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看电影《无名》。”对1999年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导演程耳来说，虽然《无名》已经是他的第四部院线作品，但此前他从未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亲身参与宣传。现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了他面对镜头时，可以脱口而出的一个本能表达。
程耳导演
当然可以说，在这部宣传时被定义为“超级商业片”的电影中，该有的商业元素一个不少，诸如影帝影后的演技加持、顶级流量艺人的卖力出演、群星荟萃的演员阵容、“地表最强摄影机”等技术上的突破、以悬疑视角拍主旋律题材的创新等等，网友也乐于看到原来坚持“登报”宣传的导演能体验直播卖票的影响力，但在这些带有“标签”性质的宣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导演，到底想用一部怎样的作品，去占据观众生命中的两个小时。
卡在电影上映的节点，程耳和我们分享了他在这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对导演来说，每一次创作都是从影影绰绰到清晰可见的漫长探索，而大部分观众在银幕前接受的，却只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当电影终于上映，一切评价的权利已经掌握在观众手里，听他讲讲自己由不确定走向确定的过程，等于拥有了另一个重新解读电影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或许不是让人买票的直接理由，但了解这些，能让人更清楚自己在看一部怎样的电影。一部电影给人带来的思考，并不局限于坐在电影院里的短暂时刻。
时间退回到眼前这一切都还不存在的时候，程耳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么一个战争时期隐秘战线的故事，拍成现在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宏大制作。当这个故事还只是在他笔下的一篇小说，出发点简单到就是他的个人兴趣，再到后来，当确定有这么一个机会，要拍摄一部民国题材的电影，《东亚往事》这个此前断断续续创作的小说，就逐渐有了轮廓。“基本属于信手拈来。”虽然那时候剧本还没有成型，但他对那个历史时期有着充分的了解，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他依旧想用自己的方式，把他的好奇、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
“那个年代的丰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当时的人物、生活，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我觉得它的戏剧性比和平年代更加极端。”事后回想，正是这个完全由兴趣生发的起点，支撑了程耳的整个创作过程。其实在电影筹备期、乃至开机许久之后，他都没有完成一版足够细致的剧本，演员也只知道各自角色大概的走向，但就是因为那个足够确定的初衷，让程耳在焦虑的同时有了信心。他知道，哪怕过程艰难，也一定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们调整过几次剧本，到最后去上海筹备的时候，我只是有一个概括性的故事，剧本并没有写完。有时候很奇怪，你不到现场真的跟演员一起等待一个剧本的时候，它就写不出来。”在这次宣传电影的过程中，程耳还在与演员回忆拍摄时的困惑，“王传君的戏都快拍完了，最多就差三、五天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拿到自己的剧本，王一博是大概拍完前十天拿到的，都很晚了。但大体的氛围和每个人物的走向，我都是曾经跟他们一起梳理过的。”
程耳拍摄时一直有个习惯，就是他不怎么跟别人讨论剧本。从上学拍摄毕业作品算起，他就同时担任自己作品的编剧、导演和剪辑，他也不讳言“我讨论剧本的经验比较少”，但即便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他也不吝于跟演员在表演上做出尽可能丰富的交流：“通常都是我跟演员去讨论现场怎么表演，或者在演员提前做功课的时候，我们讨论整个逻辑和情感的重点。”观众观看这部谍战片时，也许能感觉这就像在影院看角色们玩儿了一场“剧本杀”，其实创作过程也如出一辙。从导演到演员，他们都跟观众一样，是从只知道大致的题材和走向开始的。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次边走边看的冒险。
在演员的选择上，程耳同样经历了由混沌到清晰的探索。“我比较担心的其实是王一博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之前没有拍过这么年轻的演员，对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应该是谁啊？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形象和气质这些感觉入手。然后他们给我看了王一博的照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可以试一试，就约他谈了一会儿，见面的感觉非常好。”
虽然是个一直跟影像打交道的导演，但程耳在创作最初的小说时，完全没有出于职业本能地在眼前勾勒出每个角色的鲜明形象。“小说相对是天马行空的，我写的时候，对人物的感受更加宽泛。”再到小说变成剧本，文字在脑海中逐渐成了画面，这些角色就像经历过一个“水落石出”的过程。不仅是王一博，其他的许多面孔，也慢慢地在程耳眼前呈现了出来。“都是我写着写着，随着剧本具体化、或者说细节化之后，人物的形象会慢慢浮现出来，有了具体的轮廓。可能当一个人物清晰了之后，在我写某句台词时，我会想象这是谁在说。王一博定下来之后，包括周迅、大鹏、王传君，都是渐渐地，你好像能看到这个人物向你走来。”
特别是这次在电影里跟过往形象截然不同的大鹏。最近放映后，程耳甚至听说有观众完全没认出银幕上那个戴着眼镜、一看就充满了狠戾气质的角色是由他扮演的，包括程耳自己的女儿也无法将片场认识的大鹏和生活中的他对上号……每每听说这样的“意料之外”，程耳都忍不住为演员骄傲，这恰恰证明了演员的可塑性，这是表演的意义，也是创作的魅力。
在之前的一些报道里，有个格外被粉丝赞叹的点，是说程耳为了让王一博更好地找到状态，要求刚进组的他在酒店房间里独处一周的时间，在那一周里，王一博需要从日常的忙碌中抽身，逐渐习惯一个人的世界，逐渐习惯“叶先生”这个角色的孤独。
“就还是得独处。”说回到提出这个要求时的目的，程耳的想法并不复杂。其实他也会时常为自己创造一些独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平常许多来不及细想，或者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因为足够安静而找出解法。类似于演员上台前总要闭目养神一小会儿，时间不用太长，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它必须得存在，有了这种客观上的抽离，才能在主观上找到方向。“有时候在现场，如果我自己觉得刚才那一条好像缺了点什么，还不是那么理想，也会一个人跑到摄影棚外面待着。我们的摄影棚外有条河，我就在河边，独自站一会儿，让自己想一想，然后回去接着拍。”
特别是《无名》这种边写边拍的电影，当拍摄过程中有很多突如其来的“飞页”，他就更需要留白，是这样的留白时刻，让他能在各种可能中找出真正的必要。“我们最后定下的演员是黄磊，原本是没有这个人物的，在现场飞页写出一些片段，然后越写越多，就写出了这么一个人物。”“因为飞页，我增加了演员，也增加了场景，这确实是很大的压力。”程耳一直说自己不是个爱跟人讨论剧本的导演，根源就在于他有自己的坚持，所有的选择不需要他人评判，他得安安静静地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才能开启后面所有的拍摄和表演。
包括画面风格也一样，有时候甚至是不知不觉地，他也会延续一些习惯，直到在银幕上看到，才能发现这些早就融入进了自己的本能里。比如《无名》中有一段经典的打斗戏，王一博用窗帘缠住了梁朝伟的头，那个画面像极了他之前作品《边境风云》里杨坤的一个动作；还有《无名》里梁朝伟反复擦拭袖子沾上的血，同样王一博也做出过这样的动作，这些无意识，早就渐渐成了程耳的潜意识。“我还挺喜欢拍这种无限重复的动作，它们是可以完全持续并且不变形的，有一种奇怪的重复感，这种感觉让我挺迷恋的。”包括《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赵宝刚饰演的角色被铁锹砸得满面伤痕，其实原本拍摄的长度比播出版本还要多一倍，“这些东西都是有相通之处的，次数会变得很多，动作一模一样，它有一种简单的、不需要变化的重复。”
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加，程耳独特的影像特色也在越来越鲜明地显露出来。“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心理上，这些东西捕捉起来还挺有趣的。”不管是独处、飞页还是隐隐呈现的视觉习惯，这些都已经和程耳作品是否足够“商业”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先抛出一个通过镜头讲述的故事，每个观众再去各自解读。迷人的，始终是这些发现和讨论的过程，他自己也沉浸其中。
《无名》剧组人员
所以大年初一，你去看《无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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