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其人
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出身贫寒，因为姐姐嫁给袁世凯部下王英楷做二房，得以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东渡日本，入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进入北洋军。由于为人精明，做事麻利，得到了王占元的赏识，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同年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王”。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开始后，面对国民革命军的进攻，孙传芳节节败退，主力军消耗殆尽。不得已投靠张作霖，张作霖死后，因与张学良意见不合，避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彻底下野，隐居天津。
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劝他皈依佛门，孙传芳便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建立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人之多。期间果断拒绝冈村宁次邀请其做华北伪政府主席的无理要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可见其尚具有一定的民族气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刺杀身亡。
孙传芳
施从滨被俘
1925年，直奉战争爆发，孙传芳率军北上，直指山东。时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命令，前去拦截孙传芳。
时年施从滨已经六十岁了，是安徽桐城孔城镇人，早年进入吴长庆的部队，后跟随袁世凯加入北洋新军，宣统元年授陆军中将衔，施从滨在北洋军中算是老资格。
中华民国成立后，施从滨成为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下，出任陆军第一师师长，后又出任第二军军长。张宗昌对北洋出身的施从滨器重有加，不仅委以重任，还把手下最能征善战的白俄兵交给他带管。
但施从滨却在皖北固镇被孙传芳打的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在逃命过程中，其乘坐的装甲车翻倒，被孙传芳部谢鸿勋师擒获。被俘后的施从滨平静坦然，他认定孙传芳不会杀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只因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杀将官！这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民国的军阀几乎全部出自北洋，无论你是奉系、皖系还是直系，总能找出点同学、朋友、亲属、老乡或者部属关系，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出来混，总要讲点情面。再者，军阀混战，为的都是利益，既然利益已经得到了，就没有必要再斩尽杀绝。利益还决定着脑袋，为了利益今天战场上杀个你死我活，同样为了利益明天就可能把酒言欢。所以，民国时期仗打了不少，但鲜有高级将领阵亡或者被杀的。施从滨十五岁从军，六十岁被俘，什么场面都见过，自然也懂得这些规矩。
况且施从滨手里已经有了“保命符”。抓获施从滨的谢鸿勋是孙传芳麾下的一员悍将，和孙传芳同样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传芳面前说话还是有份量的。出于对北洋老前辈的尊敬，在将其押送走之前谢鸿勋还专门写了份报告给孙传芳，请求优待施从滨。
就施从滨本人而言，既然打败了，技不如人我认栽了还不行。所以被俘后还对押送他的士兵表达了问候：辛苦你们了。在见孙传芳时施从滨按败将之惯例穿着制式服装，即北洋政府发给他的上将军服。见到孙传芳时啪的一声敬了个军礼，说到“元帅，施从滨到了”。在施从滨看来，只要承认战败，给足孙传芳面子，孙传芳总不会往死里整他。
施从滨
孙传芳为什么要施从滨死
可是，孙传芳却不这样想。当时正躺在大烟床上的孙传芳用嘲讽的口气说道“也嗨，这不是施老将军吗，你是来上任安徽督办的吗”？原来在此次战役之前，张作霖已经承诺施从滨，只要打下固镇就让他当安徽督办。施从滨就这么被拉出去处死了。而且不是枪毙，而是被处斩首，头颅悬挂在蚌埠车站示众，暴尸三日。
当年孙传芳从浙江起家，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从上海打到南京打到安徽，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和张作霖、吴佩孚并称“北洋三大军阀”。这仗打的是顺风顺水，就得意忘形起来，儿戏般就将人杀了。加之战前他多次劝降施从滨遭到拒绝，恼羞成怒，杀人泄愤。
杀施从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立威并警告诸如邓如琢、陈调元等其他将领，和我孙传芳对抗的下场就是死。
孙传芳杀施从滨另有一个隐情。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吴佩孚希望驻扎在江苏的六个旅可以北上支援，但却为山东方面所阻隔，而当时正是施从滨从中作梗，阻挠直军借道北上。孙传芳将俘虏施从滨的消息告知吴佩孚后，吴佩孚是新仇加旧恨，当即下令孙传芳将施从滨就地处死。但这个说法只是推测，并没有直接证据。
孙部里很多军官,对孙传芳擅杀战俘表示不满。幕僚杨文恺曾极力劝说孙传芳，我们打的是内战，不宜杀戮，建议对施从滨监押。其他将领也担心杀施从滨会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打破内战不杀军官的潜规则。战场上哪有常胜将军，说不定哪天战败砍头的厄运降到了自己头上。
孙传芳之死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这是1925年得悉父亲施从滨惨死的确切消息后，施剑翘所作明志诗的后四句。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从小受父亲宠爱，在家中由私塾老师教授学问，对古文诗词颇感兴趣。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作为一个裹足女子，弟妹又都年幼，施剑翘最初将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在担任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后，施中诚却反劝施剑翘打消复仇念头。施剑翘因此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1928年施从滨遇害三周年的忌日上，施剑翘遇到了的同乡施靖公。此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表示愿意承担报仇雪恨的大事，施剑翘遂下嫁并随他迁居太原。到了1935年，施靖公被提拔为旅长，而报仇之事被一拖再拖。在要求施靖公为父报仇遭拒后，施剑翘与其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娘家。施剑翘有感于十年空付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将自己“施谷兰”的名字改名为“施剑翘”，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组合起来便是“剑翘”。施剑翘决定亲自动手为父报仇，她通过手术放开了缠裹着的双足，并开始练习枪法。之后，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寓居天津成为佛教居士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化名“董慧”，加入了天津佛教居士林。施剑翘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音容相貌及活动规律，为刺杀作了周密安排，并印制好了《告国人书》和遗嘱。1935年11月13日是居士林的讲经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趁众居士闭目诵经的时机，施剑翘悄悄拔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开了第一枪，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开一枪。随后施剑翘将《告国人书》和身穿将校服的施从滨照片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自首。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一时全国轰动。
后续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了杀人经过和原因。她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十年，后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七年监禁。在社会各界和冯玉祥等人的呼吁和救援下，1936年10月14日，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
1946年初，施剑翘在苏州创办私立从云小学，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贫民子弟和部分孤儿、流浪儿童。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施剑翘带领学校师生走上街头扭起秧歌、敲起锣鼓，欢迎入城的解放军。1952年，施剑翘将其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管理并移居北京。1979年施剑翘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于当年8月27日去世，终年七十四岁。临终时，施剑翘对小儿子施羽尧表达了其唯一的心愿：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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