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三角恋的男主角叫做邵洵美。在大师辈出的民国，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没关系，听我慢慢给您讲。
【一】
最先知道邵洵美，是因为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写到：“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高中课本上的注解是：“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这应该是邵洵美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
其实邵洵美并非穷青年。他原名邵云龙，1906年出生于上海，祖父邵友濂是晚清重臣，一品大员；外祖父是“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和李鸿章同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巧的是，李鸿章是他的叔外祖父。顺便说一下，他有个表侄女，叫张爱玲。
他父亲邵恒是个纨绔子弟，整天抽大烟打牌。幸运的是，他被过继给大伯邵颐，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但作为“官三代”和“富三代”，他也颇有一些纨绔子弟习气，喜酒和赌。每次输钱之后，他的诗和文章就写得好，所以自号“赌国诗人”。后来他因一次意外事件幡然醒悟，从此再不涉足娱乐场所。
【二】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去世。丧礼结束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邵云龙第一次见到大他一岁的表姐盛佩玉，据说从此陷入单相思，不但偷偷给她拍了张照片，还为她写了首诗。你们说这是一个10岁大的孩子该干的事吗？后来他看到《诗经·有女同车》中有“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句，遂将自己改名为洵美，以与佩玉遥相呼应，足见此时用情已深。
1925年初，邵洵美在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之前，与盛佩玉订婚了。盛佩玉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送给邵洵美当作定情信物。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白绒线马甲》的诗，发表在《申报》上——这首诗盛佩玉一直保留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了国外，邵洵美也时常写情诗给盛佩玉，最后他还把这些情诗编成了诗集送给她。有才华的人就是这么任性！
1927年，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婚礼在上海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1.21）的封面上，一时成为上海滩的热门八卦。
婚后，两人的生活非常美好。邵洵美开始忙于自己的事业，盛佩玉也是贤妻良母，婚后生下了一男四女五个孩子。可是，他们要是一直都这样美好下去的话，也就不会有本文这个题目了。
【三】
1935年，这段三角恋的第三人，项美丽出现了。
项美丽也不是普通人。她原名艾蜜莉·哈恩（Emily Hahn），美国女作家，著名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社的特约撰稿人。
艾蜜莉被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所吸引，来到上海想为她的作品寻找更多的灵感和素材。然而，对于这位只身闯过非洲刚果原始丛林的美国女性来说，上海的灯红酒绿并没有什么诱惑力。正当她失望地要离开中国时，她遇见了邵洵美，也有了留下来的理由。
邵洵美的外貌和才华都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女作家，让她一见倾心，从此欲罢不能——说到外貌，邵洵美是个“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而邵洵美对这位富有才情的美国女人也是相见恨晚，很快就生出了情愫。“项美丽”就是邵洵美给她取的中文名字。
随着两人交往的频繁，项美丽经常去邵洵美家里作客，邵家上下都认得这位美丽的作家。而且神奇的是，盛佩玉并没有上演原配手撕小三的狗血戏码，反倒与项美丽交上了朋友，形同姐妹。三人时常一同出游，吃饭看电影，项美丽和盛佩玉两人还经常一起逛街，留下了不少的回忆。
【四】
当然，邵洵美的人生绝不是只有这一段三角恋值得说道。
他同时是诗人、作家、翻译家，以及出版家。作为诗人，他出版有诗集四册，徐志摩、郁达夫都曾夸过他的诗。作为作家，他的小说处女作《搬家》就被郁达夫誉为“是近来少见的飘逸文章”，他的“赌博小说”与“影射小说”都别具一格。作为翻译家，他译的拜伦、雪莱、泰戈尔等人的诗作，“译笔华美而熨帖，才气纵横”。30年代初，他还用吴语翻译了美国畅销小说《碧眼儿日记》（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画风是这样的：
巴黎是好得来。陶老三（Dorothy）昨日搭奴一淘到仔巴黎哉，真正好得来。法国人实头好得来。
懂吴语的上海人为之绝倒。
但邵洵美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在出版业。他先后开办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等，并先后出版《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11种刊物以及“新诗库从书”、“论语丛书”、“自传丛书”等书籍。其中，《论语》一问世就成为畅销杂志，并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流派：论语派。
他还和徐志摩等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这两本刊物是后期新月派的主阵地，他也因此成为新月派的主要人物。
1932年初，他用出卖房产所得的5万美金，从德国买了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包括两层楼高的印刷机，以及照相、镀铜等一系列设备。邵洵美在靠近码头的杨树浦地区租了一排房子，成立时代印刷厂，后来干脆把家也搬到了和印刷厂仅一条马路之隔的麦克利克路。
【五】
盛佩玉能够与项美丽融洽相处，是有原因的。
首先邵洵美是位恋爱高手，1930年他甚至还写过一本叫《小姐须知》的书，教情窦初开的少女怎么应对恋爱中事呢。他既没有骗盛佩玉，也没有骗项美丽。在认识项美丽的第一天就把她邀请到家里了，也经常在项美丽面前说盛佩玉是一位非常好的妻子。所以二位女士至少都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其次，盛佩玉生在大户人家，对三妻四妾早已见怪不怪；而项美丽作为一个思想开放的西方女性，并不在乎名分和天长地久，只享受朝夕相处的快乐。更重要的是，盛佩玉看见了项美丽对邵洵美的那份爱。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友邦人士”纷纷逃离上海，项美丽却选择了坚守，原因不言而喻。项美丽和邵洵美夫妇先后搬到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同一条弄堂里。由于事发突然，邵洵美搬家时只来得及带出一些细软，更要命的是他的印刷厂正处于日占区，随时可能被日本人没收。这时候项美丽站了出来。她先和邵洵美签署了一份文件，证明她已经买下了这座工厂，然后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搞到一张通行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日占区，将邵洵美的财物一共装了17车，一趟一趟的运了回来。虽然中途遭到日本人的拦截，但总算有惊无险，邵洵美收集的数千本古籍、德国印刷机等宝贝都运回来了，还搬回了几百令白纸。
这些不仅是邵洵美的心爱之物，也是邵家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来源。所以，盛佩玉很感激项美丽，甚至提出让她和邵洵美结为连理，还按习俗送了项美丽一对玉镯。于是，邵洵美向项美丽求婚了，然后他们去律师办公室按中国法律签了一份结婚证明。
其实对美国人来说，保持情人关系只是一桩风流韵事，无伤大雅。可一旦结婚，成了妾，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无从知道项美丽当时的想法。但是因为这份证明，让邵洵美后来可以借着项美丽的名义，继续开办印刷厂和出版社，在日本人刺刀的缝隙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项美丽一直没忘记自己来中国的初心。出于对宋氏家族的好奇，她决定写一部《宋家三姐妹》。那时候宋霭龄在香港，宋庆龄和宋美龄则在重庆。1939年，邵洵美陪同项美丽到香港去拜访宋霭龄。因宋霭龄当过邵洵美五姨妈的英文老师，在邵洵美的帮助下，项美丽才有机会拜访宋家姐妹，得到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和照片。
拜访完宋霭龄之后，邵洵美终究放心不下战乱中的妻儿，决定回到上海与家人在一起，不能再陪项美丽前往重庆了。项美丽无法说服邵洵美，也无法舍弃自己的作品，两人只好相拥而别。谁知这一别，项美丽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1941，《宋家三姐妹》出版，引起美国文坛轰动。1946年夏季，邵洵美因公出差美国，在纽约重逢项美丽，但两人已经没了当年的激情，只是像一对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那样，相互寒暄。纽约一别，两人从此再未相见。此后的五十多年，项美丽笔耕不辍，一生共创作出版了80多部书，其中一本书名叫《My Chinese Husband》（《我的中国丈夫》）。1997年，项美丽在美国去世，享年92岁。
【六】
若是以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评判，邵洵美的生活作风是有问题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夫一妻制”还没有确立，邵洵美的行为既不违法，甚至也不违背道德。1939年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他并没有随项美丽去相对安全的重庆，而是选择回到战乱中的上海陪伴妻儿，体现了一个男人的担当。
除了这份担当，邵洵美还有“孟尝君”的美誉。在英国留学时，他经常接济徐悲鸿等留学生。夏衍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时，生活无着，希望邵洵美帮他出本书。邵洵美连稿子都没看，马上拿出500元。新月派的“新月书店”因为亏空太多，无以为继，他二话不说关掉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胡也频被捕时，他四处活动，想要保释胡，遗憾的是胡已被国民党于数日前秘密枪毙。后来他又拿出1000元资助胡的妻子丁玲回湖南老家。徐志摩组建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他任会计，但实际上分会没有经济来源，都是他自掏腰包。1933年萧伯纳到访上海，就是他出钱招待的。
他搞出版，忙得不亦乐乎，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经济上却只出不进。1929年，他在其编译出版的《琵亚词侣诗画集》扉页上印了句话：“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或许这就是他赔钱搞出版的心声。
邵洵美前期有“唯美主义诗人”和“颓废主义诗人”称号，但在抗战期间，他既不唯美，也不颓废，而是奋身成了握笔的战士。他用项美丽的名字注册了抗日杂志《自由谭》及其英文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然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气息的文章，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论持久战》的故事。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邵洵美通过《自由谭》向读者做了推荐，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后，邵洵美又立即将其在《直言评论》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他还出版了《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并亲自在夜间开着汽车，与朋友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将书塞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完全是凭着个人良知去做这件事的。单是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在数十年后向他投去崇敬的眼神！
【七】
除了《拿来主义》，鲁迅还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其实这也可以看出，邵洵美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鲁迅先生是不屑讥讽的，而且还是数度。
遗憾的是，鲁迅先生于1936年逝世，并未看到邵洵美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如果他看到了，我相信他的评价一定会有所改变的。不过这本来也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只是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在手底下用文字见个真章而已。然而让邵洵美始料不及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竟然跟了他一辈子，并给他的后半生造成严重打击，身后数十年还承受着恶评。
上海解放前，尽管有过多次机会去台湾，邵洵美选择了留在大陆，因为他问心无愧，也对新时代充满了信心。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以及邵家曾与国民党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特定时代对鲁迅先生的过度政治化，曾被先生“差评”的邵洵美并没有好日子过。1958年，因为一封写给项美丽的信，他更是成了“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熬到1962年他终于出狱，在文革期间又遭到打击。1968年5月5日，邵洵美的人生在贫病交加中落下了大幕。直到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才得到平反。
【八】
1989年9月24日，盛佩玉逝世。逝世之前，她和家人一直在努力，写回忆录、找当年的见证人，为的是让世人看到一个真实的邵洵美。
直到现在，《拿来主义》仍然还在高中语文课本中，我不知道那句注释是否还在，但学界对于邵洵美的评价仍存在争议。
不过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评价，对邵洵美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他本来就不在乎。因为，他早就写过一首题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对自己做出了评价：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