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以同盟会为革命中枢的革命党人,大多奉行“边陲起义”的策略,对于地处帝国中部的武昌,并不被同盟会高层所重视。

“边陲起义”屡试屡败,引来党人不满

这样一种偏重华南,尤其是两广,而忽视其它地区的革命策略,在同盟会内部也颇受争议。

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革命处境之下,两广边陲地带便于武器运输,又临近香港、澳门,便于起义人员聚散,同时远离清廷统治中心,防备力量相对薄弱,起义易于获得成功。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华南为中国侨乡,有大批从华南一带出去的华侨分布在南洋,在这一带发动起义更容易获得这些华侨们的支持,从而易于募集革命经费。

从以上来看,这一“边陲起义”的策略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革命的现实却并没有让同盟会看到这一策略有成功的希望。尤其是当精心筹备,且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之后,不仅巨额的华侨捐款打了水漂,而且党人精英也牺牲惨重。

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1)

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

这让同盟会内部对“边陲起义”策略的不满再度高涨,不满的情绪渐渐集中到了身为广东人的孙中山身上。

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2)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无疑对这次起义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面对党内汹涌而来的责难之声,他既对起义中牺牲的同志感到极大的悲痛,又深感自己不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和信任。

在出走美国之后,孙中山一度颇为消沉,对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会务几乎放任不理,而且还对党内同志声称,经此一败,五年之内不敢再言起义。

黄兴也因在起义中负伤,断了两根手指,逃亡香港之后,眼看再次起义近期无望,遂不得不静心养伤。

这两大革命领袖都颇为心灰意冷,对革命成功的信心也跌倒谷底,从而导致人心涣散,会务也几乎陷入停顿。

领袖逃亡,会务涣散,同盟会初显分裂之势

湖南革命党人谭人凤对于东京本部会务涣散非常着急,要求总理孙中山进行整顿,但孙中山先前虽然答应,后来却不辞而别,为此谭人凤对孙中山大为不满。

在一次与胡汉民的激烈冲突中,谭人凤曾愤愤地说道:

“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话说得已经相当露骨,几乎快撕破脸面了。

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3)

宋教仁(左)与谭人凤(右)

既然总理不理会务,谭人凤于是联络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人自行整理,并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

从本部及分会的设置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沿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而这正是之前革命所忽视的地方。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还发布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两份文件。

在宣言中力陈此前革命之缺点,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廖落。”

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4)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

这明显是在批评此前同盟会在孙中山的总理之下,革命计划缺乏充分讨论,唯总理独断,以致内部纷争不断;革命组织缺乏切实整理,唯起义独重,以致党员四处离散。

谭、宋二人身为同盟会元老级会员,对于同盟会此前革命之缺点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絮。

对于孙中山、黄兴依靠华侨捐款,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发动华南起义的方式,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样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甚至还表达了对广州黄花岗起义主事诸人处置善后的不满。

在这一通大肆批评之后,宣言接着写道:“返沪诸同志,迫之于情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看到这里,似乎感觉谭、宋等人要脱离同盟会,另组一支队伍单干的意味。

但是宣言中又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明确地表示出中部总会仍然隶属同盟会大系统之内,承认其地位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

是“分部”,还是“分裂”?这里面暗藏玄机

但是这其中隐隐有些让人颇为费解之处。

首先,在名称上冠以“总会”,并下设多个“分会”,已俨然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形态,不然,难道在“总会”之上还有一个“总总会”?如果承认“奉东京本部为主体”,那么就应该依照已有的“南部分会”一样,称为“中部分会”,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其二,如果自认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而同盟会成立之初早已定有革命的宣言、宗旨、纲领、组织章程等,那么一个新分部组织的成立,何来又另发布一份宣言和会员章程?

在其会员章程中,规定其会长、总务干事均的任免由本会会员选举产生,并未提及可由东京本部任命。然而,在其分会章程一节中,对于分会会长,虽由分会会员自行选举,但却附上了这样一句:“有认为必要时,得由总务会指认。”何以出现如此双重标准呢?

其三,中部总会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任何组织程序,一些同盟会会员不经本部任何决议,就自行组织成立一个分部,还冠以“总会”之名,这将东京本部置于何地?将组织程序置于何地?将总理又置于何地?

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5)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面对以上三点疑问,再综观同盟会内部的纷争,似乎只能得到如下合理的解释。

谭、宋等人为了扭转同盟会的革命策略,再依靠以孙、黄为中心的现有同盟会组织来实现革命策略的转变已颇为无望。

于是他们决定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抛弃“边陲起义”的革命策略,实施以运动策划中部省份发动起义的革命策略。

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在实际上脱离同盟会东京本部而独立运作,但是在名义上还是打出了同盟会的招牌,承认自己仍然隶属于同盟会这面革命大旗之下。

之所以还要继续举起同盟会这面旗,自然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 一是同盟会这么多年的舍身起义,已经被革命淬炼成一块金字招牌,在国内各路各派革命力量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举起这面旗子有助于号召党人。
  • 二是虽然对孙中山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得顾及总理的脸面,毕竟孙中山率先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号,十多年如一日,声望和资历无人能及,至少在名义上还是遥戴他为革命的“共主”。
  • 三是从更为实际上的考虑,孙中山控制着一个革命的命脉,那就是经费来源管道。谭、宋等人心里也明白,此后国内的革命运动还是得多多少少仰仗孙中山从海外募集到的钱。

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6)

宋教仁手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但不管怎么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不可避免地让东京本部进一步空心化,并在实际上造成了分裂的事实。

谭、宋吸取了之前革命失败的教训,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革命策略,将重点放在沿长江流域诸省,尤其是把首义之期望寄托于湖北,并且摈弃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扎实运作,积蓄力量,等候时机,宁缓勿败。

至此,同盟会以中部总会之名,将革命策划指挥的中心从东京转移到了上海,革命的策略也实现了重要的调整,湖北武昌开始进入到了同盟会高层的关注视野,并一举成为此后整个革命策略的重点。

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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