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隐修士是一个名为安东尼的埃及人，他并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是一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正是他开创了隐修运动。安东尼二十岁的时候，卖掉自己的财产，去蛮荒之地过禁欲清修的生活。
“埃及在饮食上只用面包和盐充饥，他在山洞中栖身，每天不停的冥思苦想，自我反思，与想象中的邪恶势力和形象作斗争。”这种隐修方式是通过对自身肉体造成痛苦，来反思诠释现实中不可避免地苦难，事实上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罗马帝国专制统治，远离社会的修行方式，但它确实是修道院制度的源头。
隐修主义的西进使修道院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组织，亚历山大主教亚大纳西曾在罗马与莱茵兰流亡，他留有著作《安东尼生平》，详细的宣传了这位埃及隐修士的事迹。西欧的基督教士因此了解到东方神秘的隐修制度，西方世界的修道院活动由此开始。到了6世纪初，本尼迪克为了管理修道院，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修道院规程。“本尼迪克的修道院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以拯救人的灵魂为宗旨，他制定的院规表明修道院制度已经被基督教的传统所同化，他规定的修道院的生活是社会性的、合作的、有共同生活准则的。”这个修道院规程逐渐成为强制规定，为西欧统一的修道院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督教传入英格兰的时候，修道院制度也随之而来，据记载：“奥古斯丁在英伦三岛传教之前，居住在爱尔兰的凯尔特族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修道院制度。”5世纪中叶，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传教，并且在当地建立教会。随着教会的建立，修道院制度也随之而来，此时的爱尔兰修道院仍具有东方隐修主义的色彩，推行自省的生活，修道院的院长权力巨大，修士们在其管理下过着集体生活，分工明确。奥古斯丁来到英伦三岛传教后，很快就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两座修道院，即圣彼得修道院和圣保罗修道院。可以说“7世纪60年代是英格兰修道院的黄金年代。”
并且在这一个世纪中，英格兰各地也陆续地修建了修道院。此时加入修道院的人主要是以国王为首的王室成员、贵族、教会的上层僧侣和底层农民等，涉及了多个阶层。人们对宗教的追求逐渐演变为宗教狂热，由异教时期对世俗的英雄功利的向往，转变为皈依基督教后对世俗尘世的规避隐退。人们认为自身被尘世生活所束缚，只有进入修道院过着简朴的生活，通过吟唱圣歌与赞美诗的方式避开尘世生活的诱惑，才能实现基督教所指引的人生目标。对于推崇这种自我反省的沉思生活，圣卡斯伯特修道院是个典型例子，这个修道院起初是由卡斯伯特在一座名为法恩的小岛上，搭建的简陋草棚和一圈石头围墙演变来的，这种极简艰苦的环境将隐居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在修道主义盛行的英格兰，王室对此也表现出相当的支持，出现了国王带头加入修道院的现象，比如塞比、埃塞尔雷德、琴特温等，比较典型的当属东撒克逊的统治者：塞比，他对基督教十分虔诚，热衷于宗教事务。十分渴望加入修道院，但被大臣们阻止，直到他身患重病后，才得以实现心愿。“他前去会见继任厄康沃尔德的伦敦城主教沃尔德希尔。沃尔德希尔在他身边为他祝了福，并接受了他渴望已久的法衣。此外，塞比还给主教带去了奉献给穷人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为了天国，他宁愿在精神上保持清苦。”但在相近时期的欧洲大陆上，比如加洛林时期的法兰克，只有国王虔诚者路易放弃国王的身份进入修道院服务于上帝的事业。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英格兰这么多国王遁入修道院清修实属罕见。
王室成员大规模的进入修道院成为一种趋势，使得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有了自己的目标，于是通过捐赠与赐予的手段修建了私人修道院。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王室女性成员对修道院的捐赠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她们的捐赠与支持，英格兰出现了大量的女修道院。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早的女修道院是利明奇修道院，最出名的当属惠特比修道院，女性修道院的出现也为不愿结婚的女子和寡妇提供了归宿。而且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相邻而建，修士与修女毗邻而居，统一接受女修道院长的领导，这种双重修道院制度也是英格兰修道院制度的独特之处。
即使是王室男性成员捐赠的修道院，一般也都将其托付给亲属掌管，尤其是这种双重修道院，“交给自己的女儿或王室中的某位寡妇来掌管，女修道院长的职位通常传给她们的女儿、姐妹或侄女，这是维护家族土地和影响力的一个有利途径。”如：哈特尔普尔由黑伊乌建立，她是诺森伯利亚第一位被祝圣的修女。黑伊乌离开后，王室的希尔德先是掌管哈特尔普尔，然后建立斯特来纳夏克。肯特王安那的女儿阿塞尔伯尔和他的的继女莎士里德都成了费勒姆提尔的女院长。其次，在王国对外扩张的事务中，在新占领地区修建或者捐赠修道院有利于安抚当地臣民，加强对当地的控制。
在王室对教会捐赠土地与修道院的过程中，初期的教会对此行为是乐此不疲的，毕竟盎格鲁—撒克逊初期的教会处于新生儿阶段，教职人员稀少，教会的组织结构松散，缺钱缺物。所以无论是王室的恩赐还是带头加入修道院，都体现了王权对于基督教的支持以及虔诚皈依。教会不但得到了大量财富，而且还有了栖身之地，这无论是对于传播上帝的福音还是培养专业的教职人员都是有利的。
大量优秀的教职人员被培养出来走向英格兰各地传教，即使那些是偏远的村庄，当地的居民信徒也能感受到来自上帝仆人们所带来的宗教层面的关怀。但是随着私人修道院制度的出现，国王的野心增加，对于其所捐赠的修道院，他们能干涉修道院管理人员的任命，甚至直接选出自己所心宜的人选，以及拥有对于修道院财产的处置权。这实际上就已经损害了教会的权益，教会的独立性逐渐减弱。尤其是那些直接为王室服务的教职人员，王室代替地方主教成为这些人员的保护者，因此地方主教对这些教职人员的影响力减弱，甚至脱离其控制。这些情况都是英格兰教会独立性日益增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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