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而来的仁寿人
仁寿是一个移民大县。当今仁寿的人口祖籍，绝大部分都是外省各地，其中以湖广为最多，湖广中又以麻城和孝感乡为第一，这与整个四川移民的状况几乎完全吻合。
《仁寿县志》对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有这样的记载：“明玉珍称帝于重庆，国号夏，仁寿属夏管辖。
湖广人自麻城移居仁寿。”其实，早在宋朝崇宁年间，仁寿人口有“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三户，十万零四千五百四十五口”，而元朝初因杀戮人口几尽，且几十年人口均处于负增长，加之元末明初又是几十年的江山争夺战，仁寿的土著士民被杀的杀，逃的逃，“存十之一二，且尽藏于大山丛林中”。明玉珍入蜀建立“大夏”政权时，带领并迁徙了一大批湖广人（主要是随州、黄州及麻城和孝感乡人）入川，其中一部份来到荒芜的仁寿落业开垦。随后，朱元璋灭元朝再灭四川“大夏”国，统一全国后，针对四川土旷人稀的局面，采取了“移窄乡实宽乡”的移民举措，除军籍移民外，其民籍移民分为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两种，总体都称着“奉旨实川”。而这次规模较大的移民运动，其迁徙对象主要是麻城及孝感乡人，其原因有三种说法：以麻城孝感乡人去德化西隅夷地；因“麻城好反”，所以“流罪入川”；抽取陈友谅失败后遗留的旧部入川，等同于流放边地。笔者认为，这三种情况估计都有。总之，麻城孝感乡人最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在仁寿的情况，县志上还有“隆州地荒民散，废州。并井研、贵平、籍县合为仁寿县，隶属成都府路”的记载。而且，“明洪武六年（1373）年，曾分仁寿县地置井研县，十年仍入仁寿县，隶成都府，十四年复分置井研县”，这说明因人口稀少引起的管理问题很让官府纠结，故分分合合，反反复复。县志上对这次湖广填四川虽然记载寥寥，然在民间的族谱中，记载还是较多的：
仁寿《李氏族谱》说：“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陈友谅）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仁寿《高氏族谱》说：“高贵甫自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奉诏入川到隆州（今四川省仁寿县），居四川隆州顺河乡（高家场）三甲白林湾……文公镇高桥一支，其始迁祖入川时间也是明洪武初，先祖源于凤，后徙楚再迁蜀，世居蜀之隆州，高崇文之支系也。”
仁寿《马氏家谱》说：“原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于明初我族同何、王、张、陈五姓入川。”
仁寿《潘氏族谱》载：“我祖兴秀公，于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由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走马岭七星月潘家塘，奉旨填川，落业于四川成都府永宁道资州仁寿县顺和乡马鞍山下，取地名曰潘家口。”
仁寿《宋氏族谱》载：“我们始祖大德公入川，是明朝成化乙酉年，居住在仁寿邑安下乡麻柳河村蒲家坝（今天的仁寿县龙马镇长河村宋家坝）。”
仁寿《伍氏家谱》载：“我伍氏明初入蜀卜居仁邑者，先后不同时，落业不一方。唯应愈两公后裔，自湖南宝庆府入川，以嫡系骨肉同居邑治青岗场伍家坝。”
仁寿《辜氏族谱》载：“德兴、德旺、德广三兄弟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从南昌途经湖广安陆府京山县壮河堡抚水村，来到四川仁寿县瑞云乡常家坝。后来，瑞云乡改称龙桥乡，常家坝改称辜家坝。”
元末明初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迁往仁寿地域的移民较多，其族谱的记载本书不再一一列出。族谱上大都赫然写着“奉旨入川”“奉旨入蜀”“奉旨填实”“诏令入川”“奉诏迁徙”之类，这是因为朱元璋确实发布过“移窄乡以实宽乡”的诏令。对仁寿而言，其填入人口大致有以下三个方的来源：
一、朱元璋派汤和等名将到四川消灭和收服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以后，便“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设置了诸多“守卫千户所”，这些千户所就地“以屯养军”“亦兵亦农”。《明太祖实录》记载：“成都六卫，西蜀重镇，其军士宜以十之六屯田，余皆守城。”由于仁寿与成都近在咫尺，故也在“军屯”之列。也就是说，填入仁寿的大都是来自湖广的军卒和收服的“大夏”政权溃亡的士兵，这些人后来也就长期落籍于仁寿了。
二、由于仁寿系盐业重镇，“熙宁年间，在陵州境内，便开卓筒井数百口”，在盐贵比黄金的利益趋使下，襄、汉流民早在宋末元初就大量地聚集“绍熙府”，仁寿盐矿丰富，当然，首当其冲。这些在元末战乱中幸存下来的流民大都来自湖广襄水和陕西汉水一带，战争平息后，其老家百姓也就奔同乡而来，在仁寿落地生根了。
三、洪武年间，明朝廷采取了强行移民政策，“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令”。据下川南分巡佥事吴登启发布的《招民榜文示》记载：“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这富、荣二邑，在明朝大致包括川南地区的泸州北部、荣昌、隆昌、富顺等地。而仁寿与此地区相邻，故一部分麻城孝感乡民也来到仁寿开垦荒地，或经营盐业之类。
总之，元末明初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仁寿移入的各地乡民不在少数，而以湖广尤其是麻城孝感为最多，这在仁寿诸多族谱或家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虽然《仁寿县志》中因元、明两朝的资料缺失而未刊载，但曾经数次并入仁寿的井研县县志就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移民情况。在光绪《井研县志·氏族》中，有34个姓氏家族都是明初以来迁入该地的。由此可以推知，土地肥沃广阔且盐业发达的仁寿地域，在这一时期移入的乡民，其氏族或许不会低于邻里的井研县。
元末因战乱“地荒民散”的仁寿，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经明朝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明末人口已显著增加。据《仁寿县志》乾隆、嘉庆版载：“旧额人丁八千三百七十八户”。按每户五人计算，计有人口四万多，如加上漏报的数字，应该有近五万人左右。然而，这些逐显生机的新旧土著，却又一次遭受到战争的屠戮—明末清初长达五十年的战乱。
张献忠的大西军两次兵侵仁寿，即1641年和1644年。仁寿大多数族谱和家谱中，记录的往往只是：“献贼屠川”“张献忠入川，遂起战乱”之类的只言片语，但《仁寿县志》却有诸多详细的记载：
“献贼之乱，井里复墟。”（《仁寿县志·户口》民国版）
“自献贼据蜀，屠戮凋残。”（《仁寿县志·碑记》乾隆、嘉庆版）
“明末流寇扰蜀，略陵州邑中，韩氏婆，率其族与乡人力拒之，败被害。”（《仁寿县志·山川志》道光版）
“甘泉寺在治东，明初刹也……献贼扰蜀时，毁其寺殆尽。唯佛殿火之则熄，复火之也如是。贼大怒，以刀砍其门而去。至今黑如帚许。门上刀痕四，入木皆二寸许。”（《仁寿县志·古迹志》道光版）
《仁寿县志》民国版“忠义志”还详细记录了仁寿举人贾钟斗顽强抵抗张献忠大西军的故事，全文如下：
贾钟斗，字维北，明崇祯十二年举人。十六年（1643年），献贼据成都，钟斗募乡勇万余人，晓以讨贼大义，并谓贼势猖狂，至此庐墓将不保。计唯有力战，不胜死尔，胜则吾乡以安。闻者感动，随偕门人刘士凯等诣县。告邑令刘三策曰：“今乡勇众且奋贼且至，宜有以惩创之以固吾圉。三策素推重钟斗，至是益伟其才，欲倚以办贼。钟斗乃率众扎县北牛角寨。寨三面悬岩，前有石阕如门，可通辎运。乃部分其众为四，一居中守，一驻山前，余则左右伏贼至坚闭寨门，命千人备炮矢以待。外故示怯，伺贼懈，突倾寨出，炮矢夹攻，贼大乱，自相踏籍，伤死数千人。贼酋大憾，益率悍党筑长围，欲得钟斗而甘心。相持数月，会天久雨，继以大疫，士困、粮且尽。闻乡绅某聚健儿课起义，因单骑以求援。某盛宴款待。钟斗曰：“吾寨人不食数日矣，饿甚，则杀马以延。漏刻望救，如望星也。因哽咽垂涕，不欢而罢。久之，见某无救意，乃归，誓死守。贼百计围攻不得逞，乃夜驱羊千头，扎草人乘之，执灯笼颈上以诱敌。钟斗见火光弥漫，急叱众发炮矢且尽。比明，贼大至，从对山夫子崖发大炮二，左右山俱裂，寨众惊溃。钟斗犹短衣手长戟，与贼死斗，力尽被捉至杀人坪。贼强之降，钟斗骂不绝口。贼怒，拔舌断足死。
在贾钟斗抗敌故事之后，《仁寿县志》还记载了刘士凯、宠新明、陈应新、顾鼎玄、高华仕、王崇湘、陈素、刘云黛等抗贼义士被俘后，拒不投降，英勇救义的故事。可见，张献忠在仁寿烧杀掠抢，早已与农民革命的性质大相径庭了，这给仁寿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今，仁寿高家大佛所在的牛角寨山上，还有张献忠的栓马桩、饮马槽等遗迹）。
《仁寿县志》不但记载了张献忠大西军劫掠百姓的事，还记载了他们两次侵犯仁寿县城，杀死两位知县的事情：
刘三策，江西饶州举人，崇祯十三年知县事，时流贼窜境，多方守御。每对绅士曰：“事危迫之际，不动心三字是吾本领也。城陷被执，骂贼死亡。（皇上）赠尚宝司丞。”（《仁寿县志·名宦》光绪版）
顾纯治，长州人，崇祯庚午举人，十七年（1644年）知县事。张逆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其女廷琦徒步入蜀，扶柩归。（《仁寿县志·历官至》同治版）
1644年8月15日，张献忠在成都成立大西国称帝后，根本未建立起有效的税粮机制，部队全靠“打秋风”过日子，与土匪没有两样。不到两年，张献忠被南明等各种势力逼迫而北辙。在撤出成都前，对四川各地施行了惨绝的“草杀”，并以砍手擘、割耳朵和鼻子的数量，做为晋级的凭据。仁寿离成都最近，多次被“打秋风”和草杀，加上后来的南明、吴三桂、清军的践踏，致使近五万百姓杀的杀，逃的逃，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据《仁寿县志》记载，清政府统一四川后，仁寿“国初招集（流民）九十二丁户”，总数不过500人。
当然，有些人逃到外地，是很久以后才返籍故土的：
同治版《仁寿县志》记载：贾钟斗在牛角寨与张献忠大战时，“令子诸生之鹏逃。曰：‘我尽忠报国，汝尽孝存宗。事急矣，速去，勿复言。鹏遂缒寨后岩下，携家属露宿古佛洞道士溪山箐中，复避於黔（贵州），顺治六年（1649年）归。”
《仁寿潘氏族谱》载：“明末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张献忠统兵入川，大肆烧杀，我潘氏家族被屠戮殆尽，八房杀绝四房，仅剩二五七八四房，每房只逃出一、二人。老二房十六代祖选公、十七代祖登瀛公及夫人王氏，被邀于人头田中，九死一生，于半夜逃至洪雅县花溪沈家沟。选公生子登舟、登阶、登瀛公生子资益，均太平后复归祖地。老五房第十六代祖可义公遭难逃出，太平复归祖地。老七房十五代祖朝选公遇难逃至高石嘴，在此安家落户。老幺房十四代祖永富公及夫人王氏，携子朝青，逃至马鞍山万和洞内躲藏，王夫人在洞内被熏死，太平复归祖地……另有老幺房十五代祖朝高公遇难、逃出，太平复归祖地。”
《胡受入川源流考究》载：“明末清初，张献忠部两次攻打仁、荣、井、威，打死刘三策、顾纯贻。世居青狮台周围胡子义之后胡可重、胡学高父子，聚众族人在胡家寨抵抗张部，寨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胡子义第十代孙胡春芳、胡荣芳、胡桂芳、胡登芳四兄弟潜至郫县杨浸林处隐居，至康熙末年除胡登芳留居杨浸林续衍虞胡外，春、荣、桂三芳回仁寿落籍……这就是始建镇子场胡姓最多的起源。”
一些逃出县境的人要么死去，要么落籍当地，永远没有返回祖地。如仁寿《伍氏家谱》说：“明末张献忠入川，遂起战乱。我祖宗亲星散，逃离各奔其生。子胥二十一代后裔伏仕两公，避难于贵州省怀仁县。唯伏汤获还兹土，仕汤则以教名被弟子挽，卒终身于外。”
这些因避祸逃出去后被招回的仁寿土著也寥寥无几。各族谱或家谱记录的，与县志上的记载基本一致，男女老幼，也只几百人而已。当然，即使后来又经历了南明、清军、吴三桂叛乱和土匪的动掠，毕竟还有少数仁寿土著躲在当地的一些深山丛林中，战乱平息后，他们也就陆续回到祖屋，重拾农耕。但这些人同招回的流民加起来也不过一两千人，仁寿的凋敝与荒芜与整个四川一样，成为历史上令人最为惊恐和伤感的一页。
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乱，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第二次入川始，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被平息，长达四十年的血雨腥风，“人口毁灭殆尽”，“孑遗者百无一二”，正如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总结的那样：
张献忠被灭后，旗兵（即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抢，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盗寇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土地，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后满清政府饬令各省人民往川省开垦。
当时，仁寿地域的境况与以上记录大体相符。据史料记载，成都“城中绝人迹十二年”，而仁寿的荒芜应该比成都的时间更长。笔者查阅《仁寿县志》大事记，发现从1644到1727这83年间全是空白，大概并非史料丢失，而是没什么人烟，因而无甚大事可言。再从大量的仁寿族谱分析，与这个结论也是吻合的。
清军顺治四年（1647年）入川，一直处于同大西军残部和南明政权的争夺战之中，接着又进入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事中，无暇顾及对四川的建设与治理，三十多年基本处于荒凉和无序状态，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后，四川社会才逐渐步入平稳安定。虽然在此之前，清政府派驻四川的官吏一批又一批，绞尽脑汁招徕和安抚流民，但一直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被罢免的官员较多，甚至一些还被饿虎吃掉，被瘟疫夺去生命。好在四川巡抚张德地向朝廷奏疏，要重振四川，唯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别无良方上策。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动员他省百姓移往“天府之国”。然而，这前期的移民并不十分乐观，许多外省人还处于观望了解阶段，同时，清政府的政策也不十分硬朗，只有部分胆大的或通过老乡介绍的才零零星星地迁徙而来。直到康熙三十三年，朝廷痛下决心，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且把移民的多寡作为官员政绩的硬性指标之后，“湖广填四川”的高潮才真正到来。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对仁寿而言，时间也较晚，大概因为仁寿属丘陵和山区，与成都平原相比，土地相差较大，更有龙泉山脉之二峨山段阻隔，加之此地缺水，十年九旱，导致先行入川的移民无人问津。笔者查阅了仁寿众多族谱，发现顺治年间迁入仁寿的家族几乎为零，其迁入的族氏大多在康熙年间的中后期或雍正、乾隆时期，嘉庆年间的更是少之又少，如以下移民族谱之记载：
《张氏族谱》：“吾祖入川始祖才凤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率子入川，立业仁寿县碗厂澜泥沟。”（另一烧房湾《张氏家谱》也载：“入川始祖张永茂兄弟为该字辈的十一代……前十代未来川。从湖广填四川至今……历时300余年。）
《黄氏源流考》：“吾祖乃传公，于清朝康熙年间（约为1689-1711年）来自广东省惠州府和平县彭家镇田周坑。入川安置仁寿县甑子场涂家湾。
《曾氏族谱》：“我房徙川始祖曾国绪，生于湖南宝庆府新华县大阳乡寄住六都水口长林唐王祠下窖山湾，大约在1727-1733年之间徙川。
《杨氏族谱》：“1740年，始祖杨朝伦携始祖母吕氏及方聪、方智、方仁三子由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水口山镇入川，报垦繁衍，讫今子孙已逾十五代。
《中国唐氏通谱》：“汪洋镇太宗公支：郡望晋阳。始祖太宗公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从湖广省入川落业仁寿县汪洋镇协作村。录加镇仕阁公支：郡望晋阳。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练祖曾孙仕阁公从湖广省永州府入川，落业仁寿县天明乡地名神仙洞。今仁寿县天明乡福利村。”
《清水尹氏家谱》：“清水尹氏系湖南衡阳，族中兄弟叔侄三户于清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来川，落籍于仁寿清水铺。”
《仁寿伊记》：“明末清初，回族人民中有蔡、马、苏、张、海、杨、王七姓入川。落点在隆昌县迎祥镇三会村殷家坝，住了半个世纪左右，在乾隆中期，大约在1765年开始迁往仁寿、犍为、成都、荣县等地居住。迁居仁寿县青岗的回族有蔡、马、苏、张四姓人。”
《欧阳氏族谱》：“德玄公（入川始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年徙居四川省仁寿县板桥沟落地（于湖南邵阳县隆回六都寨小官田城山湾迁徙而来）。
《梁氏族谱》：“先祖墓旁尚存石碑一座，建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系二世祖梁公讳嘉儒号玉秀老大人之墓。”（这说明梁氏家族迁徙仁寿的时间已经很晚了。）
笔者对仁寿三十家族谱查阅对比中发现，有两族属宋末元初、七族属元末明初、二十一族属明末清初的移民。这种比例与当时整个四川的移民情况基本一致。而清初的仁寿移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明确记载来自湖广麻城及孝感乡，这充分说明仁寿与全川一样，普遍都有“麻城孝感乡”情结，即把此地认作是自己的祖籍，是自己宗姓的根之所在。
文章来源：仁寿县档案馆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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