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人创造出《俄狄浦斯王》等作品以来，悲剧便作为重要的戏剧类型以其激烈的舞台冲突和跌宕的人物命运成为戏剧创作艺术的经典及审美标志。此后，随着这种冲突模式和效应在小说、电影、音乐及美术等创作领域的延伸，悲剧逐渐成为一种最具震惊效果和情感感染力的审美形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现代主义艺术产生后，传统的悲剧审美范畴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叙事内容不仅被一种广泛的甚至是大面积的悲剧心理和意识所充斥和笼罩，审美对象的主体内涵也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一种曾经给予人类主体力量和向上精神的崇高型悲剧似乎与人类渐行渐远。现代艺术中悲剧审美内涵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给悲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学者们需要进一步阐释和揭示悲剧审美范畴的理论指向、历史演变，以及它所折射的复杂文化内涵及意义，以期为人类审美心理与崇高精神的现代性重建和悲剧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提供借鉴。
悲剧艺术的创作和悲剧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单就文艺创作的发展过程看，悲剧文学在数千年间出现了古希腊时期的“命运悲剧”，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悲剧”或“性格悲剧”，批判现实主义阶段的“小人物悲剧”及现代主义视域下具有人类普遍意识的“悲观型悲剧”等代表性发展阶段。
从其历史演变来看，随着人类面临的各种新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悲剧审美所呈现的人类悲观性心理和虚无意识也普遍加剧。就悲剧审美的理论探讨而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摹仿论”出发，把悲剧看作对有一定长度的、严肃而完整行动的模仿，并特别强调在主人公塑造上要着力表现那些优秀的英雄人物。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系统性地从理论的角度探讨悲剧这一艺术形式，指出它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代表了人类活动及精神追求的正价值取向，其主人公具有正直、善良、正义和积极向上的品质，是完善人格和伟大人性的践行者和探索者。
这一认识奠定了此后很长时期内西方悲剧艺术的基本审美内涵，从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些经典作品都以悲剧形象的艺术表达和对悲剧正向价值内涵及文化理想的审美阐释揭示了人不断超越和完善主体心理结构的过程。从文化学的视域看，悲剧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它是人的自由精神和完善人性所遭遇到的不幸或毁灭，而这种人性所遭遇的不幸或毁灭，便构成了悲剧审美的价值所在。
它无疑是对日常生活中具有审美价值内涵的苦难、不幸、死亡等悲惨事件的艺术再现和升华。人类历史发展充满未知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各种社会关系和力量间的抗衡和斗争充斥了各类矛盾冲突，悲剧审美的文化内涵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有价值含量的悲剧人物、事件及演化过程加以哲学概括与意义升华，以此反思社会的发展。
悲剧之所以在长久以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主要在于它所展现的是一种具有正面价值形态的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冲突中所遭遇到的不幸、失败或毁灭，进而激发出审美者悲伤、怜悯的复杂情感和对某种社会心理的认同。
伟大个性或完美人性的毁灭引发的是具有震惊感的审美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命运问题。那些以强烈的主体力量和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对抗，表现为理想愿望破灭的崇高型悲剧，因其主人公是历史的先行者和推动者而代表了一种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学意义和价值效应由此显得格外突出。
然而，从批判现实主义以来的现代主义悲剧文学创作更多聚焦在小人物的个体遭遇上，展现了一种消磨于日常生活的平庸型悲剧。与崇高价值基础上的毁灭不同，这些悲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英雄牺牲的格局而将人性的无奈、消沉和悲观纳入视野中。不管是鲁迅笔下的“阿Q”，还是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塑造的流水线工人，这些悲剧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特殊条件下人性的沉沦与异化，以及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人的主体性存在被日益消解和侵蚀的过程。
如何看待悲剧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的社会性影响及效果对于把握悲剧的当代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从文化的普遍性看，无论是古希腊悲剧中对具有崇高人性毁灭的强调，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小人物悲惨生存境遇的揭示，悲剧都有着怜悯与恐怖的社会效果。
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的危难，关注那些令人感到悲悯的事件。对其中主人公遭受的悲剧性，读者不能仅仅将其简单视作悲剧主角在肉体上遭遇的创伤，因为在本质上它反映出某种理性人类发展道路的愿景被严酷现实否定的残酷性，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自由性在其间受到了直接戕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真正精髓就在于聚焦那些人性内部所遭受的看不见的伤害乃至于主体的最终毁灭。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拉萨尔的通信中以《弗兰茨·冯·济金根》这部剧作为例说明了这一点，揭示出悲剧在推动历史发展所扮演的作用，认为悲剧实际上是指那些“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177。这种认识强调了悲剧发生及其结局的历史必然性，而并非简单地把悲剧的形成归结为偶然的个体原因。
另一方面，从文化的价值性判断，如何认识经典意义上英雄人物所遭遇的“崇高型悲剧”也值得学界进行讨论。所谓“崇高型悲剧”，康德曾在《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中指出：“在我看来，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就在于前者激起崇高感，后者则激起美感。”[2]288朱光潜则以为，悲剧“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它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
这些论点表明，长期以来悲剧与崇高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倾向于表现主人公在实现其理性目标中所遭遇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类矛盾冲突和巨大阻力，在此过程中激起观者的悲悯之情而获得审美体验。悲剧理论在发展中离不开崇高精神的指引，在此基础上悲剧审美从主体的心理感受上铺陈了相关主人公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并受到种种伤害的遭遇，侧重表现了个体命运的失败及其所引发的特定群体的理性反思与觉醒。这一点在传统悲剧关注道德层面的伦理关系发生改变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威廉斯在谈论现代形式的悲剧时所说的那样，“现代悲剧不是强调人物所代表的伦理本质，而是强调人物本身及其个人命运”[4]25。
自古希腊以来确立的悲剧离不开对于崇高精神的呼唤，经典的悲剧书写通过对主人公个体不幸遭遇的描写，将具有时代性的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唤起受众的悲悯，以此完成对灵魂的超越和升华。长期以来悲剧的发展演变围绕着这一基本路线展开，也成为悲剧审美的典型理论内涵。
从人类文化史或审美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看，悲剧在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审美文化形态的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尽管对于悲剧理论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悲剧现象是得到学界公认的。
早期的人类先民需要同大自然各种破坏性力量做斗争，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后就有了悲剧现象的出现。因此，悲剧比崇高、优美等结构形态更具有人类学的丰富涵义，反映出根植于人类早期社会的悲观心理积淀。它使人类在精神和心理上感受到对生命的恐惧与悲观以及生存的多灾多难，也激发了人类克服命运中的艰难处境，寻求希望之光的勇气和动力。在社会和历史发展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以及“命运”这一抽象的概念还无法为个人所自由掌握的情况下，悲剧依然是人类感知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在这种感知中，个体承受了额外的负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这就是说，悲剧的现实基础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上所付出的代价，而人类在深层精神领域中对“命运”的忧患、对个体及群体生存状态的忧患，则是悲剧感所产生的重要原因。不过，悲剧感的哲学本质并不是要沉浸在对人生的消极与悲观中，它更要唤起个体对人生与社会中消极一面的正视，全面认识人类在社会中所可能面临的种种艰苦磨难，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命运的挑战，在一种奋斗和超越的过程中使人趋于完善与成熟。对此，伊格尔顿也认为，“悲剧与悖论有关，由于这种悖论，我们可以超越绝望的困境，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我们敢于承认永恒的灾难处境从根本上与我们同在”。
尽管主体在这种奋斗与超越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受挫折、失败甚至毁灭，但它在精神层面上进行了升华，展现了主体生命活动的崇高美与意志力量。
从审美心理效应看，悲剧能够同时激发接受者在怜悯和恐惧两方面的情绪呈现。其中，怜悯的情绪因为主人公面临了不幸的遭遇而引发，恐惧的情绪则是因为遭遇不幸的主人公与审美主体的日常生活经历产生了相似感而激发。在这两种情绪之外，悲剧还能给人带来压抑与痛苦的情愫，进而制造出某种特殊快感，使得主体形成多重层次的复杂情绪。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这种“悲剧快感”时主张，“我们应通过悲剧寻求那种应该由它引发的，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快感”[7]105。这种快感的形成，离不开悲剧中各种情节的塑造。
由此可见，悲剧所带给人们的审美感受是纷繁变化的。审美主体在悲剧文本中伴随情节的发展先是感受到紧张压抑，继而逐渐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而陷入沉重悲痛的情绪中，并最终实现对悲剧性的超越与升华。在对悲剧艺术的接受中，审美主体通过情节的变化融悲伤、愉悦、振奋等情感体验于一体。这样，传统的崇高性悲剧在让人们哀叹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得到了某种感奋的力量，超越了单纯的悲情体验。正如瑞恰兹所言，悲剧作为接受和包容一切的普遍性经验能使两种对立的冲动：“怜悯，即接近的冲动，恐惧，即退避的冲动，在悲剧中得到一种其它地方无法找到的调和。”
这样一种特质使得悲剧无论是在文艺创作的呈现，还是审美视域中的理论探索都深受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青睐。在特定的悲剧审美时刻，审美者可以短暂逃离世俗生活所带来的困扰，在文艺作品中获取感性的审美体验，为精神层面注入动力，并从主人公的经历思考自己与他人的命运，乃至从哲学性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发展生活。通过这些作品的启迪，审美主体在感受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将之付诸自己的日常实践，使得悲剧产生了影响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这一机制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受到了特别的强调，他在其悲剧著述中将之概括为净化的功能，长期以来悲剧审美的独特文化魅力也正在于此。
此外，时间性也成为构成悲剧审美文化意蕴的重要元素。由于悲剧中不同人物间冲突的充分展现需要时间的铺垫与层层递进，因而悲剧审美的最佳结构形式和表现效果就是时间艺术。时间艺术一方面推动着悲剧情节的展开，另一方面也从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上引发了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思考，这一点在认识悲剧审美的文化意蕴时尤其重要。悲剧中不只有人物间的冲突，更充满了基于时间意义上的时代巨变。悲剧审美并不导向悲观主义，人性在其间的破坏往往是出于对历史发展所作的牺牲，因而这种悲剧性的结构往往会对作品接受者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和积极的审美效果。
人性的对抗涵盖了社会学意义上新旧的交替与人类前进的可能方向，在两个层面上铺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方面，诸如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等经典悲剧人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具有进步意义的先行者和社会变革推动者；另一方面，如骆驼祥子、祥林嫂等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性毁灭也让受众意识到旧制度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对人们灵魂的扭曲，激发内心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从而产生寻求美好社会形式的动力。
人类的生存本能与发展趋向决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性的存在总是不满足于社会理性形式和人类自身发展中的盲点限定，个体需要永远处在一种奋斗和追求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战胜命运。从这种内涵来看，悲剧感的实质是积极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感，它鄙弃盲目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清醒的人生反思意识。正如马克思曾将“恶”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一样，这种悲剧意识也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积极精神动力。
它蕴藏着积极发展的进步趋向，体现了深刻的人生使命感。置身于此种活动结构中的主体产生了希望改变人世间悲剧状态的想法，以精神上的不断追求克服生活中的麻木与消沉，并通过反思和审视自己获得心灵的净化与震撼，从而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活力。由此可见，这些反映主人公经历中的悲剧性体验可以使读者们从平庸的生活中实现超越和升华，进一步思考生活当下的意义和价值，意识到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责任和使命，由此铸造出一种坚韧而伟大的内在人格。
这是悲剧形态赋予人类力量的生动写照，也是悲剧审美的精髓，人们需要从心理接受和时间艺术两方面观照悲剧美学的内部文化意蕴，综合认识悲剧审美在艺术之外所带给当下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