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以同盟会为革命中枢的革命党人，大多奉行“边陲起义”的策略，对于地处帝国中部的武昌，并不被同盟会高层所重视。
“边陲起义”屡试屡败，引来党人不满这样一种偏重华南，尤其是两广，而忽视其它地区的革命策略，在同盟会内部也颇受争议。
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革命处境之下，两广边陲地带便于武器运输，又临近香港、澳门，便于起义人员聚散，同时远离清廷统治中心，防备力量相对薄弱，起义易于获得成功。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华南为中国侨乡，有大批从华南一带出去的华侨分布在南洋，在这一带发动起义更容易获得这些华侨们的支持，从而易于募集革命经费。
从以上来看，这一“边陲起义”的策略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革命的现实却并没有让同盟会看到这一策略有成功的希望。尤其是当精心筹备，且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之后，不仅巨额的华侨捐款打了水漂，而且党人精英也牺牲惨重。
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
这让同盟会内部对“边陲起义”策略的不满再度高涨，不满的情绪渐渐集中到了身为广东人的孙中山身上。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无疑对这次起义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面对党内汹涌而来的责难之声，他既对起义中牺牲的同志感到极大的悲痛，又深感自己不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和信任。
在出走美国之后，孙中山一度颇为消沉，对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会务几乎放任不理，而且还对党内同志声称，经此一败，五年之内不敢再言起义。
黄兴也因在起义中负伤，断了两根手指，逃亡香港之后，眼看再次起义近期无望，遂不得不静心养伤。
这两大革命领袖都颇为心灰意冷，对革命成功的信心也跌倒谷底，从而导致人心涣散，会务也几乎陷入停顿。
领袖逃亡，会务涣散，同盟会初显分裂之势湖南革命党人谭人凤对于东京本部会务涣散非常着急，要求总理孙中山进行整顿，但孙中山先前虽然答应，后来却不辞而别，为此谭人凤对孙中山大为不满。
在一次与胡汉民的激烈冲突中，谭人凤曾愤愤地说道：
“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话说得已经相当露骨，几乎快撕破脸面了。
宋教仁（左）与谭人凤（右）
既然总理不理会务，谭人凤于是联络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人自行整理，并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
从本部及分会的设置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沿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而这正是之前革命所忽视的地方。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还发布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两份文件。
在宣言中力陈此前革命之缺点，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廖落。”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
这明显是在批评此前同盟会在孙中山的总理之下，革命计划缺乏充分讨论，唯总理独断，以致内部纷争不断；革命组织缺乏切实整理，唯起义独重，以致党员四处离散。
谭、宋二人身为同盟会元老级会员，对于同盟会此前革命之缺点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絮。
对于孙中山、黄兴依靠华侨捐款，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发动华南起义的方式，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样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甚至还表达了对广州黄花岗起义主事诸人处置善后的不满。
在这一通大肆批评之后，宣言接着写道：“返沪诸同志，迫之于情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看到这里，似乎感觉谭、宋等人要脱离同盟会，另组一支队伍单干的意味。
但是宣言中又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明确地表示出中部总会仍然隶属同盟会大系统之内，承认其地位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
是“分部”，还是“分裂”？这里面暗藏玄机但是这其中隐隐有些让人颇为费解之处。
首先，在名称上冠以“总会”，并下设多个“分会”，已俨然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形态，不然，难道在“总会”之上还有一个“总总会”？如果承认“奉东京本部为主体”，那么就应该依照已有的“南部分会”一样，称为“中部分会”，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其二，如果自认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而同盟会成立之初早已定有革命的宣言、宗旨、纲领、组织章程等，那么一个新分部组织的成立，何来又另发布一份宣言和会员章程？
在其会员章程中，规定其会长、总务干事均的任免由本会会员选举产生，并未提及可由东京本部任命。然而，在其分会章程一节中，对于分会会长，虽由分会会员自行选举，但却附上了这样一句：“有认为必要时，得由总务会指认。”何以出现如此双重标准呢？
其三，中部总会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任何组织程序，一些同盟会会员不经本部任何决议，就自行组织成立一个分部，还冠以“总会”之名，这将东京本部置于何地？将组织程序置于何地？将总理又置于何地？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面对以上三点疑问，再综观同盟会内部的纷争，似乎只能得到如下合理的解释。
谭、宋等人为了扭转同盟会的革命策略，再依靠以孙、黄为中心的现有同盟会组织来实现革命策略的转变已颇为无望。
于是他们决定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抛弃“边陲起义”的革命策略，实施以运动策划中部省份发动起义的革命策略。
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在实际上脱离同盟会东京本部而独立运作，但是在名义上还是打出了同盟会的招牌，承认自己仍然隶属于同盟会这面革命大旗之下。
之所以还要继续举起同盟会这面旗，自然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 一是同盟会这么多年的舍身起义，已经被革命淬炼成一块金字招牌，在国内各路各派革命力量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举起这面旗子有助于号召党人。
- 二是虽然对孙中山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得顾及总理的脸面，毕竟孙中山率先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号，十多年如一日，声望和资历无人能及，至少在名义上还是遥戴他为革命的“共主”。
- 三是从更为实际上的考虑，孙中山控制着一个革命的命脉，那就是经费来源管道。谭、宋等人心里也明白，此后国内的革命运动还是得多多少少仰仗孙中山从海外募集到的钱。
宋教仁手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但不管怎么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不可避免地让东京本部进一步空心化，并在实际上造成了分裂的事实。
谭、宋吸取了之前革命失败的教训，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革命策略，将重点放在沿长江流域诸省，尤其是把首义之期望寄托于湖北，并且摈弃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扎实运作，积蓄力量，等候时机，宁缓勿败。
至此，同盟会以中部总会之名，将革命策划指挥的中心从东京转移到了上海，革命的策略也实现了重要的调整，湖北武昌开始进入到了同盟会高层的关注视野，并一举成为此后整个革命策略的重点。
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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