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唯一的人”是很不客气的，只有淡淡的冷眼旁观而已，至文章最后一句话，更是显得“冷酷无情，冷漠冰霜，没有温度，只有描述”。
孔乙己的个人悲剧，纵然有社会的因素，但更多地还得从自身找原因。甚至我们很难看出来，社会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读原文，如果没有所谓的“中心思想”的提醒，我们看到的更多地是一个人自己的原因。
关于社会的原因，大约都是这一点：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至清末结束，存在了1300年，总有某种弊端，但更多地是为封建社会选拔了大量的人才，普通人进入上游社会有了渠道，且一个制度能存活这么久，自有其某种合理性。
白岩松说，教育改革是最难的，改起来也是最慢的，因为它无法剧变，剧变带来的很可能是一代人成为试验品。如今的高考制度，也有太多人在挑剔和抱怨，可能至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公正可持续的明显优于高考制度的方案。
鲁迅生于1881年，也属封建知识分子之列，至少在初期是这样的。但鲁迅并没有成为孔乙己一样的人，而是在同样的环境里，创建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可以说，鲁迅和孔乙己的起点是差不多的。
孔乙己的没落，源于最初的科举考试失利，于是他便一蹶不振，好吃懒做，在类似于自暴自弃的状态下，自我编织了一副“尊严”之衣，套于自己身上，如皇帝的新衣般，自己觉得有，别人认为无。
再说“吃人”的封建制度，鲁迅曾有这么一段话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回到孔乙己身上来看，要说科举制度如何有弊端，知识分子受其所害如何深等，好像都可以沾上边，但封建礼教制度吃人的本质，只能模糊而朦胧的理解了，你能具体说出他的含义吗？普遍的说法是：孔乙己在人们的嘲笑之中艰难度日，逐渐凋零，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可通篇读下来，我无法把“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跟具体的事情和情景联系起来，或许这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语言，一般人理解不了，只能观其大略，姑且听之。
那些因孔乙己的到来，而变得快乐起来的那些人，其他他们并不比孔乙己高明多少，唯一的不同便是，他们至少选择了看似正常的人生道路，劳作，挣钱，养家，糊口，偶尔来小酒馆喝喝酒，有钱的话就坐着喝，还会有下酒菜，没钱了就站着喝，量入为出，根据自己真实的情况，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维持那种虚无的尊严，反被成为别人的笑柄和谈资。
君子窃书不为道，但一次两次可以，次数多了恐怕也不行吧，而孔乙己则不然，先是偷了何家的书，被人吊着打，后来又偷到丁举人家里，被人打了大半夜，你能说这完全没有他自己的责任吗？再者，一直欠着酒馆的钱，却还要赊账再喝，“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就要好”。
酒馆掌柜还可以笑着给孔乙己赊账，并能在他长久没有来馆的情况下，依然记得他，询问他的下落，至少说明这些人也不是多么的坏，多少的没有人情味，反倒是孔乙己自己，应该反躬自省，革除弊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样的话，他的境况一定会不同的。
一个人被自身那种似有似无的“光环”所束缚的时候，才是最“受困”的时候，这个情况不是孔乙已才有，也不是某个时代才有，什么时候都有，也可能出现在任何人的身上。从虚无的身份定位中跳脱出来，面对现实，不回避，不躲闪，务实笃定，用行动说话，这恐怕才是每个人应该铭记的。
单就好吃懒做这一点来说，你能说是封建制度对你的毒害吗？又比如不断被人“收拾”，你还会屡不悔改、重走老路吗？再者，即便干与文化沾边的事儿，替人家抄抄书，孔乙已也是干不好，要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么干脆玩消失，“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你能说这也是社会的错、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吗？自身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孔乙己的个人际遇，纵然有大环境的因素，更多还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案例，有自身具体的原因，我也并不认为原文就一定是批判社会的，批判社会加批判个体的某种劣根性，也未曾不能视为文章的主旨。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原因起到了某种坏的初级导引功能，而自身之性格特征和个人经历，被社会原因放大和逗引出来，成为一个失败的案例，哀其不幸是社会原因，而怒其不争，只能从自身着手去寻求改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