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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说：“继靳辅而治者，须不用减水坝，不保题官员，不派民夫，而河又较胜于今日，如此则朕方心许矣。”
这就是说，继靳辅治河的人，须不依藉减水坝，既能保护上河的漕运，又能沟通下河海口，使下河诸州县不被水淹，以达到保运与安民的双重目的。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康熙心愿的治河人才，也是康熙力求实现的治河目标。但人才难得啊！
1、于振甲的抗命靳辅之后，于成龙（字振甲）继任总河，康熙对他信任有加，但他却自恃清廉，对康熙的谕旨多不执行。
康熙还曾用董安国，董安国却不谙河务，极不称职，以致“黄淮为患，冲决时闻。下河地方，田庐漂没。”“历年已久，迄无成功”。
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第三次南巡。他沿途详细视察了河工败坏情况，根据靳辅的治河经验，结合自己实地调查和多年研究，提出了导河稍北、浚深河道、挑挖引河、弯处引直和拆除拦黄坝等一系列治河办法。
康熙说：
“今岁南巡，见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塞，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家堰减水坝流入高、宝诸湖，自高、宝诸湖流入运河，以致下河田地，尽被淹没。”
认为工程要点是排浚清口，“如不将清口排浚，（洪泽）湖水不出，高家堰并运河堤工虽加高厚，均属无益”。
他向于成龙作了具体部署：
首先深浚黄河河底。
他说：
“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亩自然涸出。若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裨益。”
他又反复嘱咐于成龙：
“黄河弯曲之处，俱应引河，乘势取直，高邮等处运河越堤弯曲，亦著取直”，“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
其次，改修清口。
康熙回銮时亲自登上清口附近黄河南岸，钉下木桩、命从此向东，修排水坝。此坝后被称为御坝，起到“挑令黄溜北趋，俾黄、淮顺利而交会”，防止黄河水倒灌入淮的作用。
再次是拆毁云梯关附近的拦黄坝。
这道坝是河臣董安国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错误修筑的，造成下流不畅，上流河道淤塞。
康熙还谕示于成龙：
“朕自淮南一路，详阅河道，测算高邮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邮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见平等，应将高邮以上当湖堤岸，高邮以下河之东堤，俱修筑坚固。有月堤处，照旧存留，有应修堤岸，仍照旧堤坚筑，至于邵伯地方，因无当湖堤岸、河湖合而为一，不必修筑堤岸，听其流行。高邮东岸之滚水坝、涵洞俱不必用，将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归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浅处，责令挑深，如此修治，则湖水河水俱归大江。”
康熙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对海道的概况已知之深多，因而康熙能在靳辅治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和“导河稍北”的新观点与新方法。
康熙说：
“靳辅、董安国、于成龙但知筑堤御水，至于改河身使北，俾清水通流并未言及，若不令清水通流，虽修筑堤岸，黄水终致倒灌，焉能御之。”
康熙对于成龙言之谆谆，而于氏却多有抵牾，很不得力。
如康熙令于成龙拆除拦河坝，于成龙没有照办，康熙面谕于成龙，清口宜筑挑水坝，挑黄河使趋北岸，方可免倒灌清水之患，要于成龙挑浚芒稻、人字两河，并取直修减水坝等，于成龙多不付诸实施。
南巡时，康熙曾遣侍卫海青召于成龙至江天寺，训谕他留心河工为务，但于成龙不言及如何治河，如何救民，唯以捐纳执奏。康熙“以此知于成龙之不能有成于河工也”。康熙十分感慨地说：“于成龙不遵朕旨，致无成功。”
2、“治河专家”康熙不久，于成龙病故，康熙遂立即把当时任江南江西的总督张鹏翮调补为河道总督。
张鹏翮英俊潇洒，为人极通人情，颇能事奉上司，在康熙面前，他当然显得极端谦恭，唯命是从。
陛辞时，康熙面授机宜：
“高家堰见差大臣督修，尔无与焉。海口至清口，相隔辽远，今所急者清黄两会之处，最为紧要，黄水高，故清水不得通泄，以致泛滥。鬟者高家堰去水尚远，今与培筑堤岸相平。但今清水何以得出，河身何以得深，此系尔当图划效力者；更楼口亦属紧要，所宜速为修竣，水老鹳等物，靳辅当时亦曾用之，毫无裨益，此数事，尔到任详察。
宜作何举，再为奏闻。朕以尔清廉，因特简任，所发钱粮，仍于河工支用，分厘不致空费，堤岸自能坚固，事无不济，尔善行努力。古人治河之法，与今河势不同，其最紧要者，黄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宜详加筹划。”
嘱咐张鹏翮：
“引湖水使入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朕所见最真，尔必须力行不可忽也；黄河曲处挑挖使直，则水流通畅泥沙不淤，尔宜留心。”要求“必毁拦黄坝”。
张鹏翮三月上任，四月就动工拆除拦黄坝，到五月初，“完工开放，水势畅流，冲刷淤沙，旬日之间深至三丈，宽及百余丈，滔滔入海”。康熙赐名“大通口”。
康熙见张鹏翮能大致依他的旨意行事，十分高兴地说：
“今毁去拦黄坝而清水遂出，浚通海口而河势亦稍减，观此则河工大有希望也。“
此后，张鹏翮按照康熙的治河方略，提出在黄河缕堤出水处造石闸，在临河处造草坝，防止黄水倒灌，在归仁堤造矶心石闸。
这些都得到康熙的支持。康熙批示：
“所奏甚为合理，此事所关至要，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速行详议具奏”。九卿等议：“不拘动支何项钱粮，迅作兴工。”
这样，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底，张鹏翮完成了一批水利工程：
加固了高家堰，堵闭了唐梗六坝，让淮水赴清口；又开引河，引淮水归故道，黄、淮合流而下，为防中河离黄河太近出现倒灌，改北岸为南岸，另筑北堤截旧河水入流，称作“新中河”。从此，康熙对张鹏翮益加信赖。
康熙认识到治河决非一劳永逸之事，他时时关注河务，常把河图置于左右，苦心思虑，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悉心钻研，深感“泛论则易、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
3、拍马屁的大臣与冷静的康熙当时“河工虽渐有成绪”，但“尚未底绩”，张鹏翮想把“上谕治河事宜”纂集成书，康熙却持保留态度。
康熙认为有关治河的“所言所行，后果有效与否”，还没有得到实际的最后检验，就想动手编纂成书，这“不但后人难以效行，揆之己心，亦难自信”。由是，康熙反问道：“今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书，可乎？”
这充分表明康熙注重实际的心迹和再接再厉完成治河的决心。
张鹏翮还满怀信心地向康熙汇报：
“皇上指授疏通海口，水有归路，黄河刷深，坚筑高家堰，广辟清口，乃得引淮畅流，筑归仁堤，导泗州上源之水入河，疏人字、芒稻等河、引运河之水注之江，筑挑水坝、疏陶庄引河，通黄水而畅清流，使永无倒灌之虞，挑虾须等河，引下河积水入于海，其余各处工程指授周悉，但河工甫就，保固为要。恭清圣驾于来春二月桃汛未发之前，亲临河工指授。
张鹏翮大有向康熙邀功之意。可康熙却很务实，他说：
“高家堰等处堤工虽浚，然未遇大水，俟来年经过水汛之后，方可验其成功。若烂泥浅一带水出不畅，则高家堰究属可忧。向意欲从武家墩出水，此事尚须斟酌，前日问张玉书，奏称淮水尚大，高堰旧堤俱为湖水所浸。
据此则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灾，河身之浅深，以洪泽湖水之高下为验，湖水低得一尺，河身方深得一尺。今洪泽湖之水比甲子年（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高有数尺，可见河身未曾刷深，高家堰之堤，恐过此以往，尚未可知也”
四十一年(1702年)夏季，河工真的遇到巨大的考验，从徐州以下多处河堤出现险情。康熙为高家堰“日夜焦思”。
因为：
“洪泽湖之水较运河高八尺，运河之水较淮安高一丈二尺，今闭唐埂六坝，目前虽有裨益，设高家堰一决，扬州、淮安、宿迁等处百姓俱不可问矣。惟俟入秋水过之时，堤岸依然坚固、方可无虞耳。”
张鹏翮在康熙的直接关照下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浚深与加筑堤坝的工作，到九月丁卯，张鹏翮向康熙奏报好消息，按康熙方案在清口附近所筑的排水坝（御坝）在这年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康熙看奏后得知：
“挑水坝筑成，逼黄河大溜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以行，黄水从大通口畅出，海口极其深通，淮水从清口畅流敌黄，绝无黄水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完固，加谨防守，经伏秋大涨，俱获无虞。运河水由泾河、涧河、人字、芒稻等河分泄，各处工程亦皆保无虞。观此河工大有望矣。”
康熙以自已的成功与过去治河的屡败进行比较，他发现：
“今所开陶庄引河甚善，朕前巡视南河时，曾令员外郎赫硕滋将引河之桩加意深筑，其疏浚人字、芒稻二河亦佳，得此二河，运河甚为有益。朕观明朝治河，俱自徐州以上，在河南地方修筑。我朝自康熙元年以来俱在徐州以下修筑，然治下流须预防上流，若上流溃决，下流必至壅滞，嗣后徐州以上地方河臣亦当留意。
再黄河之水迁徙无定，朕前在宁夏时，见黄河大溜，每年更移、今年行在此，来年又移他处，其性如此，况九故道，原在河间地方，后渐移向南。历代以来，果能每年防御，相机修理，则河道何至如此大坏，皆因时当多事，或十年，或五年不够筑、不开浚，所以渐难治矣。
明朝三百年间，尝讲求河工治法，彼时措置，亦得其宜，如山东微山湖将水蓄聚。山中涝则蓄之，旱则泄之，皆深有益于治河者也”。
康熙于治河有成之后，一方面积极总结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治河事业不能一下成功，亦不能墨守成规，过去治河中并非一无是处，但常因没有一以贯之地去进行，故成效不显，或弊掩盖了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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