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9月24日有一则新闻：一位从小痴迷于钻研各类古玩的男子，在张家港黄泗浦遗址一裸露的河床中心位置，顺走了一个完整的瓷瓶。后经专家介绍，这只瓷瓶属于宋代韩瓶，是一件比较完整的文物。
这个韩瓶是一种流行于南宋和元朝时期的瓷瓶, 用作当时军队士兵取水的工具, 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军用水壶，此类器具的发现对当时的文化、军民的生活习性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该男子被指控涉嫌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法院最终以犯盗窃罪判处其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是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起航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曾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黄泗浦遗址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面积约2平方公里，已经探出三处遗迹密集区，涉及水系、港口、寺庙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等内容。日本真人元开撰写于公元779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曾经记载：“（鉴真和尚）从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十一月）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日本的美术史学家安藤更生则认为：“黄泗浦不仅是鉴真，也是迄今唯一可以知道的遣唐使船舶出发和到达点的遗迹”。
鉴真法师，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刚好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他在佛教建筑、雕塑等方面颇多建树，由于当时唐朝强盛的国力、发达的文化使得各邻国争相学习。由于当时日本佛教在国内传播受阻，想在中国找个好的大法师去宣传佛法，于是公元742年，两名日本僧人来到扬州大明寺，他们找到了鉴真法师，邀请鉴真到日本传教。日本僧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感动了鉴真法师，鉴真法师这才东渡日本。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著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到了公元七八世纪，日本佛教在天皇的大力倡导下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全国各地的寺院多达540多座。天皇还仿照唐朝的做法，下令各地要修建僧、尼两寺。到了公元742年，圣武天皇执政时，首都奈良已经成了日本佛教文化的中心。然而，随着佛教的盛行，日本出现了不合佛教戒律的“私度”和“自度”出家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随便剃了头就可以成为出家人。当时，日本的寺院享有免课免役的特权。于是，为了逃避政府的税役，人们纷纷自我剃度，出家为僧，使得朝廷的税收急剧减少；同时也使得僧侣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严格禁止私自剃度传教，借以整顿和完善授戒制度，试图挽回国家的税收损失以及佛教的颓废现状，但是收效甚微，仍然不能改变局面。如何能有效地改变逃税现象?如何能更好地建立出家授戒制度?成为日本天皇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叫隆尊的和尚，向天皇建议，要想改变目前税收不平和佛教的混乱状况，则急需派人去唐朝聘请规范传戒师来，以改变日本佛教传戒不合佛教律制的做法。建立了严格的出家传戒制度，也就能够堵塞随意出家的现象，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逃避国家税收了。这个双管齐下的建议被天皇采纳。为了尽快实施这个计划，政府当即就挑选了兴国寺的荣睿和大安寺的普照前来唐朝学修佛法，聘请传戒高僧。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753年），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现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日本天皇派专使迎接鉴真，授予他“传灯大法师”的法号。754年四月，奈良东大寺大佛殿前筑起第一个戒坛，鉴真依次给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女皇，以及四百四十名僧侣受戒，遂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始祖。
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尚东征传》。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10月3日），鉴真法师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律授戒。
日本奈良著名的唐招提寺，古色古香、清净雅致的仿唐式寺院建筑使人们仿佛回到了盛唐时期的江南寺院。寺院开山堂内有一尊干漆夹纻造像，他盘腿而坐，双手结印，面目凝重，双眸紧闭，这位就是鉴真大和尚。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鉴真还将唐朝的医学、 文学、 雕塑、书法、绘画等文化知识以及制糖、缝纫、做豆腐等技术带到了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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