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珺冉 编辑|漆菲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鬼子演员”高岛真一觉得一切都变慢了,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范冰冰演的抗日战争片?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范冰冰演的抗日战争片(因为范冰冰的事)

范冰冰演的抗日战争片

作者|关珺冉 编辑|漆菲

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鬼子演员”高岛真一觉得一切都变慢了。

他的老家良乡位于日本北陆地区石川县,一个靠近日本海的地方。抵达当日,他在写着“欢迎来北陆”的观光标语前驻足了几秒,接着从新干线换上慢车,电动门变成了手动门。出站后,他先搭乘一段出租车,再步行一小段路,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老宅。

49岁的高岛此前在中国演艺圈“混”了16年,累计参演了26部电影、54部电视剧。他常常自诩为“50亿票房”演员——这是因为电影《流浪地球》票房47亿、《厨子戏子痞子》票房近3亿,即便他在其中的戏份屈指可数。但随着这两年中国影视圈进入资本寒冬,以及因影星范冰冰而起的“税务地震”,他的戏路走到了尽头。

今年5月1日,高岛在微博撰写了《惜别》一文,对外公布了决定中止演员工作,回日本生活的消息。离开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为之前参演的管虎导演的新作《八佰》配音。殊不知,“息影”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近来却因为技术原因“爽约”上海国际电影节。

每年在横店产出的影视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作品与抗日战争题材相关。虽然其中一些神剧因为细节夸张频被吐槽,但在不少影视节目接连被叫停的日子里,抗日剧依旧得以霸屏。这其中,总有几张熟悉的日本面孔。

这些人不敢奢望像木村拓哉那样在《2046》里与影帝梁朝伟对戏,也难以得到小松拓也在商业大片《东京攻略》中获得的演出机会,更不会遇到高仓健在《千里走单骑》中那种感人至深的本土化角色。他们反复诠释的角色只有一个——抗日剧中的日本军官。

高岛真一不是第一个从中国离开的日本演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中国演艺圈“摸爬滚打”十余年,从没有台词的群演到名字位于演员表中的显著位置。回到日本之后的生活意味着一个全新开始,也会有着诸多的“水土不服”与无可奈何。

从风俗区生意人到上戏留学生

5月27日登机前,高岛发了一张自拍,留下“后会无期”四个字,便踏上了回乡的征程。四个黑色书包,是他带回去的全部行囊。

回家几日,高岛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慢节奏——他跑去朋友开的点心店吃刨冰,到邮局银行办理各种手续,逛超市买零食,但更多时间是留在老宅收拾庭园。

晌午的阳光炙热,他身着橘色的背带除草服,脚上蹬着一双绿色胶底鞋,在院子里架起手机录像。他刮掉了之前留的络腮胡,红白条纹的背心遮不住被晒红的粗壮双臂。劳作一会儿之后他便满头大汗,于是拧开一瓶夏日凉茶,咕嘟咕嘟喝了起来。旁边的空地上,堆满了这几日清理的木头树杈,等待新一轮就地焚烧。

离开老家时,高岛才19岁。他跑去东京寻找营生机会,并激发出了一段“演员梦”。

当时他找到当地一家小剧团打工。在日本的小剧团,演员习惯称自己为“役者”,意为舞台上演一个角色,舞台下做一个普通人。排练以外的时间,大部分演员只能靠打零工糊口。虽然兴趣满满,但高岛没能坚持下来。为了生计,他跑去东京知名风俗区讨­了份工作。

不久的功夫,高岛便将几条街的“生意”打理得妥妥当当。当时的老板对中国很感兴趣,就问他说:“你想去中国吗?我可以每月出3万元人民币供你在中国学习,将来帮我打理中国的生意。”

高岛同意了,2003年飞去了上海。33岁的他迈入人生中的第一所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汉语的日子让他难忘,每天吃食堂、睡寝室,还谈了个中国女朋友。平日里,他有机会蹭看上戏小剧场的话剧,“当时一下想起在东京小剧团学表演的日子”。不到一年,日本老板放弃了在华做生意的想法,切断了对他的资助。高岛却决定留下来——曾经的演员梦又燃起来了。

类似的经历也在矢野浩二身上上演。作为“天天兄弟”而在中国为人熟知的浩二,在决定当演员之前,曾在大阪的一家酒吧打工。

在大阪乡下长大的浩二,一家六口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18岁高中毕业后,他做过邮递员、送奶工,20岁来到一家酒馆做酒保。某天,一位经常光顾的客人夸他帅气:“你在这种地方能做什么?去东京当演员吧!”这句话让小酒保的心蠢蠢欲动。

作出决定后,浩二的斗志被史无前例地点燃了。到了东京,他先在新干线的车内找了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寻求当演员的机会。后来,他换来为著名演员森田健当私人助理的机会,一干就是8年。

当时的日本适逢泡沫经济,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大量影视制作公司纷纷撤资。1996年,日本人的观影量跌至历史最低——全年不到1.2亿人次。

与日本萧条的境况相比,2000年初期的中国影视业刚刚开启市场化改革。一窝蜂涌入的资本和相对宽松的行业监管布局,让中国影视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也给很多日本演员带来了机会。

浩二在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戏并不是抗日剧,而是一部青春偶像剧。2000年4月,他被选中在中日合拍的电视剧《永恒恋人》中饰演一名日本留学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并与陈建斌、吴越对戏。在中国3个月的拍摄经历,让他作出了来华发展的决定。回望当初,这个决定被他称作是“悬崖边的再起计划”。

井喷的抗日剧带来契机

有业内人士在2012年做过一个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全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六成以上演过“鬼子”;全年接待的150个剧组中有48个涉及抗日题材,平均每天有300个“鬼子”被“打死”,因而被网友调侃为“横店抗日根据地”。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抗日剧的剧情也起了变化,朝着愈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原本完美无缺的抗日英雄,变成贴近生活的有着“缺点”的平民。这无疑让抗日剧更加富有戏剧性,从而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但不少剧目也出现过度娱乐化的趋势,所谓的抗战神剧应运而生,并频频遭到吐槽——“裤裆藏雷”“子弹拐弯”“石头砸飞机”等桥段实在过于雷人。

井喷的抗日剧给渴望来华发展的日本演员带来了机遇,而出演“鬼子”,也是他们摸索出来的一条戏路。

山田晃三是1991年来中国留学的,他当时迷上了中国昆曲。“那时候来华的日本人都是单纯喜欢中国文化,而不是为了讨生活。”他如此形容。他每周三次骑自行车到故宫附近的北海公园跟老师学习昆曲,晚上再回学校练习,并出演过孟京辉的儿童剧。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上曾播放的抗日剧是《燕子李三》:“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机会出演中国电视剧,更不用说演日本军官了。2000年之后,抗日题材的影视剧开始从单纯描绘无恶不作的皇军形象,转向有意识地刻画日本人的内心纠葛。” 山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了十多年的日语,平时也会在一些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跑龙套”,《京华烟云》《走向共和》《金陵十三钗》等影视剧中都有他的身影。

对于不少日本人斥责自己在中国扮演“鬼子”是“非国民”的卖国行为,山田不以为然。他说,演员在成名后当然可以挑选剧本,但成名前必须服从导演的指示,参演抗战片不是叛国,而是敬业的表现。

“可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拍抗日剧,因为很多剧确实讲的是历史,目的也是要强调民族团结。”他说,但过于娱乐、科幻、悬疑的内容并不是真的历史。“例如日本军官在家中穿和服,日本军官夫人穿得像妓女,家门口挂着居酒屋门帘,这些看起来太违和了。”

决定留在中国之后,高岛便一头扎进影视城,与喊着“我要成名”的中国无数演员一起递简历、进剧组、吃盒饭。

2004年冬,他获得了第一次演出机会,在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中饰演一名日本警察。这也是他留在中国银幕上的第一组影像。这部剧中,高岛只需说日语台词,服装道具也是自己准备的。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嚣张地对一位穿旗袍的女人说:“小包里有什么东西?”在导演的要求下,他还打了那个女人一巴掌。

拍摄《厨子戏子痞子》时,高岛结识了同乡大冢匡将,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在看到高岛说要回国的微博文章时,大冢立刻从日本打来电话询问。“我放心了,哥哥没有放弃做演员。”大冢在电话中说,“现在回老家思考一下人生也是很好的,有时候(人生)需要休息一下,再重新开始。”

与高岛有戏就接的风格不同,大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抵触扮演“鬼子”。他一度拒绝了所有抗战剧,并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反复去演同一个角色?中国年轻人会喜欢这类剧吗?”

但当他看到《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剧本时,还是被打动了。跟以往的抗日剧不同,这部剧中的故事被用诙谐、幽默甚至荒诞剧,辅以正剧的手法讲述出来。2010年播出后,该剧得到了空前的好反响。北京地铁一号线上,大冢头一次被女粉丝认了出来。合影后,大冢好奇地问:“你们年轻人也爱看抗日剧吗?”“戏好的话,大家都爱看。”女生说。自那以后,只要剧本好,即使是扮演日本军官,他也愿意尝试。

在片场学习表演的日本人

高岛从未在科班学习过表演。2000年初,伴随着《还珠格格》风靡亚洲,还有 “96级”明星班现象的推动,一批批科班出身的中国年轻演员前仆后继进入剧组,作为外国人想要成名似乎更难了。

正因此,他从不挑剧本,珍惜每一次机会,“我都是在片场学习表演”。

在登顶中国国产电影票房之巅的《流浪地球》中,高岛不再演“鬼子”了。他扮演了一名日本救援员,地球生死存亡之际,在绝望中自杀。到了现场他被告知,自己只有0.02页的分镜头,没有台词。导演郭帆问他:“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一般会说什么?”他想了想说:“好想吃碗白米饭,要是有妈妈做的味噌汤就更好了。”导演觉得有意思,决定加上这句话。

影片上映后,高岛跑去电影院,看到了自己不到五秒的背影。台词保留了,只是删掉了“妈妈做的”几个字。“没想到,很多观众说,被这句台词打动了。”高岛说。

高岛和管虎合作过八九次,第一次是电影《斗牛》。2007年拍摄这部电影时,高岛有机会与当时还没出名的黄渤对戏。2009年,黄渤凭借《斗牛》拿下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之后平步青云。

《厨子戏子痞子》是高岛极为看重的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另类、戏谑而荒诞的喜剧片,讲述了日本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发生变异,刘烨、张涵予和黄渤饰演的小人物对日本军官进行轮番“审问”,却阴差阳错卷入一场阴谋的故事。

在导演管虎的力推下,高岛饰演了那个被轮番“审问”的731部队陆军中尉菅井真一。这部戏他拍得很辛苦,每天都要吊几小时高空威亚。从第16场戏开始,他就再没穿过完整的衣服,身上只剩下一块儿兜裆布。“我就像日本马路上的变态狂,身体一会儿被涂成红色,一会儿又变成了蓝色。”

2013年3月电影上映时,高岛没被邀请参加首映。这让他觉得有点委屈。“也许因为那时中日关系不太好吧。”他自我安慰说。他一向在意网友对自己表演的评价,赶紧跑去刷微博,却连一个负面评价都没找到,满屏都是对黄渤和张鲁一的好评。直到看到有人在评论里提到“小红人”,他才知道有观众注意到了自己,从而心满意足了。

让高岛感到真的“火了”的戏,是2014年的谍战剧《红色》。这一次他的戏份很重,除了要与主演对戏,还有着完整的人物线索。在饰演完日本军官木内影佐后,他的知名度飙升,微博下每天都有2000多条评论。他还去北京参加了影迷见面会。但这部剧并未给高岛带来更多的演出机会,彼时的中国影视圈,逐步被题材多元的网剧占领了。

看尽中国演艺圈百态

在中国演艺圈混久了,除了有机会见到大场面和大人物,更能了解到圈子里的“潜规则”。

高岛曾在《厨子戏子痞子》里同时与三位影帝飙戏。“黄渤每次会带我进入角色。张涵予看我被绑起来一直发抖,就给我点烟递到嘴边,说抽一根吧。”

他更视导演管虎为恩人。最后一次见管虎,是在跟日本演员的一次聚会上。管虎当时带了好酒,和大家一起吃火锅。“你回日本干什么?你不要回日本,必须坚持、坚持……”面对恩人的话,高岛嘴上应答“好,好”,心里却说:“对不起导演,我坚持不了了,真的坚持不下来了。”

酒过三巡,管虎醉了,坐在椅子上垂着头嘟囔:“给高岛一百万,给高岛一百万。”管虎还答应说,有适合的角色就让他回中国拍戏。

同样参演了《厨子戏子痞子》的大冢匡将之所以在中国待了十年,缘于与偶像成龙大哥的一次“约定”。2006年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得到给成龙做翻译的机会。大冢坦言,“我很喜欢你的电影。虽然来北京学汉语,但打算之后去香港发展。”成龙却建议说:“不要去香港,香港的电影市场越来越不好了。连我都来北京了。”大冢于是向偶像保证,自己会在北京努力十年。

有机会与中国的大腕飙戏之外,在华的日本演员们惊讶于这些人的高收入。高岛拍摄《红色》共三个月,获得12万元人民币的片酬,对他而言这是一笔“巨款”。大多数影视剧中,他的戏只需两三天就能拍完。每天片酬3000到5000元,一般两三个月能接到一部戏。

而中国影视明星的收入,是远远高于日本同行的。日本因经济不景气,演员与行业达成共识,大家会自降片酬,即使像木村拓哉这样的国际巨星也自行降价。日本媒体2018年公布的一线男女艺人单集片酬,男艺人约20万元人民币,女艺人只有5万到12万元人民币。而同等“咖位”的中国演员至少是他们的17倍之多。

在片场,高岛见过不少夸张的事。某个明星在休息时,指着不远处的小区说:“那边的房子可以买下来投资”。他还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艺人让女助理帮他穿袜子,自己则用微信聊天。

名气对中国演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代表着片酬标准、角色机会及圈中地位。这让那些长期在华的日本演员也入乡随俗。约访时,矢野浩二不断询问:“这一次是专访吗?其他采访对象有名吗?”当听到另外几人的名字时,他表示并不认识,“那就采访短一点吧”。他也常常在微博中向中国粉丝“抱怨”:“日本观众都不认识我。拿他们没办法!”

在华日本演员的圈子不大,因此他们不愿多评价同行。但总的经验是,北京要比上海好混。很多导演会先在北京挑选演员,轮到居住在上海的高岛时,已经没有特别好的角色了。

即便有了几部代表作,高岛在片场的待遇还是和群演差不多:排队等打饭、等待接泊车、没戏拍的时候被晾上一整天。加上酒量不好,他也很少参与剧组聚餐,因此丧失了与演员前辈乃至副导演群体社交的机会。

“在北京,很多没代表作的日本演员都比我的片酬高,我真的很难过。”在微博长文《惜别》中,高岛诉说了在华16年的经历,提到自己没有努力和制片人、导演搞好关系,也抱怨了演艺圈诸多不公平之处。但对此,高岛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样的剧组是垃圾,不要靠近才是正确的。”

“因为范冰冰的事,我没戏可拍了”

闲着的时候,高岛一门心思都在微博上,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如今,他的微博粉丝达到了17万,虽然远不及矢野浩二的340万。

但浩二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并不是以日本演员的身份,而是作为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每次录节目时,浩二都站在“天天兄弟”主持天团的最右侧。他在节目中喜欢讲冷笑话,却由于表达迟缓屡被“嘲笑”,但也因此让大家记住了他。日本嘉宾来参加节目,浩二会临时充当翻译,这样能多说几句串词。

有一阵子,关于浩二的各类花边新闻增多,而这大部分是基于他的日本人身份。“《天天向上》刘斌怒骂矢野浩二事件”“矢野浩二娶中国妻子,女儿也入中国籍”“矢野浩二接受年度日本外务大臣表彰”等,这些新闻给他带来更大知名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非议。

网上有关于浩二的各种流言,有传言说他在某年元旦回日本探亲时遭到日本右翼毒打,还有人说他被右翼分子下毒等等。对此矢野浩二立刻说:“这都是假的!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消息。”他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自己除了在电视剧里死过,生活中并没挨过打。

2015年8月,浩二荣获由日本外务大臣颁发的外务大臣表彰,他在发表感言时说:“我心想这15年拼尽全力到现在,终于能得到日本国民的一些理解和认同了。当然,不理解我、对我恶语相向、说我是日本叛国贼的人依然存在着。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态度,不会去理会这些愚笨的人。历史和时间会证明,我的态度和我的做法一定是正确的。”

除了当演员,日本艺人来华的身份也变得更多元化。浩二抵京的第二年,来自日本兵库县的宫下匠规也步其后尘,成为“北漂”中的一员。23岁的他,开辟了日本人来中国选秀的道路。热爱街舞的他当时留着披肩长发,戴着街舞潮帽,穿着T恤开衫和嘻哈裤,手腕上绑着一串佛珠。

回忆起在中国获得的成绩时,宫下如数家珍:2004年参加“外国人中华才艺大赛”夺冠;2007年东方卫视我型我秀获全国百强、MTV炫舞门街舞大赛全国十强;2008年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周冠军;2009年组织了首个中日HIPHOP团体“龙者”,2012年发行其第一张EP唱片。他最常跟日本朋友提到的,是当年在济南体育场给3万名观众表演时的盛况。

已经回国7年,宫下仍怀念在北京时“自由自在”的日子:组乐队、做唱片、跳街舞、拍MV、参加比赛、上电视。“那是一段失败了也不害怕的日子。”他操着浓郁的北京腔说。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日关系的急转直下给在华的日本演员们带来了直接打击。2011年,因为钓鱼岛争端,浩二丢了工作,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离开了《天天向上》。2012年北京爆发反日游行后,宫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土豆网的节目停播了,原本谈好的中日交流翻译工作也没了。为了生存,他只好在工作室教人跳舞。而由于没有正式工作,即将到期的签证也面临问题,归国成为唯一出路。

虽然在上海接不到更多演出机会,高岛却坚持在此生活,因为喜欢。2001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时,风俗区的收入足以让他入住外滩600元一晚的和平饭店。但如今,他却付不起5000元的房租,只好从市中心搬到郊区。而到了2018年,本就严苛的外国人在华签证更不那么容易拿到了。

“因为范冰冰事件,连中国演员都受到影响,我更是没戏可拍了。”高岛叹气道。这两年中国影视圈进入了资本寒冬,横店的生意也惨淡了许多。往年常常是四五十个剧组同时驻扎横店影视城,如今却不足十个。行业处在风口浪尖,很多影视公司在处理税务问题、演员片酬问题、合同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

高岛说,今年以来,连“鬼子”的角色也很难接到了。“大环境不景气,一些中国演员的要价也降了,不少日本军官的角色重新考虑找他们。”

回国后遭遇“水土不服”

高岛回到日本时已是令和时代,日本荧屏上活跃的男星早就变成山田凉介、山崎贤人、管田将晖等一众“90后”新人了。

有朋友帮高岛牵线,为王宝强主演、即将于日本开拍的新电影《唐人街探案3》做翻译,但被他婉拒,“因为太不稳定”。他的终极理想,是让日本演艺圈可以像接受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一样,接受从中国回去的演员。

熬了十年,大冢在2015年离开北京,回国后娶了个日本姑娘。如今,他签约了本地一家经纪公司,老板十分尊重和认可他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但我已经40多岁了,在日本有很多比我帅、比我年轻的演员,我的机会更少了。”

为了维持生计,大冢捡起大学的建筑专业,学习庭园植被的维护工作。“虽然我对此不感兴趣,但如果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演戏也可以养活家庭。”他给自己的演艺生涯设了年限——闯荡到50岁。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矢野浩二反复强调:自己不完全是回国发展,只是多了一个发展空间。在中国活跃数十年后,他从2016年起同步在日本演艺圈发展,签约了拥有米仓凉子、上户彩等知名影星的经纪公司OSCAR,开启了在本国的演艺之路。但在公司的宣传走廊上,他的照片被贴在角落里。

“在日本,我还是新人,没那么有名气。”他直言,在日本,新人意味着没有话语权。“在中国拍戏时,我可以得到很多尊重,心情也很舒畅。回国发展的三年中,我作为晚辈,不能向前辈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会生气的。”

只不过,他终于不用再演日本军官了,相反,开始在日本影视剧中扮演“中国人”。在北川景子主演的新剧《卖房子的女人》中,矢野浩二出演一位有钱的中国买房客。在一场冲突戏中,他给自己加了一句台词:“你们不要说日语,我听不懂!”

在日本,如今预算相对便宜的娱乐节目收视率也不比电视剧差。懂中文的浩二捡起老本行,在NHK的节目《华语视界》和《吃美食交朋友》中担任主持人。有一次,浩二在东京川口市的中华街寻找中国美食时,那儿的中国人立刻认出了他。2018年《天天向上》录制十周年特辑,浩二回到长沙,和过去的兄弟们共同出现在舞台上,并跳起了招牌的鸵鸟舞,引发不少观众泪目。

日本更换年号的十连休假期之间,浩二切换于中日两国拍戏,而这并不容易。中国讲求速度,日本拍摄一集剧集一般要花费一周,而中国三天左右就完成了,速度快了一倍以上。怎样跟上速度、调整日程,都需要有良好的心态。

在中国习惯了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回国后,一些人始终难以适应保守的日本社会。

宫下在中国是北京卫视和央视的常驻嘉宾,回国后顺利入职一家本地电视台,担任出镜记者。虽然收入稳定,但他只坚持了2年。他直言,自己已经无法适应日本的职场。“为什么前辈说什么都是对的?为什么不能自由说出自己的意见?”

“日本演艺圈一点也不国际化。演员歌手那么多,但发展好的外国人没几个。”宫下说,自己空闲时会去东京的一家酒吧做驻唱,但对演艺圈已经没了兴趣。“在日本,失败是很沉重的一件事,会遭到周围人的质疑,认为你拖了大家的后腿。”他想了想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留在中国。”

现在他经营着一家翻译公司,去年接到过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订单,为去日本东北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团做翻译。休息时,他给来自中国的友人们唱起自己十年前的中文单曲《大爱》,一字不落背下了整段Rap。

这两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回暖,演艺圈互动频繁,很多有名的日本演员及导演争相来中国发展。去年《妖猫传》在中日两国上映,染谷将太和阿部宽等一线演员都出现在海报的中心位置。木村拓哉、山下智久、山崎贤人、斋藤工等知名影星也扎堆在中国开微博、做访谈。

宫下从中看到了商机,打算近期跟中国朋友聊聊开办演艺公司的事情。再来北京时,宫下已是生意人,再无心追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