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刚被介绍到中国时，受日本译界影响，我国学界也把它与自然主义文学融混在一起，翻译成“写实主义”；后来，受苏联褒扬现实主义贬抑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影响，我国学界一直将现实主义看成19世纪西方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无可非议，但这不取决于它是否曾在西方文坛上作为文学思潮占据主导地位，而取决于它在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实际影响和强劲生命力。作为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应被视为具体的文学思潮还是应时而生的文学创作倾向，是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学术命题。
一
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是最能代表“现实主义”之内在含义的作家，但他与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一词标明其流派归属。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一文中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一概念在文学领域最早的运用是1826年，但其流行却与19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画家库尔贝与小说家尚弗勒利的积极应用有关。19世纪中后期，在整个西方文坛，的确曾两度出现过松散的以“现实主义”命名的文学社团，且都是在自然主义的故乡法国，只是这两个文学组织均因创办者的寂寂无名、存在时间的昙花一现以及影响力的低微，未曾进入一般文学史家的视域，不足以成为文学思潮的重要标准，也与我国学界所理解的“19世纪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相去甚远。
二
作为文学史对某个时代文学——诗学特质进行整体描述的概念，“文学思潮”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在新的哲学文化观念尤其是人学观念引导下，通过文学运动形式创立新的诗学观念系统，在此基础上尝试新的文学方法，最终创造出新的文学文本形态。
一种文学思潮的独立存在，既要有特定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更要形成具有特定诗学观念和艺术品格的“精神气质”，它是文学思潮得以确立的本质要素。
通常，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可以超越历史，但“精神气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意味着文学思潮的概念不但有内涵上的“质性”规定，也有外延上的“历史性”或“时期性”刻度。就此而言，同西方持续2000多年的“摹仿说”相辅相成因而几乎“无边的”现实主义，就不是一个思潮的概念，而是一个与“摹仿”观念及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相关涉的“创作倾向”。由亚里士多德“摹仿说”所奠定的“写实”传统，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之前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导传统，后来西方文学史家称之为“摹仿现实主义”。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衰微、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之际，徜徉于滋养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大潮，愤懑于浪漫主义走向极端后的虚无浮泛，这种古已有之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格外盛行，人们误将它视为一种“文学思潮”。而实际上只是以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为思想核心，经由西方叙事文学传统逐步锤炼的“摹仿现实主义”的新形态，依然属于一种创作倾向而非文学思潮。
大致说来，以19世纪中叶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小说家，将浪漫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观念元素和文学元素进行了简单融合，在对自身依然置身其中的浪漫主义隐隐约约的抱怨声中，由这种“融合”而成的文学创作给文坛带来一种新气象。不过，虽然其间已透露出未来文学和诗学形态的不少信息，但其“新质”未尝凝结为足以相对完整、独立的诗学系统、方法论系统和文本构成系统，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新潮的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时依然如此。
正是作为“创作倾向”的概念，现实主义因“外延”的“无边”，“内涵”常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实际存在中，常常本能地趋向于寻求某种外在的支撑，于是便有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组合”。在西方，有“心理现实主义”、“虚幻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反讽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朴素现实主义”、“传奇现实主义”、“乐观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是高尔基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正式写进作家协会章程并规定为苏联文学基本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被确定为中国文学基本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变种“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外，还有“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进步的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这种惊人的繁殖力，表征的正是作为文学传统的创作倾向属性，而非文学思潮。
三
19世纪中叶，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确实创造出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构成了“现实主义”勃兴的繁荣局面。但他们的艺术成就不应简单归诸反对浪漫主义或复归作为西方文学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事实上，已然处于现代文学区段上的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
作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论文学观念还是创作风格，都完全无法用“摹仿现实主义”的尺子来度量：他们既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又有不同于一般浪漫主义而属于后来自然主义的诸多文学元素。基于此种状况，有文学史家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唤作“浪漫写实主义”；这种“浪漫写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现实主义”，虽在“写实”的层面上承袭了旧的“摹仿现实主义”，但也在更多层面上以“现代性”构成了对“摹仿现实主义”传统的改造与发展。
艺术活动毕竟是最张扬个性的人类活动，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用一个什么“主义”的术语或标签盖棺论定。文学史研究应把思潮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区别开来；文学思潮层面的宏观研究不能代替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反之亦然。
基于此，从外在原因考察19世纪中叶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繁荣局面的形成，至少有如下因素值得认真评估：一是浪漫主义文学革命带来的对传统文学成规的冲击，为这一代作家释放创作潜能提供了契机；二是现代社会开启了“上帝之死”的文化进程，动荡不安的多元文化语境给19世纪中叶西方文学创作的繁荣带来福音；三是工业革命加速推进积累起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在19世纪中叶催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流行，对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当然也会释放出巨大的召唤效应；四是自然科学成就对人的鼓舞、科学精神对社会科学的渗透，激发了作家通过文学创作“研究”、“分析”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浓厚兴趣，强化了文学创作的“写实”与“再现”理念。以上种种因素，都催发了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发扬光大，助推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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