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名人难，当名人的妻子应该是更难的，所以才会有朱安那句“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的呐喊。
与朱安相同的是，李大钊的妻子也是一位隐于大知识分子后的传统女性，在李大钊就义后，赵纫兰的日子也曾过得拮据难忍，不得不写信向周作人求助。
但赵纫兰要比朱安幸运得多，她身为传统女性并没有自轻自负，与李大钊相伴二十八年，赵纫兰吃了很多苦，却仍然感受到了圆满的幸福。
与守常青梅竹马结连理，我夫妻聚少离多情相依，他矢志以身许国求真理，唤黎明要做那、要做那报晓雄鸡。在红楼将青年辛勤培育，回家来与学生畅谈促膝，他那洒心血春风化雨，做内助甘随他奔走驰驱。
——赵纫兰，京剧《李大钊》
一月，汉口爆发反英怒潮，二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三月，康有为去世，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四月，二十八日，革命先驱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
在1927年的中国，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都命不由己，老人、小孩、男人、女人，所以有很多没了小孩的父母、没了父母的小孩，没了妻子的丈夫、没了丈夫的妻子。
在那样一个命不由己的时代，没了小孩的父母还可以再生，没了妻子的丈夫还可以再婚，但没了父母的小孩，是很难活下去的，没了丈夫的女人，更是很难活下去的。
何况，还是一个失去丈夫却仍有五个孩子待照顾，并且不识字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所以在那个年代有太多的女人没能活下去。
只是人们大概都想不到的是，那些快要活不下去的女人中，会有李大钊的妻子，她的名字叫作赵纫兰，取自乱世中诞生的《离骚》一句“纫秋兰以为佩”。
李大钊被谋害的当晚，同样被关押的赵纫兰与孩子们被释放回家，只是当晚她还不知道自己与丈夫已经天人相隔了。
漫漫长夜中，她还在等，等他如往常那样披着星辉踏进家门，她盛一碗热汤给他暖暖胃，再抱刚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来亲亲他。
第二天天亮了，报童们比往常出来得更早，走街串巷得吆喝着，只是吆喝声也不如往日敞亮，似带哭腔：“……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李大钊首登绞刑台”。
赵纫兰这才知道，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有二十个人同时被处绞刑。
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的，穿着一件她很熟悉的棉袍，从容淡定，他叫李大钊，38岁，因刽子手不熟悉刑具，把李大钊绞了三次，共被折磨三十多分钟，是她赵纫兰相伴28年的丈夫。
听到噩耗后悲痛欲绝的赵纫兰昏了过去，她恨不得立即就随夫而去，可是她连立即死的能力都没有——家中还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三个月大，而且外面还在抓人，要是把孩子们抓去了……
她觉得她要是任性地也随之而去了，那会对不起丈夫，对不起那个顶天立地慷慨就义的丈夫。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除了在国外念书的大儿子，赵纫兰带着四个孩子回河北老家去，至少老家还有些房子、有些地，亲人也都在，能帮衬着她打发过活。
作人先生大鉴：
去年事后，久思通信，奈不知道信地址故未作函，想系至友必无何见责也。去年事后，先生诸多分心，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招待，如足之恩，何日能报？敝人居乡将年，心想去京，因经济之限制，只得作罢。故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触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敢恳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无多言，敬祝春安！
葆华母李赵纫兰拜
通信处：直隶乐亭胡家坨福源庆大黑坨交怀德堂
时代如此，普天之下哪里又能躲得过呢？
在北京都难过的日子，回老家也不见得会好多少，赵纫兰含辛茹苦地抚养这几个孩子，随着春秋的轮换，孩子们渐渐长大懂事。
可看着栽下去的秧苗一天天长高，她的眉头却一天比一天皱得紧，皱纹一条比一条深。
这穷乡僻壤的，孩子们没有书读，她的心像油煎火烧一般，她不希望她的孩子们像她一样不识字、不能读书。
他们应该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驰骋，以手中的笔杆作为火炬去照亮整个时代，毕竟他们的父亲是李大钊。赵纫兰急啊，急得没办法了，她只好请女儿代笔写了一封信寄去北京，找周作人求助。
赵纫兰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周作人求助，可见周、李二人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而周作人一看信，就知道赵纫兰的日子真的确实是要过不下去了，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不到真的捉襟见肘，她怎么可能去求人。
世人都知鲁迅和李大钊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却少为人知的是周作人与李大钊之间，也有着称得上“肝胆相照”的友情。
虽然两人政治立场、思想观念、生活趣味、性格爱好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很多地方说得上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至少在朋友这个身份上，周作人做出了他最大的努力。
周作人在孔德学校教书时，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和一个女儿也在孔德学校念书，李葆华正好就在周作人的班上。
得知李大钊被捕后，周作人把李葆华藏匿在自己家里，后来从报上见到李大钊就义的噩耗，李葆华又在周作人家中躲了一个多月，后来实在不安，他便和友人商议送李葆华化名去日本留学。
周作人的性格并不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但在李大钊的事上，周作人却没有一点马虎。
冒着时局的高压，周作人在《语思》上发表了对李大钊深情怀念的杂文，并驳斥向李大钊泼污水的军国主义喉舌们：“日本人劝我中国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免得将来……辜负教养之恩。但我要奉劝日本人，不劳你们费心”。
赵纫兰在信中提出，希望周帮助出版李大钊遗书，还有李大钊寄放在北京友人家里的书籍，也托他卖掉。
从1932年到1939年，周作人一直在处理李大钊遗书的相关事宜，他把书卖给了女子师范大学，共卖了120元，然后分给了李大钊的几个子女，又给孩子们寄钱、介绍工作、托熟人照顾，帮助他们化妆为商人去延安投身革命。
只是时也命也，几年后的周作人却做出了那样令人发指的选择，不知他午夜梦回时，可有颜面对自己的好友李大钊，面对那个以笔为戎怒斥日本人喉舌的自己。
我的夫侠骨柔肠英雄汉，舍小家为的是改地换天，跟你受难心情愿，为你吃苦心也甜。铁窗前忆往事历历浮现，曾记得你跋山涉水真理寻遍，曾记得你独自持家无悔无怨，你奋笔檄文通宵达旦，你秉烛相伴铁砚磨穿，你集会党员把大事办，你门前放哨守安全，肝胆相照，风雨同船，寒夜珍重待春暖，乌云散，红日东方现，光照人间，光照人间。
——赵纫兰、李大钊，京剧《李大钊》
说起来，李大钊与周作人同在北大任教，都领着教授的薪酬，怎么一个家里连供孩子读书的钱都给不出，一个供养着好几口人？
要知道，当时北大给教授们的薪酬是非常高的，据估计，一个教授一个月的薪水就够买一套四合院了，所以周作人有钱倒是不奇怪，反倒是李大钊家过得如此拮据才令人深感意外。
李大钊的钱除了基本的生活开销外，他全拿去接济困难的同志和捐助创立初期的北京党组织，这事情要换成是周作人所做，大概他已经被妻子扫地出门了。
但赵纫兰知道后并没有任何怨言，她把钱一省再省，把北京的日子过得和河北老家没有什么分别，也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勤俭，校长蔡元培听说了，不得不让会计科每次发薪时扣一部分出来，直接送到赵纫兰手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一家不仅是生活过得拮据，连性命都时刻存在危险了，李大钊开会时，赵纫兰就守在门口放哨，李大钊躲避追捕时，她就主动带孩子们回老家避难，直到李大钊被捕。
李大钊在外时，总给人以严肃寡言、不苟言笑的印象，但在家中，这位革命家却表现出了不为人知的天真烂漫的一面。
同时温馨静谧的家庭氛围也使得李大钊达到了一生之中至关重要的创作高峰，如《庶民的胜利》便是就此而成的，这一切可以说都离不开赵纫兰的功劳。
他们俩在赵纫兰16岁、李大钊10岁时就成婚了，李家当时急缺人手，早早过门的赵纫兰就负责照顾求学的李大钊。
家里老人老的老、瘫的瘫，后来又有了孩子，全要靠赵纫兰一个人操持，是真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老人去世后，家产被分走一半，必须要靠典当才能供李大钊读书，亲戚们都让李大钊回老家吧，但赵纫兰再怎么难也要供丈夫念书。李大钊去北京、去日本留学赵纫兰都在筹钱，她没有责怪过他一句，虽然自己不识字，但她希望丈夫读的书越多越好。
少年夫妻风雨同舟，却没能得一个老来伴的好结局，1933年北大为李大钊准备葬礼，党组织联系她，商议要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赵纫兰坚决地遵照了组织的要求，即便她人生的蜡烛也即将燃尽，但他也要在最后的余晖中为自己的丈夫高唱。
姐，我跟你保证，等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静课桌的时候，可以传出朗朗的读书声的时候，我带着你，就咱们俩人，在一个教室里头，阳光从外头透进来，我一笔、一划，一笔、一划地教你写字，然后我坐在底下，我等着你，等着你什么呢，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我要看呐，我跟你保证。
——李大钊，《觉醒年代》
1933年5月28日，是李大钊下葬的“五七”，这一天也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民间纪念屈原的日子，赵纫兰的名字正是取自屈原的《离骚》。这一天，49岁的赵纫兰永远地阖上双眼，去追寻她的日思夜想的丈夫了。
李大钊与赵纫兰，他们出生在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他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欺侮的中国，但他们走后，中国有了新中国，有了安静的课桌，有了可以传出朗朗读书声的教师，而且不止一间，而是很多很多。
李大钊是那个点亮火种的人，赵纫兰是那个守护李大钊的人，赵纫兰去世后，她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肯定了她对中国革命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赵纫兰的辛苦培育下，李家的五个子女积极投身革命，并且都在其各自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表现：
大儿子李葆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家要职，大女儿是一名作家；赵纫兰去世时，小女儿16岁，次子才10岁，小儿子刚5岁。
他们的父母虽然没能够一直陪伴他们的成长，但父母坚韧不屈、清白做人的精神并没有缺席他们的人生，李大钊的子女们一生恪守着李大钊夫妇的家风，成为了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而我的丈夫他是大器之才，他的命运系于国运。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
这是一本书中借鲁迅原配朱安之口所说出的话，朱安与赵纫兰的命运何其相似，小小年纪媒妁之言的婚姻、一字不识的妻子、国之栋梁的丈夫，最后丈夫都在她们之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过这两位女人，命运那么相似最终却走到了不同的结局上，这不能不说是赵纫兰的幸运，也何尝不是李大钊的幸运。
文/史海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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