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试着用一些篇幅以个人的理解，简单的对“五行风水”浅聊了一下。但基本以来历为主，所以更多的提及的还是以“五行”的起源以及洛阳为主。那本篇就来着重聊一下“风水”上的内容。至于“风水”一说，还和上篇文章开篇一样，我的初印象也是源自《鬼吹灯》的影响，但实际上，就个人而言，我对“风水”一说并不深信，却着实还是感些兴趣的，但了解的还仅是皮毛的一二或都谈不上，索性，还是想哪聊哪，想啥聊啥。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的将“风水”一说的起源归自东晋《葬经》一书。这部书，在《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两部经典的盗墓题材小说中均有提及，与那虚构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不同，这部《葬经》可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两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风水大家郭璞所著。其文中所言：“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经曰：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夫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止。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经曰：气乘风则散，散界水则止。”
这段话，差不多是“风水”之说最早见于典籍的地方，而《葬经》也被称为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虽说它主要是以讲“阴宅”为主，但也还是必须值得肯定与尊重的。但同样从很多古籍与文献中也能看的到，虽然《葬经》确实是首次将“风水”作为一套完整的体系来阐述的，可我认为它只是一部对于先前众多与风水相关的理论予以总结归纳的著作，而非郭璞所创立的一套新学说。
因为至少在汉代初期，就有相当于官方认证的类似于专门负责“风水”的工作，只是那时被称为“堪舆”。在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曾有言：“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后有东汉经学与文学大家许慎注：“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按照许慎的注释，“堪”是指观察天，舆是指勘察地，堪舆之学即研究天地运行的学问。可见，“堪舆”之学包含的内容应该是极其繁杂的，于天文、于地理、于人文、于占卜等，而“风水”只是其中一项。
当然，关于“堪舆”的意思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北京大学在其《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专门有收录《堪舆》一篇。北大的学者们根据竹书中所记进行研究，将“堪舆”认为是古人对于“北斗”的别称，也有人认为它更应该是对于一种与天文相关的“术”的称谓。而结合《史记·日者列传》中既有“堪舆家”一说，并与“五行家”齐名，其实就是一些通晓天文，又熟悉地理知识的占侯之士。又有三国时曾为汉书作注的张晏曾言：“堪舆，天地总名也。”清代学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也对“堪舆”一词进行了再次的注释，他认为：“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高者为阳，低者为阴，所以堪舆实为阴阳天地之道。”
这样看来，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堪舆”实际上就是一种最初仅是依靠天文地理等对应关系方面的学问占卜吉凶的占卜之术，但由于它本身与天地、阴阳等因素关联紧密，于是就逐渐发展成为与星象、山川河流走势、相宅营造、洞悉地理气势乃至占卜未来的多种术术相结合的一种能力与行为，也实际上包含了“风水学”，也成为“风水”的前身与代名词！那么，谁说了半天关于“风水”之学说的起源，那又与我这系列文章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当然有！
我在这一系列文章的前文中曾经提到过，在西汉初年，张良张子房曾有言：“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这里张良所指的，就是西汉建都所在之地长安。而这也是“天府之国”首次以一个单独的词汇出现在史籍中。后刘向所编撰《战国策》中有记：“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可以说这段话更加清晰、直白的阐明了该处的“风水”究竟有多好。
还是先说明一下，尽管咱们说的是“风水”，但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准备纯粹依照那种有些神乎其神的“风水之术”来表达，说白了“风水易术”也不是咱这种水平能聊明白的。而是准备以更直接和实际的人为需求，来阐述真正的风水对于古代政权建立都城时的更重要的意义，绝不只是那些玄学而已。回过头来再看，这两段文字，尽管看上去年代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在西汉初年，以不同的角度都是来形容先秦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后世汉代建都所在长安城的周边地理环境的。说白了，他们讲的其实就是长安的风水！
要说起长安的风水，那可是有的聊。咱们姑且把先秦时期的丰镐，之后的咸阳、长安归为一处来讲，就是说陕西的关中地区了，那确实是一个十足的风水宝地。当然了，咸阳如今仍然是陕西省的一个地级市，与西安理论上并不能合并来说的，这里合为一体说，主要还是讲整个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在历史上，对于这片区域，向来有“九山八水”一说，其“九山”，现在主流认为分别是：“终南山、翠华山、骊山、关山、玉华山、梁山、岐山、天华山和太白山。”而其中的很多山名，如今实际已不可考。但这“八水”可是实打实的，分别是：“渭、泾、沣、涝、潏、滈、浐、灞”，一般地界，有山有水即可谓风水，像关中平原这样群山环抱，又有多水灌溉的，不叫风水宝地又叫什么？
那么，风水宝地应该是什么样呢？这个，就要再掉过头来聊下“风水”对于更早时期人们定居地选择上的影响了。咱们根据各类古籍中对于“堪舆”之术，以及对于一些占卜内容的记载，可以基本推断出“堪舆”也好，“风水”、占卜也罢，大致起源至少应该是在周王朝建立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然，在那时，尚属蛮蒙时期的人们也只是将这种模糊的"相地"活动作为一种趋吉避凶的手段，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或者常用“工具”来看。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判断哪些地方更适合居住和耕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现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距今大约6000-7000年的“半坡遗址”。其选址就是“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
在漫长的远古时代，本身并不可能产生什么所谓的“选择体系”。人们对于栖居地的选择，主要就是参考是否“宜居”这么简单。比如居住的方位与日照、风寒的关联，又比如最好背山而邻水，土地干燥肥沃，地基扎实，接近充足而纯净的水源，周围需要有林木、草场等“配置”。而这些因素，对于员工的农耕民族的栖居地选择来说，当然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文明的产生，就有人在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将长久以往部族选择栖居地的各项判定标准，加以规范化和系统化，由此建立了最早的“选择标准机制”，由于这些标准与地理乃至天文学的一些内容息息相关，再加上久而久之与占卜之术相融合，便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堪舆”、“风水”之说。
而在周王朝之前，也早有依据地理、气候等“风水”因素改变居住区域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商代的第19代君王“盘庚”。他在即位时，已历经“八迁”的商王朝早就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了。然而，为了重振国势，摆脱困境，避免自然灾害，“盘庚”力排众议，将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安阳小屯村）。而商王朝自此也就此恢复了元气继续兴盛了此后的200多年，而也正因为这次前往“殷”的迁都，商王朝在后世才被称作“殷商”。这也是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由于地理环境而改变居所的记载。周王朝的先贤君主周太王古公檀父，也是依据地势地形，将周部族的聚集地迁到了“周原”，并将城池呈坐北朝南建立，这不仅参照了“风水”，也为后世都城与宫殿的营造建立了样板。
可见，利用“风水”来判断和选择栖居地，是很古老的一种选择方式。那如果按照史籍记载的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依据风水而建立的城市和都城，实际上就是雒邑，也就是后来的“成周”。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关于这段话应该如何解释，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蛮大的版本的，但如果抛开地域偏见不讲，《史记》中的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在表述周武王在伐纣成功之后，为什么要营建“雒邑”这块区域的具体原因！而这个原因，除了“其有夏之居”是说这里原本是夏王朝的核心以及都城所在之外，其余的都是在讲其“风水”。
这一点，在《尚书》中也有描述。《尚书·周书·召诰》中有言：“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做《召诰》”，包括篇中随后的内容：“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fei三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记得就是召公“姬奭”（shi四声）在成王准备营造雒邑之前，先对洛阳的地理环境及相关进行了占卜。而在《洛诰》中，也有周公姬旦对于雒邑的占卜结果，那就是：“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这几段文字，就足以证明“雒邑”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通过占卜和风水而确定建立的都城。
就雒邑，也就是如今河南洛阳的地理环境而言，它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诸山，而紧临城北，有蜿蜒的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南面遥峙嵩山；东扼虎牢、黑石等关，西有函谷关、华山，四周群山环绕。洛、伊、玮、涧四水贯流。虽没有关中平原“九山八水”之大势，但也着实是难得的风水宝地。故明代学者顾炎武曾由衷赞曰：洛阳之地“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篇末，倒是想起一事想再多聊几句。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不少论述西安风水的文章，常以一句“称王只合在秦州”来形容西安的风水适合建都的。怎么说呢，就建都选址而言，“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确实是毫无疑问的风水宝地，但是，要用这句话来印证，就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了。这句话，出自据说是唐代风水大家袁天罡、李淳风为推断大唐气运所作的“推背图”，但经验证，这应该是经过后世不断地修改整理之后的，假袁天罡之名以及假托金圣叹批的一份“伪作”。我看了原文以及一些较为普世的解释，其中很多内容根本不可能是在盛唐时期能够编撰，甚至推断出来的内容。所以，我更相信它实际成书与民国，且仍不排除被修改的可能。
关于那句话，原文是四句成诗：“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关于这四句诗，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我见过很多神乎其神的解释，比如说“九十九”是说香港、澳门被割让的，也有拿这四句诗当做是“预言”文革的，其中“九十九年”并不是数字上的“99”，而是“9 10 9”，即28。并由此来关联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时间线，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扯淡的。至于“称王只合在秦州”被注释为我党在陕甘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此来反推“秦州”适合“称王”，也实在是过分牵强。
闲扯出来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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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明迁都聊到京杭运河——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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