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求治太急，劳民甚烈，这是其国祚短促、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但是，秦帝国的一些法律和政策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并不像人们想象那样残酷压榨、敲骨吸髓，导致贫弱农民徭役沉重如磐、刑徒终身服苦役、隶臣妾饥寒交迫。
《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何谓“闾左”，“闾左”是否服傜戍？千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史记·陈涉世家》之《索隐》曰：“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汉书·爰盎晁错传》引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左，后发役不供，复役之也。”以上两处均说“闾左”乃“复除者”，即不服徭役者。然而，一些学者认为，“闾左”既然是“贫弱者”，换句话说就是贫苦农民，在封建社会中，贫苦农民哪里会有“复除”的特权呢？
林剑鸣在《秦史稿》注释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发闾左之戍”成为秦灭亡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发闾左之戍”常常与“收泰半之赋”相提并论？如果“闾左”只是“贫苦农民的代名词”，仅仅是士伍、无爵者，而不在“复除”之列，何以古代人指责秦代暴政的时候特别强调“发闾左”？这些问题只能用“闾左”原是在“复除”之列，才能得到圆满地解释。林剑鸣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复除”，并非封建政府对他们特别优待，也并不是什么特权。而是由于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是地主的，而并非封建国家的，他们是依附于大、中、小地主的贫苦农民，比一般的直接受封建政府剥削压榨的自耕农更低一等。这种农民虽不受封建国家直接压榨，但所受私人地主的压榨更甚于封建国家。一些同志不敢说“闾左”就是“复除者”，主要就是对秦的土地制度缺乏研究，他们只从简单的概念出发，认为封建政府绝不会给“贫苦农民”以“复除”。其实，他们不懂得，所谓“贫苦农民”中，有直接受封建国家剥削的自耕农，还有受地主剥削的依附农民。像陈胜那样“与人佣耕”的“甿隶之人”，他们不服徭役，并非封建政府对其优待，而是他们在法律上没有独立身份。因此，“贫弱”与“复除”并不矛盾，“贫弱”而不负担徭役的“闾左”，“与人佣耕”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并不比受封建国家压榨轻。因此，《索隐》及孟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田人隆根据云梦秦简对“闾左”做出了新解释；“由于闾左的前身是邦客、邦臣人，因而随着秦统一后邦国界线的泯灭，邦客、邦臣人这一类带有秦和六国对立意味的名称，才被正名为‘闾左’。”“所谓‘闾左’享有‘复除’之说，应该是一种误解。
从晁错关于谪戍制度的追述来看，闾左好像受到某种‘优待’：秦王朝在正常的情况下，的确是不征发闾左戍边的。其实，这恰恰证明了闾左和军功贵族之间的依附关系。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役，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戍，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戍。”
不服徭戍的“闾左”大致有三类贫弱人群：一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庶子也称弟子。《商鞅·弱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按秦律规定，一为弟子不得随意改籍，只能世世代代作为依附农民。名义上，庶子不服徭戍，但主人服徭戍，庶子跟随，与服徭戍无异。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为“复除者”之因，田人隆认为：“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役，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戍，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戍。”根据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两封秦军士兵从战场上发出的家信，可以断定秦军士兵需要自备衣物和费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无田无产无资者难服徭戍，故为“复除者”。二是地主、贵族、商人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这些奴隶在军队中服杂役，亦即服徭役，而不是徭戍。三是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李开元认为，当时的贫困人户，被称为“闾左”，闾左当中，夹杂有不少流窜的游民，大规模征发闾左从军入伍，实属罕见异常，相当于置帝国国民于全面动员的紧急状态。以帝国的实情常情而论，不能自立的穷人，难以承担从军的经济负担，被强征编入军队以后，自己困苦，军队也不安稳，大规模地无选拔征兵，不循正道的浪人、不安分的游民会大量流入。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当然，“闾左”在特殊时期，根据形势的需要，也须服徭戍。
有学者称，秦简的律文，根据罪犯所犯的罪行轻重，分别科以轻重不同的肉刑和服轻重不同的劳役，但是所有的罪犯都没有规定刑期，也没有刑满释放的规定，这就说明一旦成为罪犯，也就同时成为官奴隶，终身服劳役。此为大谬。
卫宏《汉旧仪》：“秦制，有罪各尽其刑。凡有罪，男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春者治米也；皆作五岁。完四岁。鬼薪三岁，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戌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到三月。”
《汉书•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即本应判处“隶臣”刑罚的罪犯，又以司寇（二岁刑）的罪名诬告他人的，除原判的耐为隶臣的刑罚外，再加处“城旦”六年的刑罚。《司寇律》：“司寇不足，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为城旦司寇。”司寇为二岁刑，已服刑三年以上加司寇二年刑，大体合城旦总刑期五至六岁。晋张斐《汉晋律序注》：“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此说是有历史渊源的。
《秦律十八种》曰：“司寇勿以为仆养、守官府及除有为也，有上令除之，必复请之。”《法律答问》曰：“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何论？当耐为隶臣，或曰赀二甲。”《后汉书》注曰：“司寇，刑名也。”卫宏曰：“司寇，男守备，女如作司寇，皆作二岁。”《司空律》规定：“毋令居赀赎责（债）将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居赀赎责（债）当与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二十人，城旦司寇一人将。司寇不够，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这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要让因欠赀罚和赎刑债务而居作服劳役的人监率城旦舂，当城旦司寇人数不足以监率的时候，可以让隶臣妾监率。以劳役抵偿赀、赎债务的人应作城旦劳役的，或城旦傅坚和城旦舂应加以监管的，每二十人由城旦司寇一人监率。如若司寇人数不够，可以把已服刑三年以上的劳役的城旦减刑为城旦司寇。司寇本身也是犯人，是监管犯人的犯人，但司寇比他监管的犯人要自由些、劳动强度小些。司寇刑期为二年。
《秦律杂抄》曰：“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候）。”“以当耐为侯罪诬人，何论？当耐为司寇。”候与司寇皆为备守、监管，只是两者分工不同，候之刑罚比司寇略轻。《汉旧仪》：“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作一岁到三月。”罚作即为候，为一岁刑。
通过对秦法的研究可知秦的各类徒刑的刑期大致为：城旦舂一般4岁，也有5至6岁的；鬼薪白粲3岁；隶臣妾3岁；司寇2岁；候1岁。
张家英说：“城旦”为秦汉时期一种刑罚的名称，刑期一般为四年，据睡虎地秦简，亦有长至六年者。据如淳所引《律说》，判为城旦时，当予以髡钳，即剃去须发，并用铁圈束颈。如不髡钳，则称为“完城旦”。判处城旦还须施以黥刑，即在脸上刺字，以作为罪犯的标志。依《律说》，服城旦时，“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白天与晚上都要服苦役。
张家英所言，有不确之处。黥刑，不止在犯人脸上刺字，多在额头刺字。昼日伺寇虏，恐怕不能解释为白天也服苦役修筑长城。然而，张家英却道出了秦之城旦是有刑期的，一般刑期为四年，也有长至六年的。
郭沫若说：死刑之外，有“鬼薪”“黥为城旦”等奇怪的刑名。鬼薪是三年的有期徒刑，城旦时四年的有期徒刑。郭沫若也认定秦之刑徒是有刑期的。
由此可见，秦朝罪犯是有刑期的，其刑期最长不超过六年，比秦以后的任何朝代都短。
秦简《仓律》：“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
隶臣妾是公家或国家奴隶，男奴称隶臣，女奴称隶妾。
秦简证实，当时一切粮食的折算，都是以“粟”为标准。《仓律》曰：“稻禾一石，为粟二十斗。”“叔（菽，大豆），荅（小豆）、麻十五为一石。”均指折合“粟”的重量和容量。此外，还规定了各种成色的大、小米折合为“粟”的比例。
换算隶臣妾口粮数量，有两种依据标准：其一，在《中国经济通史》中，研究者们实测了秦汉时期1斗小米的重量，为2.7市斤，也就是1.35公斤。如果按1石为粟20斗计算，隶臣隶妾月得口粮108斤和67.5斤。
其二，据1964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现在的30.75千克。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就是说为公家干活的男奴每月可获得口粮123市斤，女奴每月可获得口粮92.25市斤。而且无母之婴儿及与母冗居公者婴儿，月禾半石。
无论那种计算标准，隶臣妾的口粮都是相当高的，历史上没有那个朝代能比。
秦帝国重视保护劳动力，如果涸泽而渔，劳动力会严重受损、早亡，国家那些浩大工程谁去建设？秦国刑罚多为罚甲、盾和服劳役，也是为了保护劳动力。这道理很浅显，无需赘述。
秦国重视农业生产，粮食储备充盈，也有能力做到口粮高分配。史书说，秦国鼓励耕战，确立土地私有制，兴修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改善生产工具，富十倍于六国。楚汉相争时，敖仓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点，敖仓之粟可供楚汉军队两年多的食用，足见其积粟之多。史书还记载，“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栎阳每一仓堆积粮食二万石，咸阳竟至十万石。地方也万石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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