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参加“研讨会”等有关学术活动，到了闽西几个传统村落参观，发现了一些村落都有“大夫第”建筑。老家连城曲溪罗胜的“大夫第”已是一片残垣，只是门楼残墙横额上的“大夫第”三字仍清晰可见。在连城曲溪这样大山里的小乡村，竟然还有“大夫第”，本是稀罕物，不想没有得到保护，成了废墟，实在可惜。我前两年在闽西各地调查采访“传统村落”，也发现了不少“大夫第”这种独特的府第式民居，即便是极其偏僻的山区农村，也可见到它的踪影。“大夫第”在闽西地区，似乎并不稀少，但各地对于“大夫第”的解说，却不尽相同。何为“大夫第”和“大夫”？说法不一。现将我的浅见，简述如下：2015年出版的《闽西古宅》一书中，有一篇《黄家地大夫第》，是介绍长汀
铁长黄家地村一座传统民 居“大夫第”的，文字为本人所写。我在介绍中这样写道：“大夫第”，顾名思义是士大夫的宅第，主人不是“平民百姓”。清代的“大夫第”，一般是指从五品 “奉直大夫”以上的官员的宅第。但是，那时候的“大夫”，是包括“荫封”和“例捐”得来的“名誉官职”在内的，很多不是正职官员。在专制时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体制下，一个人当上了官，父母兄弟以致叔伯、祖父母都可以受封。有的人虽当了官，但品级较低，也可以通过“例捐”或“受封”得到较高的“荣誉品级”（即没有实际权力的“散阶”），很多“大夫”就是这样得来的。
闽西一带，有很多的“大夫第”。相当一部分是上述“名誉官员”的住宅。但不管怎么说，“大夫第”的主人，是有身份、有地位、有文化品位的人，这一点是不假的。黄家地“大夫第”的主人姓曾，获有功名，曾任福州“闽县学政，儒学正堂”，是一个文官。“闽县学政”究竟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当地有关介绍说他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这其实是错误的。清代的“闽县”即福州，不包括闽侯（当时称为“侯官”）、长乐等地，是一个属于“福州府”管的“小市”，不像现在的“福州市”，管了好几个“区”、“县”，是“大市”。当年，福建省有福州府、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等“八府”（相当于八个地级市），“八闽大地”就是这样来的。黄家地的曾先生所任的“闽县学政”，应为福州的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称为“学官”），“学政”是“学正”之误。真正的“学政”是“提督学政”的简称，省一级才有，由朝廷直接任命，职权有点像“省教育厅长”，但由于不属于”省里管“，所以比“教育厅长”牛。乾隆年间，纪晓岚就由皇帝任命为“福建提督学政”，威风得很，和“巡抚”等”省部级“官员几乎是平起平坐。当然，古代没有那么多的官员，什么“四套班子”，各“部、委、办”，这个局那个局的。明清两代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学官”（府州县分别称为“教授”、“学正”、“教谕”）是除了“知府”、“知县”等“一把手”（行政主管兼管司法）以外，最主要的官员。“闽县学正”是福州有职权，受人尊重的官员。但他只是一个比“县”大一点的地方“学官”，和“省教育厅长”那样的级别，相差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这位曾姓的官员，按其实际职位，并没有达到“大夫”（从五品以上）的级别。但为什么黄家地有这样一座“大夫第”呢？既然是“大夫”（从五品以上），不就是“厅级”了吗？难道这“大夫第”是自己乱建的？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情况。“大夫第”并非是乱建，主人也确实得到“大夫”名誉，只是这“大夫”是虚衔，不是“闽县学正”那样的实职。科举时代，讲究“读书做官”，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也希望以此来稳定社会。然而，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是很困难的。所以统治者一方面极力宣扬“耕读传家”、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对于“科考成功”者和“入仕当官”者采取“封妻荫子”、“加官进爵”等等手段以笼络人心。专制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一人获罪株连九族”是相辅相成的统治手段。而这前一点，对一些官员的“荫封”，基本上是玩虚的，封你什么“大夫”之类的，并没有任何待遇和职权。而后一条，则又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犯罪”，一家人遭殃。这种做法，对于专制统治相当“有效”，因此，历朝历代一直效仿。我们所看到的祠堂门口林立的桅杆，是这个家族有人“功名成就”的象征；看到大门口有“大夫第”匾额，即这家人（或家族）是当官入仕的“不一般人”。当然，如前所说，这个“大夫”并非和其实职相符。
武平十方镇黎畲村的一座”大夫第“
们不用把当年包括“大夫”在内的“功名”看得过重（尊重历史是另一回事）。准确的理解“耕读传家”，学好科学技术，掌握现代知识或一技之长，发展经济，改变自己和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才是更为主要的。
培田的继述堂·，也是一座“大夫第“。主人吴昌同是培田富商，因子侄为官，”诰封奉直大夫，晋赠昭武大夫“而成为”大夫“，继述堂内门就挂上了”大夫第“的牌匾。
连城曲溪罗胜的一座”大夫第“，已是残垣断壁了。偏僻山村，居然有一座”大夫第“，不容易了。连城芷溪也有”大夫第“，芷溪是”历史文化名村“，历史上出过不少人才。（作者：吴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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