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列宁在莫斯科红场发表演讲
列宁反对庆祝50诞辰
1920年4月22日，是列宁50岁生日。4月5日，在俄共（布）九大闭幕会上，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列宁同志的50诞辰就要到了，根据代表们的要求，我们决定今天会议庆祝这一日子。”话音刚落，全体代表掌声雷动。列宁当即反对：“同志们，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唱《国际歌》吧！”但是，各位党员不顾列宁的反对，纷纷开始发言，颂扬列宁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他十分谦虚、朴实，对人关怀备至······列宁听得很不耐烦，便从主席团桌子后面走出来，离开了会场。
回到办公室后，列宁写了一张便条，要求立即停止庆祝活动。当他得知庆祝活动还在继续后，又写了一张便条。大会主席团把列宁的要求向大会宣布后，大会依然主张继续发言。列宁只好写了第三张便条，并打电话给执行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命令立即停止这种“胡闹”。最后，大会还是决定出版《列宁全集》。
4月23日，俄共莫斯科市委举办“共产主义晚会”，为列宁庆祝生日。由于担心列宁反对，直到晚会开始时，市委书记才通知他。列宁故意推迟到晚会快结束时才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来到会场。他用微笑的眼光扫视全场后说：“同志们！首先，有两件事我要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让我免听祝词。”接着，列宁深刻地指出：“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1919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归国，在浙江第一师范任语文教员。由于支持一师学生的五四新文化斗争，他不得不离开学校。“一师风潮”使他意识到，对于新、旧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撰稿，与日报主笔邵力子不断有书信往来。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后，认为应当尽快译成中文。陈独秀通过邵力子，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寄去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与此同时，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沈玄庐、戴季陶，也有翻译刊发《共产党宣言》的想法，邵力子同样推荐陈望道来担此译事。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供他对照翻译。就这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一间僻静的柴屋，两条长板凳架上一块铺板，点上一盏油灯，开始了艰苦的翻译工作。
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右：《共产党宣言》错版
陈望道手头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是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06创刊号刊载的幸德秋水、堺利彦的合译本，而这个日文版转译自塞缪尔·穆尔的英译本，非德文原本。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发现日文翻译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如“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日文版中译作“绅士”“平民”。斟酌之后，他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更加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原意。
老母亲见儿子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很心疼，就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老母亲把一碟红糖端进来，让他蘸着吃。过了一会儿，老母亲在屋外问他：“再添点糖吗？”陈望道连声回答说：“够甜！够甜了！”当老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候，见他满嘴墨汁，不禁吓了一跳。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译作，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吃粽子。
1920年4月，陈道望的翻译工作完成。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就出版了他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由于出版印刷仓促，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月，又再版重印了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了过来。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述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南洋糖王”诠释了一段最具代表性的华侨创业成功史和爱国爱乡史
黄奕住“熬苦成糖”
1920年4月8日(农历二月二十日)，厦门黄日兴银庄开业，其创办人就是“熬苦成糖”的印尼糖王黄奕住。
1868年12月7日，福建南安县金淘镇楼下村（今南丰村石笋自然村）一户农家，生下一个男娃，父母渴望留住这个孩子，就给他取了个单名“住”，又叫黄奕住。读了几年私塾后，由于生活所迫，12岁的黄奕住只得辍学，跟着大伯学剃头，人称“剃头住”。16岁那年，他身藏父母变卖祖产得来的36个银圆，带着理发工具，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成为当地人熟知的“剃头住”。
从新加坡辗转印尼棉兰市、三宝垄市，黄奕住觉得剃头发不了财。23岁那年，他开始做“走鬼”（走街串巷的肩挑小贩）。两年后，三宝垄市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市场，他租了一个摊位，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随着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的发展，三宝垄市成了糖业销售中心。商业头脑敏锐的黄奕住意识到，经营糖业生意有钱赚。1895年前后，他专门做糖生意，成为爪哇著名的四大糖商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殖民政府加剧对印尼人民及广大华侨的掠夺，黄奕住顶住压力和诱惑，坚决不入外国籍，下决心业成返国。1919年4月29日，他回到厦门定居。8个月内，他做了四件大事：把母亲接到鼓浪屿；为母亲做寿，光宗耀祖；在鼓浪屿晃岩路25号建设新宅，即日后的“黄家花园”；商务调查，确定新的经营计划。前文提到的黄日兴银庄，就是黄奕住新经营计划的重点项目。
1945年6月15日，77岁的黄奕住不幸去世。令人遗憾的是，这位爱乡爱国、忧国忧民的老人，未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4期，原标题“1920年4月：甜美甘洌 味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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