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早期名片
好人长安君原创作品
从大众角度来讲，华为这个品牌的辨识度获得巨大提升，应该是在2015年华为手机大卖开始，自此以后华为就逐渐成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而创始人任正非的传奇人生也逐渐广为人知，到美国制裁华为，然后华为推出备胎计划时，任正非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时至今日，任正非应该算是国内企业界声望最高、声誉最好的企业家，甚至没有之一。
对于任老的夸奖我不想多说，他的各类经历网上也随处可以找到，我前一阵甚至发现网上流传着他刚创业时候的一张名片。
我想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任正非创办华为的不同阶段，他的哪些思想或者制度创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他一些商业巨头跟任正非相比，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同之处产生了何种未来的差异？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确实想到了一些东西。
在任正非创办华为的不同阶段，确实都有非常独特却又关键的东西拿出来，成为华为走出难关或者走向巅峰的利器。
今天这一篇先讲讲任正非创办华为早期的一个制度设计。而作为对照，我选择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早期的经历，同样是做了一个制度设计，也惠泽阿里多年，值得思考。
一1990年前后，华为刚开始自研之路没多久，任正非就在人还不多的公司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
（这里需要注意，当时的员工持股计划还很粗糙，后来经过多次完善与改革才最终形成今天的华为全员持股制度。）
任正非推出这个计划，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基于对人性的了解，他认为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本质在于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与员工分担责任；
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考虑，公司的发展实际上资金缺口一直存在，他将这种方式明确为员工集资行为，也就是借员工的钱来发展壮大，发展壮大后员工又享受这部分投资的收益。
而且任正非并不是面向所有员工推出这个计划，而是限定于技术和业务骨干。从这一点来看，激励的作用是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在内的。
实际上多年以后，当任正非接触到西方管理学时，意识到自己在初期的制度创新与西方企业的期权激励非常相似，都是让参与计划的人分享企业的发展红利。只不过华为早期的这一制度更倾向于内部融资，而期权激励则更倾向于激励。
到1997年，深圳颁布了一个《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的文件，华为参照这个文件，对之前沿用七年的员工持股制度进行改革，将华为在册的2432名员工的股份全部转到了华为公司工会的名下，占总股份的61.86％，在提高薪酬的同时也加大了员工配股力度。这次改革后，华为员工股的股价改为1元／股。
从这次改革开始，任正非的股权占比就开始一路下行，直到最近一次公布的0.7%（2021年8月17日），与此对应的华为工会股权占比为99.3%。
结合这个制度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员工持股为虚拟股，不包括所有权和表决权等等，可以推断出它的本质其实是利润分配制度，或者叫企业财富分配制度。
为什么华为全员持股制度如此独特，又如此难以复制？
因为华为真正做到了“公司公有”，而绝大多数企业实际上都属于“公司私有”。
“公司私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公司创造的绝大多数财富，最终仅由数量极少的若干人分享。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现象，因为创业者们往往承担着绝大多数的风险与危机，而员工不承担这些，所以当企业走出危机，开始享受发展红利的时候，创业者们理所应当拿走最大的红利。
那么任正非究竟做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它通过这样一个制度，让员工和创业者们成为了一个整体，共同承担风险和危机，同时共享几乎全部的发展红利。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没有别的企业家会将企业的绝大部分股权与员工共享，更多的反而是在风险到来时各种许诺各种表演，而度过危机后员工待遇不怎么变，他们依然拿走绝大部分利润。
所以为什么前些年还有些企业要学习华为，而现在就只能钦佩？因为他们做不到“公司公有”。
为什么做不到呢？
一是因为人性，共患难很难，但撑过危机后的共富贵也许更难；二是制度，只有一个财富分配制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高明的运营策略，和管理制度，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保持高增长。
有句老话叫，“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人不怕分的少，怕的是分的不公平”，华为的股权制度主要保障“分得公平”，其他制度则保障“分得多”。
所以一个企业如果既“分得多，又分得公平”，这样的企业对于人才怎么可能会没有吸引力？
所以在我看来，华为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这样一个财富分配制度至关重要。如果说华为在“技术研发-市场扩张-企业壮大-技术研发……”这样一个循环中不断往前发展，那么这个发展的基石，我认为就是这样一个财富分配制度。
二有个问题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答案——任正非究竟是如何想到了这样一个制度，并最终完成到现在这个版本？
2011年年底，任老在心声社区发布过一篇著名文章，叫《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边提起过草创这项制度的事情，从那处描述可以看到他受到父亲任摩逊先生的影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也有人说，任正非借鉴的是国企的做法，但很显然与其初衷不符。
我只能向任正非的早期经历以及时代背景寻找线索，然后我找到了一些端倪。
在华为全员持股制度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集体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任正非是将华为作为一个集体，自己是“班长”，那么所有的成就与荣誉就属于“集体共有”。
这种“集体主义情结”，应该是任正非毕业以后，进入基建工程兵序列后，长达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所获得的。而且军队生活对于任正非的塑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性格坚韧，比如说华为的内部管理有“军事化”的痕迹等等。
除此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华为的创立背景。
在1987年到1990年之间，华为解决的主要是生存问题以及短期发展方向问题，在此之后要解决的就是长远发展问题。
那么从后往前看，华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先从天时来讲。
1990年改革开放相当于刚走过十年不久，这个时候已经不像前十年里政策反复变化，人们依然处于裹足不前的状态，相比之前，90年之后改革开放开始大踏步前行，这一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而上交所的开业不仅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更是对深度开展改革开放的支持与鼓励。
这对于全国的民营企业家，以及想要下海经商的人们都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认为当此之时，任正非肯定能够意识到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并决心投身于大时代的浪潮中，获得属于华为的发展机会。
暮色下的深圳
第二点，地利。
1990年的深圳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开放急先锋，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新的经济政策最先惠顾的地方，没有之一。这些特点决定着深圳的企业能获得最快的市场信息，知道中国市场最新的情况，最早知道外面世界新的变化和商业机会。
所以为什么深圳会在几十年间拔地而起，成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创新之城之一？说白了，它是一个世界大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外界进行商业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
华为早期发展，地利的因素也产生巨大作用，深圳与香港隔河相望，所以两地企业之间有着非常多的交集，而当时的香港是全球范围内商业金融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点给深圳企业带来许多发展机遇。华为就是在代理香港一家企业的交换机产品后，实现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以及确立了华为的发展方向问题。
我认为当时华为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天时地利都很不错，那么最为重要的“人和”，就成为了任正非需要实现的一个条件。
在这个迫切的需求之下，任正非为了激励团队，保持团队的凝聚力，同时也因为军旅生活所带给他的“集体主义”影响，他最终选择了员工持股计划。并且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了加强“人和”，他最终促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员持股制度。
我认为这就是任正非设计这样一个制度的初心，甚至可以说“集体主义情结”都是次要的，而“人和”可能才是他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华为走到今天，它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只是那些顶尖人才们，也不只是2012的科学家们，而是由顶尖人才和业务骨干、智力担当和努力担当们、核心员工和普通员工共同组成的一个生态。
一个公司如果能实现“人和”，那么天时和地利都可以创造，因为“上下同欲者胜”。
三1999年，包括马云在内的18个人成立了阿里巴巴。
在阿里巴巴的早期，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之中，只有“人和”一直坚挺。
就天时而言，新世纪之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对整个行业都造成毁灭性打击，阿里当时因为体量很小，受到的损害反而不大，但是这次泡沫破灭造成了长期的低迷，给阿里带来时间成本上的影响。
对地利来说，杭州是临近上海的省会城市，但是交通条件以及商业条件在当时而言并没有多突出。
只有“人和”这一项一直稳定——当然这只是核心团队的“人和”。
马云尊崇的是“精英管理模式”，只不过他所推崇的精英属于偏性执行方面的，马云本人对于商业有着超越常人的敏感以及洞察能力，这种能力既赋予了他极为突出的对于商业及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同时也使他极具个人魅力。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最为靠近马云的团队成员，往往是维持“人和”最重要的管理者。
阿里巴巴的早期生存环境，其实比不上华为。华为当时受益于国内政策红利，营业规模和利润在早期就很可观，而阿里巴巴早期的“F2B”、“B2B”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新颖，所以拓展成本很大，盈利周期很长。
同时阿里巴巴在2003年成立的淘宝，虽然本土化购物体验优于其主要竞争对手eBay，但因为线上渠道以及资金规模等问题，推广非常困难。
可以这么说，阿里巴巴的头几年基本上都在生存线上挣扎，而能够在挣扎中活下去，主要依靠的是马云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自己商业模式的信心，以及最为现实的，软银、雅虎等国外资本的投资。
现在有人翻旧账，说马云那时候不该将阿里巴巴的股权卖给软银和雅虎，以至于阿里巴巴现在资本构成复杂，变成一个带引号的“民族企业”。
这样说的人，在我看来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
当时的阿里巴巴其实有向银行或者国内资本寻求帮助的经历，但有钱的机构不愿意投给其貌不扬的马云，或者因为投资观念保守，但更多可能因为马云对于控制管理权的执着。
一方面企业需要续命才能前行，一方面马云绝不愿意自己创立的事业落入他人之手，在这个前提下，外资就成为了阿里的唯一选择。
而为了让外资影响不到核心团队对公司管理的最终决策权，马云对合伙人制度进行了创新，形成了今天的阿里合伙人制度。
关于合伙人制度的具体内容就不多说了，它的本质是控制权和传承机制，而并非企业财富分配制度——实际上华为的财富分配制度在所有民营私企中几乎都是独一份的。
这个制度的核心有两个：第一，公司的控制权始终保持在现任合伙人委员会手中；第二，合伙人由合伙人委员会选举通过而产生。
这样一个制度，虽然理论上没有禁绝大股东方参与到对阿里巴巴的控制中来，但实际上最大程度保障了创始人团队对公司的控制权。
换句话说，外资只分钱，但是最终决策企业发展方向的，是合伙人委员会。
客观来讲，阿里合伙人制度是一个应运而生同时不缺乏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它很好平衡了创始团队对控制权的执着和融资需求两方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保障了这种权力的传承，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了家族式传承的路径。
这个制度的推出，让阿里巴巴在后续的扩张阶段连续多次募集到发展需要的资金，并借此获得雅虎的线上渠道，为完成对eBay的狙击可说贡献很大。
在eBay退出中国舞台后，淘宝继续大放异彩，阿里巴巴最终率先成为中国电商行业的领头羊。
回顾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马云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成为阿里巴巴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阿里巴巴实现触底反弹，走上一条辉煌的发展之路，简直完美。
四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我认为绝大多数人可能跟马云更像，因为利己是人的本性，在保障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我再去想利他的问题，去兼顾社会责任，去思考自身发展对行业的冲击与破坏。
马云始终都是一个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企业家，这很常见，也能理解。
但这与他在舆论场所营造的形象存在差距，在公众面前的马云，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中国经济未来、国民教育问题等等高大上主题的大人物，他不贪财（此处小撒有话要说），不好色，不恋慕权势，所以他获得了中国社会广泛的关注与崇敬。
但是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蚂蚁金服的股权架构暴露了他对财富的掌控欲——马云实控的两家公司在蚂蚁金服占股比例超过50%，而蚂蚁金服上市首发的价格对应的市值是2万亿人民币。
与此同时，外滩的一番讲话暴露了他的“权势”，所谓“功成不必在我”，听着何等谦虚，细品又是何等狂妄。
他的境遇与任正非形成了鲜明对比。
任正非在创办华为以来，尤其是在财富分配制度的设计和社会责任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利他”色彩，有人说这是受到稻盛和夫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更多在于任正非从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成年后的集体生活所共同塑造的思维习惯。
而这是绝大多数创业者们和企业家们都做不到的，所以任正非在整个企业家圈子里其实是个异类，受人尊敬，但很难被理解，更难被接纳。在这一点上，他与马云、柳传志等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华为被制裁之后，这位老人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才知道华为在这些年里做成了这么多让国人与有荣焉的事情，也知道了华为在达成这些成就的过程之中，这位老人做的事情，以及他所创立的华为拥有着如何独特的企业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优越与睿智。
人们才认识到，这位老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商业思想家。
希望他的商业思想能遍地开花。
（下一篇换一个方向，讲讲任正非与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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