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个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具体指唐朝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这八位散文代表作家均是主持唐宋时期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主张尊奉儒教道义，文风应该质朴流畅，而非绮靡雕琢、浮艳晦涩。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也有着相似的文学主张，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于文章”，反对“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古道不适用”的浮华文风，却没能入选“唐宋八大家”之列，这与范仲淹本人所处的时代、范仲淹的政治成就有关。但曾巩作为欧阳修的学生，之所以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与曾巩“自然淳朴、细密条理”的文风有关，也与他是古文倡导领袖欧阳修的学生有关，他能位列八大家，是理所应当。
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时，范仲淹已逝世，无法做积极的参与者范仲淹（989-1052）称得上是北宋开国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在广德军司理参军事担任讼狱勘鞠一职，主要负责案件审理的工作。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38岁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兴办教育，此时的他熟知社会发展状况，上书仁宗称“国家进入繁荣时期，应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国所用”，并做文章《南京书院题名记》来盛赞应天府书院的教育成效，文中写道：
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
在这段记载中，范仲淹提倡“文以明道”的思想，认为做文章应该宗经明道、重视用严谨的道理针砭时弊，只有这样，才能吸纳四海的名士，共建北宋的繁荣盛世。这一主张与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提倡者韩愈“志在古道，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如出一辙。
然而北宋的古文运动倡导者欧阳修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斥，力在改变“太学体”的淫巧侈丽，浮华纂组，主张“知古明道而后履之身，施之于事”紧密关切现实问题，针砭时弊，文道统一。
此时，范仲淹已去世，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开始带领学生苏轼、苏辙、曾巩，在王安石和苏洵的巩固下，沿着唐代古文的发展道路，结合当时的诗风改革，并吸取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经验教训，主张“道文至胜”、“简而有法”的创作原则，奠定了古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范仲淹忧国忧民，政治成就高于文学成就，后人评价标准有所偏向
古文运动在中唐时期形成文学思潮，在北宋得到继承和发展，后人称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明朝初年，朱右选了唐宋著名文学家的文章，编纂成《八先生文集》，被人称赞为“八家之名”；明中叶散文家唐顺之编纂《文编》一书，也收录了这八位散文家的作品；后来明代散文家茅坤根据朱右、唐顺之的选编方法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这部书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也广泛流行，由此，古文运动在唐宋两代的传承关系得到后人的肯定。
结合唐宋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可知，中唐时期由韩愈、柳宗元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以儒学为旗帜，以复古为号召，以文体改革为中心，以保护唐王朝的统治，所以韩愈、柳宗元开始注重先秦两汉时期的散体文，反对六朝骈体文，力图恢复言之有物、自由灵活的散文；到了北宋年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坛领袖，吸取晚唐五代时期骈文优势回归，导致政治灭亡的教训，开始继承创新古文核心思想，发动“新古文运动”。
而范仲淹作为北宋文人，他的一生功绩都在对国家的贡献，如兴办教育、抗击西夏、庆历新政等政治领域，文学作品数量甚少，一首《渔家傲·秋思》开拓了词的意境，一篇《岳阳楼记》展示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然而其他文章均属政论散文，多是为国家政策、社会现状提出建议，并未展现出散文的特点，如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这篇政论散文中，范仲淹在仁宗的应允下，总结了28年来的从政经验，转化为改革思想，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此时的范仲淹已经55岁，他在抗击西夏战役中，以“修建堡垒，攻破西夏”的战绩深得仁宗欢心，便下旨任范仲淹为宰相，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在这篇政论文中，我们看到范仲淹极高的政治见解，可见，范仲淹的政治成绩远高于文学成就。
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文学成就，便是他在邓州期间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诗文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范仲淹一生以政治建设为主，报国利民、建功立业、鞠躬尽瘁地做了一位直言纳谏、政绩显赫的贤臣，他的政治形象掩盖住了文学的锋芒，并不及欧阳修、苏轼等人著文无数。
曾巩作文自然淳朴、文道统一，凭实力入选唐宋八大家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北宋的科举考试群星璀璨，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均在这场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三位文人均成为欧阳修一手提拔的后起之秀，为“新古文运动”的革新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曾巩最为才华横溢，深得欧阳修器重，甚至被欧阳修评价为“最喜欢的学生”。欧阳修第一次见曾巩的文章，就感叹道：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送杨辟秀才》
在欧阳修看来，曾巩的文章是学习雕琢浮艳的“太学体”，却能够脱离太学体的束缚，犹如百鸟中的鱼鹰，文风成熟自然不事雕琢，可谓是立意高远。而在曾巩入欧阳修师门后，欧阳修也曾直面夸赞曾巩：
所深念者，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在欧阳修看来，门下弟子千百人，唯独曾巩是最得意的弟子，言语间看得出欧阳修对曾巩的喜爱。曾巩的文章源自儒家的“六经”，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文章传统，强调孔孟哲学观中的“仁”和“致诚”，在他的散文中，常以“自然质朴”之风说理论事，如曾巩的《墨池记》，将记叙、抒情与议论融合一起，引用王羲之的勤奋刻苦来揭示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文中写道：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曾巩在这篇散文中开篇写墨池的位置、形状等，转而写道王羲之“临池作画”的情景，来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是“以精力自致，非天成”，意在说明王羲之能够取得优秀书画家的名誉，是靠他自己后天勤学苦练的结果，夹叙夹议中抒发着内心的情感，然后又进一步推论道“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将散文题旨升华到后世的仁人志士，启示世人勤学苦练的重要性。
曾巩的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生动形象揭示道理，深入人心，苏轼曾称赞道：“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所以，曾巩能位列“唐宋八大家”确实是实至名归。
结语
“唐宋八大家”倡导的古文运动，一反雕琢艳丽的骈文风格，提倡尊崇儒家教义，强调文道统一、自然平实的文学创作理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而范仲淹作为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也提倡应遵循儒家教诲、重视诗文教化、平实自然流露说理议论，而非浮事雕琢。范仲淹的文学思想虽与古文运动主张相似，却因他生不逢时，未能赶上欧阳修的“新古文运动”思潮，成为运动中的一员，与“唐宋八大家”失之交臂；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心怀政治理想，一生为国为民，他的政治成就掩盖了文学锋芒，使他成为政坛上的榜样，熠熠发光。反观曾巩，他是欧阳修师门下学子之一，被欧阳修称赞为最得意的弟子，他的散文将抒情、叙事、议论融为一体，成为北宋散文家创作成就最高的文人之一，被后人津津乐道。
作者：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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