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道”是道教的最高教理，道教的全部信仰和修行都是以“道”为核心的，道教的一切经典，无不宣称其根本信仰为“道”。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道”呢？这恐怕是道教中最简单又最讲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了。
道教的最高经典《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光是这一句话，就引起过无数的争论，后产生三种主要的见解。
第一种见解认为，这句话的涵义是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持此种观点的人是《老子》注家的主流。从战国末期的韩非，到西汉严遵、东汉河上公、曹魏王弼、唐代成玄英、陆希声等人，都主张道不可言说，主要是为了体现美感。
第二种见解认为“道可道，非常道”是说道可以言说，但不是人间常俗之道。
唐代李荣说：“道者，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人间常俗之道，贵之以礼义，尚之以浮华，丧身以成名，忘己以询利，失道后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义之华，取道德之实，息浇薄之行，归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李荣把“常道“解释为“常俗之道”，认为老子之道不是常俗之道（儒家）。
而宋代司马光的诠释也接近这种观点。司马光说：“耳世俗之谈道者，皆日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之所谓道者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常人之所谓道，凝滞于物。”
▲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跟李荣一样，都主张道可以言说，都不从本体的意义上诊释“常道”。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也是他们跟绝大多数《老子》诊释者不同的地方。
但他们二人对“常道”的具体解释，一个指人间常俗之道，一个指常人所谓的道。虽然二者的字面意义相差无几，但实际内涵则大不一样。李荣作为一个道士，他所说的“常俗之道”，从其解说来看，显然是指儒家的仁义礼教。而司马光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不可能认同道士李荣的观点。他对老子之道与常人之道的区分，是从认识水平来说的。他批评平常人所谓的道“凝滞于物”，是说平常人的认识局限于具体事物，只能认识表现具体事物中的“道”，而不能超越具体事物，认识道之大全。
第三种见解是认为道可以言说，但道非恒常不变之道。
唐玄宗说:“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唐玄宗把“非常道”解释为“不是常而无不变之道”，认为老子之道是变化无常的。
▲唐玄宗画像
其实简单说，“道”在老子看来，就是宇宙的本原和主宰者，是宇宙一切的开始与万事万物的演化者。
战国时的思想家庄子继承老子关于“道”的论述，也主张“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道教创始后即奉老子为教祖，神圣其形象，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将“道”加以改造，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认为“道”是神明之本，由三元之气化为三清，并形象化为太上老君；“道”有最伟大的德行，它以虚无为体、清静为宗、柔弱为用，无为不争；“道”真常永恒，无生无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长存于天地之间。
宋朝时，道门中人又把道学思想和儒、释两家思想相融合，把“道”的理论提到哲学上更深的层次，为道教思想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宋代的张载以道为气化的过程，说“由气化，有道之名”；而程颐、朱熹则以道为理，表现了气本论与理本论的不同，这些都是对于“道”的新的诠释和发展。
▲张载画像
▲朱熹画像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是道家提出的，后被各家学说所接受，虽各有不同理解，但已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它对于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探究事物的本原和规律性，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因为“道”的伟大和神圣，所以道教才尊道为最高信仰，并教导人们以学道、修道、行道、弘道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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