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导演地位(无名幕后不该无名)(1)

“大年初一,看电影《无名》。”对1999年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导演程耳来说,虽然《无名》已经是他的第四部院线作品,但此前他从未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亲身参与宣传。现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了他面对镜头时,可以脱口而出的一个本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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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耳导演

当然可以说,在这部宣传时被定义为“超级商业片”的电影中,该有的商业元素一个不少,诸如影帝影后的演技加持、顶级流量艺人的卖力出演、群星荟萃的演员阵容、“地表最强摄影机”等技术上的突破、以悬疑视角拍主旋律题材的创新等等,网友也乐于看到原来坚持“登报”宣传的导演能体验直播卖票的影响力,但在这些带有“标签”性质的宣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导演,到底想用一部怎样的作品,去占据观众生命中的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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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电影上映的节点,程耳和我们分享了他在这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对导演来说,每一次创作都是从影影绰绰到清晰可见的漫长探索,而大部分观众在银幕前接受的,却只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当电影终于上映,一切评价的权利已经掌握在观众手里,听他讲讲自己由不确定走向确定的过程,等于拥有了另一个重新解读电影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或许不是让人买票的直接理由,但了解这些,能让人更清楚自己在看一部怎样的电影。一部电影给人带来的思考,并不局限于坐在电影院里的短暂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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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退回到眼前这一切都还不存在的时候,程耳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么一个战争时期隐秘战线的故事,拍成现在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宏大制作。当这个故事还只是在他笔下的一篇小说,出发点简单到就是他的个人兴趣,再到后来,当确定有这么一个机会,要拍摄一部民国题材的电影,《东亚往事》这个此前断断续续创作的小说,就逐渐有了轮廓。“基本属于信手拈来。”虽然那时候剧本还没有成型,但他对那个历史时期有着充分的了解,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他依旧想用自己的方式,把他的好奇、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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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丰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当时的人物、生活,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我觉得它的戏剧性比和平年代更加极端。”事后回想,正是这个完全由兴趣生发的起点,支撑了程耳的整个创作过程。其实在电影筹备期、乃至开机许久之后,他都没有完成一版足够细致的剧本,演员也只知道各自角色大概的走向,但就是因为那个足够确定的初衷,让程耳在焦虑的同时有了信心。他知道,哪怕过程艰难,也一定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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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整过几次剧本,到最后去上海筹备的时候,我只是有一个概括性的故事,剧本并没有写完。有时候很奇怪,你不到现场真的跟演员一起等待一个剧本的时候,它就写不出来。”在这次宣传电影的过程中,程耳还在与演员回忆拍摄时的困惑,“王传君的戏都快拍完了,最多就差三、五天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拿到自己的剧本,王一博是大概拍完前十天拿到的,都很晚了。但大体的氛围和每个人物的走向,我都是曾经跟他们一起梳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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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耳拍摄时一直有个习惯,就是他不怎么跟别人讨论剧本。从上学拍摄毕业作品算起,他就同时担任自己作品的编剧、导演和剪辑,他也不讳言“我讨论剧本的经验比较少”,但即便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他也不吝于跟演员在表演上做出尽可能丰富的交流:“通常都是我跟演员去讨论现场怎么表演,或者在演员提前做功课的时候,我们讨论整个逻辑和情感的重点。”观众观看这部谍战片时,也许能感觉这就像在影院看角色们玩儿了一场“剧本杀”,其实创作过程也如出一辙。从导演到演员,他们都跟观众一样,是从只知道大致的题材和走向开始的。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次边走边看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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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员的选择上,程耳同样经历了由混沌到清晰的探索。“我比较担心的其实是王一博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之前没有拍过这么年轻的演员,对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人应该是谁啊?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形象和气质这些感觉入手。然后他们给我看了王一博的照片,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可以试一试,就约他谈了一会儿,见面的感觉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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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个一直跟影像打交道的导演,但程耳在创作最初的小说时,完全没有出于职业本能地在眼前勾勒出每个角色的鲜明形象。“小说相对是天马行空的,我写的时候,对人物的感受更加宽泛。”再到小说变成剧本,文字在脑海中逐渐成了画面,这些角色就像经历过一个“水落石出”的过程。不仅是王一博,其他的许多面孔,也慢慢地在程耳眼前呈现了出来。“都是我写着写着,随着剧本具体化、或者说细节化之后,人物的形象会慢慢浮现出来,有了具体的轮廓。可能当一个人物清晰了之后,在我写某句台词时,我会想象这是谁在说。王一博定下来之后,包括周迅、大鹏、王传君,都是渐渐地,你好像能看到这个人物向你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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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这次在电影里跟过往形象截然不同的大鹏。最近放映后,程耳甚至听说有观众完全没认出银幕上那个戴着眼镜、一看就充满了狠戾气质的角色是由他扮演的,包括程耳自己的女儿也无法将片场认识的大鹏和生活中的他对上号……每每听说这样的“意料之外”,程耳都忍不住为演员骄傲,这恰恰证明了演员的可塑性,这是表演的意义,也是创作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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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一些报道里,有个格外被粉丝赞叹的点,是说程耳为了让王一博更好地找到状态,要求刚进组的他在酒店房间里独处一周的时间,在那一周里,王一博需要从日常的忙碌中抽身,逐渐习惯一个人的世界,逐渐习惯“叶先生”这个角色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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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还是得独处。”说回到提出这个要求时的目的,程耳的想法并不复杂。其实他也会时常为自己创造一些独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平常许多来不及细想,或者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因为足够安静而找出解法。类似于演员上台前总要闭目养神一小会儿,时间不用太长,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它必须得存在,有了这种客观上的抽离,才能在主观上找到方向。“有时候在现场,如果我自己觉得刚才那一条好像缺了点什么,还不是那么理想,也会一个人跑到摄影棚外面待着。我们的摄影棚外有条河,我就在河边,独自站一会儿,让自己想一想,然后回去接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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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无名》这种边写边拍的电影,当拍摄过程中有很多突如其来的“飞页”,他就更需要留白,是这样的留白时刻,让他能在各种可能中找出真正的必要。“我们最后定下的演员是黄磊,原本是没有这个人物的,在现场飞页写出一些片段,然后越写越多,就写出了这么一个人物。”“因为飞页,我增加了演员,也增加了场景,这确实是很大的压力。”程耳一直说自己不是个爱跟人讨论剧本的导演,根源就在于他有自己的坚持,所有的选择不需要他人评判,他得安安静静地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才能开启后面所有的拍摄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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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画面风格也一样,有时候甚至是不知不觉地,他也会延续一些习惯,直到在银幕上看到,才能发现这些早就融入进了自己的本能里。比如《无名》中有一段经典的打斗戏,王一博用窗帘缠住了梁朝伟的头,那个画面像极了他之前作品《边境风云》里杨坤的一个动作;还有《无名》里梁朝伟反复擦拭袖子沾上的血,同样王一博也做出过这样的动作,这些无意识,早就渐渐成了程耳的潜意识。“我还挺喜欢拍这种无限重复的动作,它们是可以完全持续并且不变形的,有一种奇怪的重复感,这种感觉让我挺迷恋的。”包括《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赵宝刚饰演的角色被铁锹砸得满面伤痕,其实原本拍摄的长度比播出版本还要多一倍,“这些东西都是有相通之处的,次数会变得很多,动作一模一样,它有一种简单的、不需要变化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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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加,程耳独特的影像特色也在越来越鲜明地显露出来。“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心理上,这些东西捕捉起来还挺有趣的。”不管是独处、飞页还是隐隐呈现的视觉习惯,这些都已经和程耳作品是否足够“商业”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先抛出一个通过镜头讲述的故事,每个观众再去各自解读。迷人的,始终是这些发现和讨论的过程,他自己也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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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剧组人员

所以大年初一,你去看《无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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