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人尽皆知，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印象各不相同，可能引发的联想既有已为成语的“文质彬彬”“任重道远”，也有构成文学意象的“岁寒”之“松柏”、“知者”之“水”与“仁者”之“山”，还有神乎其神的“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为何能有这样的弹性，可以容纳极具丰富性的理解？除了历代阐释与引申形成的层层话语给人们提供了进入它的不同路径，《论语》的语言、表述方式等等也有贡献，甚至孔子的话本身就是复杂、多层次的。
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讲授《论语》多年的汉学家罗思文，在与安乐哲一同翻译《论语》（安罗本）并持续修订的过程中，反思英语读者接近、进入《论语》的“读书法”，结集为一本小书——《莫把〈论语〉作书读》 。
《莫把〈论语〉作书读》前半部从文献定型过程、汉字拼读法、古代汉语语法、概念术语的翻译法等角度，为英文读者指示入门途径。后半部选取知识、真伪、人伦、祭祀、礼仪这些《论语》中反复出现的题目，提供了由西方伦理学、哲学作为参照的阅读示例。
其中，《孔子弟子》一节述及阅读《论语》的一种独特乐趣：读者可以从阅读体验中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论语》的这种功能正是由其丰富性和弹性带来的。
以下内容摘自罗思文《莫把〈论语〉作书读》第六节。
《莫把〈论语〉作书读》
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载，孔子言其有名（或具恶名）的弟子共有77位，而且说其诸弟子“皆能力超群”（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孔子有些弟子能力与缺陷互彰，孔子也常常直言不讳）。《史记》所载弟子中，仅其中22位名字可与《论语》中弟子确切对应。另有或被他人谈及的三四位，这几位是否是孔子弟子，应视如何理解文本语境而定。
孔子诸弟子是一群颇富生趣魅力之人；诸人个性与行为方式各异。倘若我们相信法家韩非子之言，孔子弟子中某些人也曾在孔子思想的知识基础之上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学统。
我们安罗本《导论》中有关于其中最著名几位弟子的简介，其他译者亦有对其中一些弟子更详尽的说明。但更好的方法，乃是读者当忽略此类简介（也包括我们的），而是以阅读《论语》中诸位弟子在场的对话为基础，建立起自我对孔子各位弟子的认识。因为《论语》所记述的极可能是唯一可靠的信息资源，让我们了解孔门弟子孔子的评价，以及孔子为何如此评价。
这一认知对理解孔子之言非常重要，原因明示于《论语·先进》“闻斯行诸”一节。此节是孔子本人对其教法的自叙性说明，这对当代读者理解孔子与其弟子的很多对话内容的深意至关重要，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如此，严肃的读者应当精读《论语》中许多（提及弟子之名）的对话。这类对话几乎占了《论语》的一半。为方便读者，本书后面（附录三）收录了孔子弟子索引（所有名字出现超过三次的弟子）。尽管如此，读者自己要理解孔子诸弟子仍需下大功夫，因为，孔子实际对每一位都是各有表扬，也有批评（只有颜回例外）。比如，子贡在《论语·学而》章中，得到很高评价，但在《论语·宪问》篇中却遭致奚落；孔子说冉有够资格从政（《论语·雍也》），而且“政事”卓绝（《论语·先进》），然而，随后却因其处事不公而受到孔子严厉批评（《论语·先进》）。
有时，孔子对某位弟子评价坦率得使人惊讶，尤其在《公冶长》《雍也》《先进》篇等，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又不知道他所评何人，为何如此评价等。这些评论记载于《论语》中，尽管后来注释多如牛毛（常又彼此冲突），费尽笔墨加以注解，但最终我们仍需依赖自己的理解。
读者应当反复琢磨某弟子的言谈或被论及的对话，审思之，从而形成关于此弟子为人如何，及孔子如何评价的暂时观念。然后，应当思考孔子对该弟子某些问题的回应，以能看出这些答案所含深意，而此类深意当我们初次或粗略看时，并不容易看出。
此类训练都属主动阅读，是为深化个人有关文本整体及部分知识，而且是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窗口的必需工具。但最深的阅读活动，应当必须使文本成为读者自己观念、信仰及推理模式的一面“镜子”。例如，对读者而言，一种有益（同时有效）的智力训练，是其应当审思为何自己会对某位弟子暂时或更明确地形成某种观念？换言之，考虑到有关诸弟子的信息多少有些不一致（当然，颜回仍是例外）——为何对某弟子此类表述比彼类表述对我影响更大？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原谅孔子眼中子路的“鲁莽”（《论语·先进》“由也喭”），是因为其善良与慷慨（《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还是其对《诗经》之意的敏于感受（《论语·学而》“赐也，始可与言诗也”）[1]？
以这种方式，读者就会发现自己头脑中的价值次序及其如何衡量他人个性特征（获得个人感知关键要素）——孔子对此种感知的推重可谓苦心孤诣。
同样，参与这种与文本互动的过程，读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更认同某位弟子，认同孔子对该弟子问题的回应，这就会获得某种既作为窗口又作为镜子的额外意义。例如，思考《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对子贡问“为仁”问题的回应，应当谨记子贡是一位社交能力极强（外向）的人，总是问孔子对他人的看法。对比一下孔子对子贡问题的回应，与其对问同样问题却文静内敛的颜回（《论语·颜渊》“问仁”）的回应，孔子就“仁”给出了不同答案，我们从中怎么能不会获得对“仁”本质的启示？
除了15位《论语》中多次提及的弟子外，还有3位似乎对孔子本人很重要，但却令人吃惊地仅在《论语》中被提及了一两次，但因为他们对孔子本人很重要，值得在此提及。第一位是孔子的儿子，伯鱼。伯鱼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论语·季氏》“陈亢问于伯鱼”以及《论语·阳货》“子谓伯鱼”），其父劝勉他应加强诗礼学习。第二位是伯牛，孔子描述他“德行”可嘉（《论语·先进》）。但更重要的是，伯牛临死之前，孔子执其手而大恸失常，这一前所未有的行为只有在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离世时才有（见《论语·雍也》“伯牛有疾”与《论语·先进》“颜渊死”诸节）。
此处要论的第三位弟子乃是曾皙。曾皙只在《论语·先进》（“吾与点也”）中出现过。但这一节成为非常重要的对话有几个原因：这段话表明孔子能够享受闲适的，完全世俗的种种活动，正如同他也能享受履行最正式等级、外交及其他公共事务的种种礼仪活动。曾皙是孔子的同代人，因为他的儿子曾子也是孔子弟子（且为孔子最有名的弟子之一），并在孔子（也包括他的父亲曾皙，因为曾皙之于孔子，可能更多是一位志同道合的同道而非弟子）所传之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分支。“吾与点也”一节，对那些把《论语》思想视作完全过时的学说，并且认为该书描述了一位沉冗乏味、恪守礼仪陈规者而言，是一段身心得益的趣事——孔子本人实际上对生活及其乐趣心怀欢跃，而对生活的苦难也仍有教诲，而且（其教诲）与我们今天的世人仍息息相关，值得聆听。
总结一下对读者阅读此类信息的简略建议，以深化其对《论语》文本的整体了解：谨慎细致地阅读每位弟子的情况，形成他们是何种人的认识；之后，读者应当努力思考自己形成此类观念的原因；最后，思考为何自己发现此人值得（或不值得）钦佩学习效仿？回答此类问题之后，或许会使读者思考哪位弟子与自己最相似，然后回头再反复重读这些能够感受到共鸣的对话；如此，通过努力，文本将不会单单只是读者观察剧场舞台的窗口，它同样也已成为读者与文中人物对话的镜子。
最后，读者应当注意到，我用“students”（学生／弟子）来指称《论语》中这类人，而不用更常用的“disciples”（门徒）。孔子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哲学”，也并非某种系统性哲学；孔子也不是一位传教者，并且无意建立某种信仰或信念。因此，孔子并没有在“门徒”或“信徒”意义上的追随者。司马迁引孔子言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仅用“人”来指称这77名学生／弟子。尽管孔子逝后，所有后起学派都将其教义追溯至孔子，但它们除强调修身以“仕”，或遵循孔子致力于教化弟子的精神外，极少有共同点。而且，正如我们前此对《论语·先进》“吾与点也”的讨论可以看出，曾皙很可能更多是孔子的朋友、同道而非学生／弟子。因此，尽管我会继续用“学生／弟子”来指称其中大多数人，读者应当明白，这不过是对“弟子、朋友与同道”的简括。
[1]此处有误。因为《论语》此处所论乃“子贡”而非“子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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