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徒步者跨越古镇、田野和山坡，有的是为了寻访历史，为了朝圣，有的为了减肥，也有的为了孤独、逃避或和解，或者连他们本人也说不清楚。
圣雅各之路，年复一年我之前走过一些国内徒步线路，走过一段环勃朗峰线，从2017年起，我开始走圣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这条路横跨法国和西班牙的古道，上千公里长，单西班牙境内全长800公里，需要一个月时间走完。尽管从中世纪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圣之路之一，但如它早已褪去了宗教的色彩，成为全球最热门徒步线路之一。2018年，来自180个国家的32万徒步者走完了这条路。
自此每年春节假期，我都会用五天到一周，在这条路上走100多公里。每年徒步的终点，就是下年徒步的起点，这样的徒步我已经持续了三年，如今还有500公里才能达到这条路的终点——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圣地亚哥。
张星云 摄
每当我向别人介绍我春节假期安排的时候，大部分人脸上就会逐渐写满三个字：“为什么？”即便他们没有明确说出来。
有的人会低声试探问我：“你信教吗？”有的人略带调侃：“你这一天走20多公里弱爆了，我当年30岁时和几个哥们儿一起，一天走50公里。”
这个问题，通常到了这里就没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接着双方很快就进入“怎么样”的问题：你是一个人走吗？你从哪里出发？总共花了多少天了？这样的话题转变其实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有那么几次我被劈头盖脸地问到“你为什么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还真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
我喜欢徒步，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单纯的感觉。每每在城市的樊笼中待久了，我就会去户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你与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最简单的关系，不需要顾忌别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转的言语，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冷了就穿衣服。
人类就是一种动物，通过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风、呼吸、坚实地迈出每一步，你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远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给我的放松感完全不亚于海岛度假，与每天在沙滩上跑跑步、看看书，然后烂醉在泳池边的躺椅上晒太阳一样享受。
张星云 摄
我喜欢西欧乡间的景色；我在巴黎有个好哥们儿，每年我都会约他一起徒步，一路走一路聊，把一年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一遍；像我这种写字为生的记者，每年休年假通常都要带着电脑交稿，只有春节假期我可以完全不管稿子，不用背电脑。
作为徒步圣地，如今这条路路标、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极尽完善，人们只要背着换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够了。无需露营装备，为这条路提供了可以在大自然中完全孤独的条件。按照法国圣雅各之友协会的统计，40%的徒步者是独自出发上路的。
这也造就了这条路上一种独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们从驿站独自出发上路，各走各的，绝不相互迁就，由于每人脚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结伴而行一段时间，之后再分别，相互说出一句约定俗称的“一路顺风”（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们再在下一座城镇的驿站重逢。
西班牙古城圣地亚哥，圣雅各之路的终点。| 视觉中国供图
比利时大爷雷奈是这条路上的“老鸟”。他第一次一口气完成800公里抵达终点圣地亚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每天徒步的节奏，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于是他没有停下脚步，沿着海边继续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飞机，一趟火车，外加巴士，终于找到他，把他领回了家。不过他没有就此打住，在大儿子出生之后他又推着婴儿车走过圣雅各之路，后来还与小儿子一起骑自行车完成过。他在比利时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拽住，“你就是在圣雅各之路上推着婴儿车的人”。
我是在他第四刷圣雅各之路的时候遇到的他。他熟悉每一段线路的路程以及难易程度，知道冬季哪些小镇的驿站开门哪些没开，他会在上下铺的驿站里嘲笑我带了整套睡衣，也会组织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西班牙小吃。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一次走这条路？”当我不免好奇地问雷时，得到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后来慢慢发现，“为什么上路”这个问题，对谁来说都并不容易作答。
救赎与和解1976年，台风季节的菲律宾热带雨林里，美国影星马丁·辛（Martin Sheen）带着自己14岁的儿子埃米利奥·艾斯特维兹（Emilio Estevez）在科波拉的剧组参加《现代启示录》的拍摄。马丁·辛在电影里饰演主人公，一位要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实施刺杀任务的美军队长。
《现代启示录》，1979
电影在拍摄时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坏天气、不稳定的东南亚政局，以及导演永远在更改剧本的坏习惯让原本只需五个月的拍摄被无限期拖长。
整个剧组都处于绝望之中，马丁·辛也不例外。电影中有一组著名镜头，入夜，马丁·辛饰演的美军队长将自己锁在西贡酒店房间里，伴着“The Doors”的背景音乐在绝望中乱舞，他徒手打碎了镜子，又将自己手上的血涂满脸庞。其实原本剧本里没有要求马丁·辛如此夸张地表演，但他那天36岁生日，并且他确实喝多了。
埃米利奥·艾斯特维兹并不喜欢父亲喝酒，因为喝多了后马丁·辛会变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长子，所以马丁·辛永远会先冲着他来。12个月后，马丁·辛经历了一场轻度的心脏病。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宾雨林中一点点瓦解了。
2010年，48岁的艾斯特维兹和70岁的马丁·辛一起演了一部电影，名叫《朝圣之路》。在这部儿子导演并编剧的电影里，马丁·辛饰演的父亲汤姆试图去修复与艾斯特维兹饰演的儿子丹尼尔之间的关系。丹尼尔是个到处流浪的背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区行走圣雅各之路时，遭遇风暴遇难。在美国做牙医的父亲汤姆于是动身前往法国取回儿子的遗体和遗物。但是在到达了法国之后，汤姆却决定要将丹尼尔已经走过的和没有走完的圣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儿子的生活。
《朝圣之路》，2010
《朝圣之路》开拍时，马丁·辛已经成功戒酒20年。他说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展现人类的软弱，以及人们从一条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获。
电影的最后，年迈的汤姆替遇难的儿子丹尼尔走完了全程，在终点得到一张走完全程的拉丁语证明，他郑重要求办事员在上面写上儿子的名字，将儿子的骨灰洒向大海。终于，与自己和解。
《朝圣之路》是如今与圣雅各之路有关的电影里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疗愈和心灵慰藉效果而上路。
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1947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名工程师，希望他以后也成为工程师，母亲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他从小被送到教会学校念书。但他一心想当作家。因叛逆，他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后来他离家出走，成了一名嬉皮士，沉迷于炼金术、毒品和摇滚乐， 因写的歌词被军政府逮捕。
1986年，38岁的他觉得自己人生失去目标，于是他决定去走一趟圣雅各之路，以实现他的梦想：寻找一个故事，成为知名作家。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三个月的徒步，让柯艾略觉醒，既然想当作家，就要认真写字，这么简单的道理快40岁才明白。于是他在回到家后辞去了自己歌词作词人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第二年，他写就姊妹篇小说《朝圣》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如今被翻译成80多种文字，单行本卖了1亿6千万册，比肩《哈利波特》。它讲述了一个原本生活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平原上的牧羊少年，为了追求梦想卖了羊去寻找金字塔宝藏的奇幻故事，最终牧羊少年在金字塔没有找到宝藏，却实现了自己看世界的儿时梦想。那个满世界流浪的牧羊少年，名字就叫圣地亚哥，也就是圣雅各之路的终点。
终点，还未抵达自从我上路之后，圣雅各之路也成了我和外国人打开话匣子的方式，没有人不知道这条路。去欧洲出差，同路的意大利美食作者会和我交换圣雅各之路沿途的好馆子信息。采访阿根廷新媒体艺术家阿马利娅·乌尔曼（Amalia Ulman），她会激动地说小时候生活在西班牙小镇希洪（Gijón），自己家门口就是圣雅各之路，每天看着徒步者经过。每年底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每当我埋于稿子，都会在某个瞬间想到西班牙乡间的景色和空气，让人放松神往。每每此时，我会从柜子里翻出我的“朝圣者护照”，看看之前一路在每个驿站盖的印章，再看看路书和地图，盘算着下个春节假期我都能路过哪些地方。
虽然我已经连续走了三年圣雅各之路，但终点圣地亚哥离我还远着呢，我远没有获得《朝圣之路》电影里那样的解脱和救赎，也还没有看到台湾诗人余光中描述过的，终点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在进行弥撒时那摇摆的香炉。
张星云 摄
在第三年的徒步之后我曾经差点放弃了。那年冬天是在鹅毛大雪里连续走了三天，浑身湿透，晚上住的驿站没有暖气，中世纪的石头房子里面越呆越冷，接待我们的老板娘为了省钱，晚上9点就把唯一的壁炉灭火。好在最后一天阳光重现，一路在温暖的阳光下徒步让人恢复心情。路段结束分别时，我和巴黎的哥们儿拥抱，暗自庆幸没在最低谷的时候相互翻脸。
记得第一年路段结束后，比利时大爷雷奈叫上同行的其他人，在古镇潘普洛纳（Pamplona）的一家小馆子给我准备了送行宴，席间他请大家喝了三瓶红酒，然后对我说：“每年只走一周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你能放下更多，也许就能一气走完了。”
其实像圣雅各之路这样的徒步圣地还有很多，它们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历史或宗教含义。根据圣雅各之路协会的统计，2018年完成徒步的32万人中，其中11%走这条路的原因是强身健体，39%因为信仰，而49%的人是因为“精神收获（spiritual）”。应该怎么去解释这种“精神收获”呢？
本期封面，我的同事们会前往全球和国内著名的徒步路线。驳静走了趟传奇又治愈的日本熊野古道。卡生去了夹在山林野郊和和高楼大厦间的香港麦理浩径。王珊走了著名的洛克线，试图打开自己的心结。艾江涛在新疆乌孙古道上进行了一次曲折的的徒步，感受到艰苦的环境里如何将人关系中的脆弱放大。“老鸟”陈璐用了很久时间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徒步线路，最终选择了南太行穿越。薛芃在暴雨中的武功山徒步，思考“苦行僧式”长线徒步到底有何意义。
熊野古道小边路，从森林的角度去看无疑是极为优秀的。| 张雷 摄
穿越南太行，站在莲花村到郭亮村途经的山洞中眺望。| 蔡小川 摄
通过实际行走，并采访沿途的徒步者和曾经的徒步者，常年接待徒步者的各类服务人员和机构，以及沿路居民，试图理解他们并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去徒步？它是如何成为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徒步与其他户外运动、与标准意义上旅游的区别是什么？这些经典路线为何几百年来不断吸引徒步者前往？在短则五天一周，长则一两个月的户外行走中，生理和心理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大部分上路的人既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强身健体，那他们收获的到底是什么？
保罗·柯艾略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忏悔”说，自己当年实际上并没有走完圣雅各之路全程，在距离终点还有150多公里的小村塞夫雷罗（Cebreiro）他放弃了，随后搭了辆开往圣地亚哥的巴士。
是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作答“为什么”的问题。人们在出发前并不需要找到特别的理由，因为只要在路上了，就足够了。但徒步的魅力也在于此，往往经过漫长的行走，继续下去的理由早已不再是初衷，因为我们都在路上成长了。
对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谷岳而言，徒步不是竞技、不是比赛，甚至终点都不是重要的——“往往终点就是回到了原点，你的停车场。”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的双脚与自然对话的过程。那些不期而遇的景色，更是带来内心深处的愉悦。“人人都需要回归大自然，而徒步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谷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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