯我独尊的王者风范。
佚名，《猛虎图》（局部），朝鲜王朝，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这幅图写实厚重、用细劲的笔致表现出老虎悄无声息地出山，身姿敏捷的威武之姿。一根根刺起来的胡须、霸气凌人的眼神、欲行又止的威严神态，充分彰显出百兽之王的霸气与神秘感。观者也身临其境、有与老虎对视之感。
《易经》上说，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因此出山虎有隐身于山中的君子为匡救扶正出世的意味。
金弘道，《松下猛虎图》，朝鲜王朝，韩国三星美术馆藏
18世纪朝鲜画家金弘道（1745-1806）的两幅虎画，被认为是朝鲜王朝后期最为优秀的虎画作品，展现了画家无不擅长的绘画天赋。
其中，《松下猛虎图》中松树的画法别具一格，由于松树旁边还有“豹庵画松”的字样，据说是与他的老师姜世晃（1713-1791）的合力之作，可是松树的表现与姜世晃的画风有一定距离。
金弘道，《竹下猛虎图》，朝鲜王朝，个人藏
《竹下猛虎图》是老虎在竹下屹立，抬头翘尾。右侧有黄基天（1760-1821）所写题跋，黄基天曾担任江东县监、庆尚道都事，并善于书法。题跋写着“朝鲜西湖散人画虎，水月翁画竹麦山道人评”，证实这件作品为金弘道画虎，林熙之画竹，黄基天评论。林熙之是中人出身的文人画家，他介于两班和平民之间的阶层，他的画竹技巧不亚于姜世晃。
金弘道，《竹下猛虎图》（局部），朝鲜王朝，个人藏
与中国一样，龙虎代表瑞兽，通常被绘成一对。韩国国立博物馆藏两幅长宽过两米的巨作，背面分别粘贴六张厚白纸形成一张底面，顶端放入粗绳卷边固定。推测是朝鲜时代正月里挂在宫廷门扉、官府大厅的挂画，用来突出虎威，镇宅避邪迎福，这也是现存朝鲜时代虎画中最大的一幅墨绘龙虎图。
《龙图》，朝鲜王朝，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虎图》，朝鲜王朝，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画家用浅墨、淡黄渲染底色、用墨色、白色渲染虎皮，以浓、淡墨画岩石、松树。松枝上的一对喜鹊，是朝鲜时代深受人们喜爱的“虎鹊图”结构，“虎鹊图”也被广泛运用于民间年画，意义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件“民间虎鹊图”中，老虎坐立咆哮，身边围绕着三只幼虎。
申在铉，《虎鹊图》，朝鲜王朝，韩国三星美术馆藏
画面如同剪纸、没有立体感。老虎、三神山、松树皮等呈现形式化的工艺样式，画中的老虎、喜鹊展现出吉祥物般典型、简洁、强烈的视角效果。老虎右侧有“风声闻于千里，吼苍崖而石裂”；上方有写成圆形的“虎啸南山郡鹊都会”，即老虎在南山咆哮，喜鹊聚集。乘在母虎背上的幼虎旁边写着“膝下孙”把母虎作为仁兽慈祥的特征，体现人们多子多孙的心愿。作品右侧写着“甲戍元旦申在铉写”，由此推测这幅年画由申在铉绘制。
《权应铢肖像》，朝鲜王朝，个人藏
朝鲜王朝时代的官员服饰，也效仿的是中国的制度。官服上面绣有麒麟、白泽、獬豸、孔雀、仙鹤、虎豹等表示不同品阶。朝鲜王朝中期武臣权应铢（1546-1608）的肖像（韩国第668号文物）展现了17世纪功臣肖像的基本样式，胸前装饰象征武官的老虎胸背。
《权应铢肖像》（老虎胸背局部），朝鲜王朝，个人藏
权应铢于宣祖17年（1584）考上武科，壬辰倭乱时期起义击败日本军队战绩出色被封为宣武功臣。权应铢将军肖像为宣祖所赐，据推测绘制于封功之际。武官的胸背在英祖执政时期，一、二品使用虎豹，三品使用熊罴。也有一些“胸背”上老虎身上不是条纹而是斑点，特征也很接近豹子。有研究认为，当时的朝鲜，虎豹是两种动物相结合的独特的姿态。
胸背，朝鲜王朝，19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日本本无虎，“照猫画虎”尚欠缺
日本本土没有老虎，约15世纪，当中国老虎画被带到日本时，老虎也作为绘画题材在日本画中流行。在禅宗寺院里，它们成为了世俗精神的象征，并经常与龙的形象搭配，象征着翱翔和启蒙精神，在绘画及工艺品等领域多有表现。
博物馆写生图（虎皮），绘者不详，19世纪（江户-明治时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但日本画家笔下的老虎实在不敢恭维，其结构、神态、形体给人以松垮之感。因为在江户时期之前的日本画家几乎无人目睹过真正的老虎，画时只能参考国外传入的虎皮和来自中国的老虎绘画等，因此画出的老虎常常姿态不自然，如肩膀高耸、缺少关节。由于参考有限，即便是日本地位很高、专门给皇室作画的狩野派画家，他们画的老虎与本尊差距也很大，甚至被认为像过度生长的家猫，老虎在日本画中的改良应该说是失败的。
比如，德川幕府的御用奥绘师、江户前期著名画家狩野常信（1636-1713）并未画出老虎的威猛，在他的《竹下虎》中虽老虎唯唯诺诺匐在竹子之间。其实在日本老虎是权力的象征，竹子也因其韧性备受推崇。
狩野常信，《竹下虎》，1704-1713
狩野派之后，汉画派、琳派、圆山派画家均有涉足虎画的创作。
曾我直庵，《龙虎图屏风》17世纪（安土桃山-江户时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比如，圆山应举（1733 - 1795），早年跟随狩野派画家石田幽订学画，后师从旅居长山的沈南薪等人的画风中学习中国明清院体风格的写生技法;又研习了欧洲绘画中的透视原理，并重视写生，从而掌握高超的写实技法，开创了崭新的画风。他的虎画有了中国水墨的意味，也对虎有所研究，但造型上尚有欠缺。
左：圆山应举，《虎图》，京都福田美术馆藏；右：长泽芦洲，《虎图》，京都福田美术馆藏
圆山应举的弟子长泽芦雪（1754-1799）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纸本水墨障壁画《虎图》、《龙图》。这两件障壁画位于日本无量寺（又称芦雪寺）之中，无量寺位于本州岛最南端1707年寺庙因地震和海啸完全摧毁，1786年重建即将完成时，无量寺住持邀请圆山应举为寺庙创作障壁画，后者因工作繁忙无法完成，遂由弟子长泽芦雪代替他创作。
长泽芦雪，《虎图》，1786年，无量寺藏
长泽芦雪的绘画以自然与动物为主题，绘画风格相比圆山应举更加自由奔放，将西方现实主义融入作品。
圆山的另一位弟子原在中（1750-1837）早期以临摹中国绘画而闻名，后建立自己介于中国文人画和“圆山派”之间的风格，并被认为是京都画坛的领军人物。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虎啸风生》中，一只老虎紧张地站在陡峭的山坡上，松树从斜坡上生长而出。这幅作品很可能是仿照了中国明代绘画，但却显示出日本画的特色，从题跋可知这件作品作于1775年的冬天。
原在中，《虎啸风生》，1775，大英博物馆藏
到了“浮世绘”盛行的时代，初代歌川丰国（1769-1825）门下学习歌川国贞（1786-1865）和歌川国芳（1798-1861）也留下了不少与虎有关的作品。歌川国芳在1827年出版了表现“108位水浒豪杰”的“武者绘”，水浒英雄豪迈威猛的形象，很快成为了理想武士形象的化身。他笔下的武松打虎充满了动感；另一些表现“龙虎斗”的浮世绘，表达了自然界中相生相反的原则，龙代表水和东方、虎代表风和西方，对峙的“龙虎”充满气魄。龙虎作为瑞兽，也出现在东方文化的诸多方面。
歌川国贞，《捉虎图》，约1830，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藏
歌川国芳，《青河县之产 武松》，1827
歌川国芳，《龙虎斗》
在日本，阵羽织是象征武士身份的服装，虎的勇猛更是武士地位的体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件阵羽织的背面有一只威猛的老虎，并非织布或印染而成，而是直接用毛笔描绘。
阵羽织，白粗毛织品地虎图案，19世纪（江户时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进入明治时代后，动物园开始饲养老虎，日本从博物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了老虎。竹内栖凤、大桥翠石等画家得以在写生基础上表现真实的老虎形象，“老虎”这种动物有了全新的探索。
柴田是真，《漆绘画帖》，19世纪（明治时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注：本文部分参考谷歌“文化与艺术”
责任编辑：顾维华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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