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鲁迅之母鲁瑞，人们的第一印象肯定会觉得她保守，许多相关历史叙说中也是这样“定性”的——大儿子都是留学生了，满腹才学，她却非要包办他的婚姻，逼迫他娶一个没读过书、也无多少见识的媳妇，亲手缔造了儿子并不圆和的感情生活。然而，历史的银币投向空中，不免会看到它的两面。认真扫视一下关于这位老母亲的生平资料，我们会发现，在清末民初，鲁瑞的思想并不算得完全保守，相反，还真称得上有几分“开明”。
贤妻良母自然是鲁瑞的坚守，但她对一些新鲜事物也常抱接纳的态度。清朝末年，社会上兴起天足运动，一些女性虽然觉得裹脚给劳动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却不敢响应，鲁瑞却毫不犹豫地放了足。有人在背后讲过怪话，说她放大脚是要去嫁给外国鬼子。鲁瑞听说后反唇相讥：“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
少年时代曾经与鲁迅一起生活的俞芳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过这件事——鲁瑞会绣花，会做针线，却不会编织毛线，某次，她看到许羡苏编结毛线，不顾七十多岁高龄，向其请教，许羡苏和俞芳都先后教过她。没多久，鲁瑞就学会了织毛衣，自己编了大围巾和穿在外面的背心。北伐成功后，北京的女学生开始剪去小辫子，洗梳变得非常方便，听俞芳她们说起剪发的好处后，鲁瑞也决定剪发。她自备了一套理发工具，由许羡苏或俞芳给她当“理发师”。
鲁迅的母亲鲁瑞
能否孝敬公婆，曾是重要的“妇德”之一，《仪礼·丧服》里标志了所谓“七出”之罪，“不事姑舅”即对公婆不好，排在第三位。而在实际生活中，对公婆好不好，往往又简单地以是否对公婆百依百顺来判断。鲁瑞是有个性的人，对公爹的某些不当做法亦敢于公开质疑。丈夫周伯宜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周伯宜的弟弟（同父异母）与鲁迅几兄弟吵架，周介孚（鲁迅祖父）拉偏架，追着要打孙子。鲁瑞看不过去，公开表态说：“孩子们吵架，应由孩子的父亲自己管教。”这一发声，让周介孚不得不放手。
鲁迅读中小学的年代，还存在“科举制”。一般人认为的正路是“读圣贤书”和“赴京赶考”，鲁瑞的可贵之处，在于不顾旁人议论，支持儿子去考江南水师学堂，并为他张罗了8块钱路费，为其整理行装。尽管心里非常舍不得孩子如此远行，她却仍然鼓励儿子说：“我们绍兴有句古话，叫做‘穷出山’（意思是穷人的孩子因为迫于现实处境读书会格外发狠，最后常常会有出息）。”鲁迅后来的转学、留学，都得到了鲁瑞的支持。
鲁瑞亦好学，尽管条件有限，但她一生的许多时段都在努力提高文化水平。旧时代的父母出于“男尊女卑”思想，极少有人送女孩上学。鲁瑞幼时，家里请人给她的兄弟上课，她就站在旁边听了将近一年。后来，家里不准她旁听，她便自己找书看，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人。到了晚年，哪怕是年龄足以做她孙女的人，她也毫不避忌地耐心求教。她读过许多书，如《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官场现形记》《西游记》《镜花缘》等，翻了许多遍。实在没有书看了，就叫已经定居上海的鲁迅给她买，或者自己去书店选购。
许羡苏与俞氏姐妹都是鲁迅家常客，左起：俞藻、俞芳、鲁迅的母亲鲁瑞、许羡苏
从绍兴搬到北京，鲁瑞每天都要看好几份报纸，关心时事，不时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比如，上世纪20年代，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几个军阀混战，鲁瑞就常叫鲁迅讲三者之间的关系，她也讲讲自己的看法，对张、冯、吴都有批评。1925年，张作霖的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盘旋，有时还会投下炸弹。为抗议军阀暴行，北京八所大学的学生一度停课。鲁瑞就与鲁迅、许羡苏等人讨论到底是上课还是分散更有利于安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中上课反而安全些。学生集中上课，只要炸弹不落到学校里就没事，而学生停课，生员分散，炸死炸伤的机率反而会大大提高。在鲁瑞房里，这样的讨论颇多。
文章写到这里，还得回到鲁瑞包办鲁迅婚姻的事情上。鲁瑞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妇女，脑子里不可能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何况，儿子留学之后不太可能再留在自己身边，希望有个儿媳在家服侍自己并传宗接代，也是当时做公婆之人的普遍愿望。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极少有父母支持儿女自由恋爱。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的局限。鲁瑞在不少其他方面能突破当时的风气，破俗习新，尽可走近和接纳自己不了解的新世界，已显出她非同寻常的见识。鲁迅终生对母亲孝顺至极，这其中当然有他对传统伦理亲情的尊重，又何尝没有他对母亲传统中亦有“开明”之处的识得与敬意呢？
历史常常不是几句所谓的“定论”可以完全概括的。
题图为鲁迅母亲鲁瑞（前排中）与家人合影
栏目主编：伍斌 文字编辑：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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