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有关生育问题的话题，有网友持怀疑态度。为了理清脉络解除疑虑，我就再啰嗦几句。
年轻的朋友没经过那段历史，相关书报也不介绍那些事情，所以对有些事产生疑虑实属正常。
但过去的历史终归是事实。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回首昨天正视今天展望明天，对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有益无害。
回到正题：
我是个上班族，对当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情况并不熟悉。类似扒房赶猪牵牛的事儿都是道听途说。所以对没有事实依据的事儿，我从来不作评论。
但是计划生育之前的生育情况，以及计划生育期间的所见所闻，我还是耳闻目睹有发言权的。
也正因此，对今天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现实，才有更深的理解，也为他们的苦衷和诉求深表同情。
我原来的单位有位师傅姓曹，他是闯关东的年代从山东农村一路讨饭来到东北的。
他刚来时有几个孩子我不太清楚，但当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他媳妇确实陆续生了十一个孩子，而且都是女孩儿。
我那时刚近二十岁，他已经有五十来岁了，从年龄上无疑是我的长辈。
我曾到他家去玩，他大女儿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下面的孩子就一水的都比我小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炕上炕下屋里屋外到处都是端着饭碗的人。小丫头本来就爱说话，只要每人说一句话，房子里就叽叽喳喳吵翻了天。
过后我确实问过曹师傅：叫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很麻烦，很容易搞错。
他回答：不麻烦，也不会错，除了老大，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一直到小十一子，叫起来很顺口。
从师傅和师娘的情绪上看，他们对孩子多的现状并没有烦恼和负重之感，反倒显得很享受这人丁兴旺的格局。
我后来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那里，不久曹师傅也举家迁回了山东。那时别说手机，连座机都没有，我们逐渐就失去了联系。
光阴荏苒，屈指数来，曹师傅如今应该近百岁高龄了。相信在他乡一切安好，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曹师傅的情况当然属于个例，他也从来不隐瞒实情，之所以生了那么多孩子，当然是为了有个儿子。可惜一直没能实现。
他常说，我就是这个命啊，再努力也白搭，命里注定没儿子。每当听到他说这话，我们只能报以苦笑，因为已经那么大岁数了，总不能劝他继续生吧！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说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明，那个时候生孩子不受限制，随便生。社会也好，单位也罢，没有人反感和歧视。
正是在那种宽松的环境下，独生子女的现象基本没有，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有五六个六七个孩子的现象也很普遍。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七亿多。当时北边的苏修对我们虎视耽耽蠢蠢愚动，所以才有一首歌唱到：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但是，人口膨胀的现象也开始显现。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该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
我不是人口学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也知道这可是天大的事。
于是国家从198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于严格到什么程度，从黄宏和宋丹丹春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可见一斑。
因为在严苛的政策下，人们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过来，它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有一位姓李的同事，他亲口对我说，他就是《超生游击队》的真实写照。
母亲怀他时，为了生下他四处躲藏，临产时干脆躲到山上的一个草棚子里。
他生下来就被送到了舅舅家里，直到上学之前都是个没户口的黑人。
他的生父本来姓毛，但他不敢说是毛家所生，只好在上学前随了舅舅的李姓。
曹师傅和李同事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说明计划生育前后确实有着天壤之别。小品《超生游击队》也是对那个年代生活的真实反映。
历史的车轮滚到了今天，国家放开了二胎三胎。但年轻人却不愿意生了。
它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如今的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与当年的计划生育没有任何关系。
当年不计划生育显然是不行的。如今不放开二胎三胎当然也是不行的。
还是那句话，此一时彼一时，到啥时说啥话，到哪个河脱哪个鞋——因为社会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变了，思想观念变了。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今天与昨天已经没有了可比性。与时俱进的变化，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过去普通人生十个孩子能养得活，说明财富掌握在了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手里。
而今天普通年轻人别说生十个孩子，即使生两个孩子就已经非常吃力。这说明财富都掌握在了少数富人手里。
这就是活生生的，鲜活逼真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典型例证。
——所以国家才制定了共同富裕的大政方针。
至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影响生育积极性的问题，不过是一颗大树上的枝节，是次要矛盾。
只要解决了共同富裕这个主要矛盾，年轻人不愿生育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相信随着共同富裕大政方针的逐步落实，生育积极性一定会重新焕发出来，那一天会很快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