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 网络图片）
杜欣欣/文
一
我记得人类学家玛丽·李基在东非奥杜瓦发掘时，将所有居住在赛伦盖蒂大草原上的人都称作邻居，而我得以结识李泽厚先生也是因美国西部地广人稀之故。
那是1996年夏季，经刘再复先生介绍，我与外子认识了李泽厚先生。当时李先生正在位于科罗拉多泉的科罗拉多学院任教。科罗拉多学院是一所私立的四年制文理学院，虽然不大，但名声不小，粱实秋曾在那里留学。我问过李先生：“一般人60岁都退休了，你却来美国闯世界，62岁开始在美国学校授课，你紧张吗？”李先生回答，最初是有点紧张。主要是他从未正式讲过课，更没有用英文讲过。 “那你开始讲课时，最担心是什么？”“首先我担心的是学生听不懂我讲的。学生刚开始听我的课，确有因口音引起的问题，但很快就习惯了。我将一个概念用不同的词汇解释，以不同方式表述，学生如果听不懂其一，但能听懂其二，最终总能抓住一个。讲课主要是要逻辑性强。”“李先生说：”我最怕的是听不懂学生的提问，后来也不怕了，因为学生的问题很简单。” 我问：“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吧？““我的英文只学到初中二年级。当时上的还是农村中学。后来到北大上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俄文。一年后，我就能听四年级的俄语课了。但我比较保守，决定还是去听三年级的课。”
除了俄语，李先生还学过德语，大概学习半年之后就能看原版书了。某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演讲，很多听讲的中国学生称赞他英文好，但他说：“我的英文并不好，只是讲得流利不太在意语法。我以为学习语言语感很重要。”他坦承：“我知道很多专业单词，但日常用语不行。” 每个学期末，美国的大学都通过学生问卷对教师进行背对背评价，据李先生的系主任说，学生对他的评价很好，有两位还说他是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他的课注册名额是25人，但能有27-28人注册，由此也能看出他开课是成功的。
在科罗拉多学院教书后，李先生决定学习开车。他说不会开车就不能行动。确实，科罗拉多泉市相当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面积，但当时居住人口不到30万，根本无法建立公共交通。当时很多人劝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学开车，可以依靠儿子接送。但他坚持要学，并拿到了驾照。我原以为李先生开车不过是应付上下班，从未想过他还能开长途行驶高速公路。
1997年夏天，我们邀请他与再复先生一家来我家做客 ，行程大概4小时。那时没有GPS，他们决定开车跟随。由于我对道路不熟，选择了一条并不容易行驶的山路。山道弯弯，好不容易驶上国道，却只看到刘先生的车。一路上，我都不敢开快，一直注意着后面的车是否跟上。三个多小时之后，我仍未看到李先生的车，只好停在路旁等候。一直看不到他的车，无奈，只好继续向前。临近我家的高速公路出口，我突然发现李先生的车停在路旁。原来他早到了。我说：“不是说好了跟我的车吗？”他回道：“你开得太慢了。”李夫人文君在一旁不做声，后来我听说他开车不看时速，一个劲向前开，文君对此很不满意（很多人称李夫人为师母，但李夫人坚持要我称她文君）。
2003年的美国独立节，我与李先生一家从博德出发去位于南科达州的拉斯摩总统山国家公园。去时，我和李先生的儿子李艾轮流开车，李先生只开了非常短的一段。回来时，李先生非要驾驶，但文君不希望他开，小艾也不好意思拒绝爸爸的请求。我注意到，李先生开车时，紧紧地握住方向盘盯着前方，几乎不看速度表。小艾不时提醒：“爸，你开得太快了。”他开车确实令人紧张，文君胆小，又不会开车，更容易反应过度。到了怀俄明州，李先生说了一声想去方便一下，径直就开下出口，偏偏那出口没有方便之处，行驶至小路尽头，他猛然煞车，似乎还未完全意识到路已尽。我们纷纷下车，松了一口气。
二
李先生离开科泉迁往博德，与刘再复先生做了邻居。我与外子到访李先生家，经常留宿于他的书房。他的书房里有三大架和一小架书，分类是哲学、历史、文学、医学、心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其中最多的是哲学书：海德格尔、尼采、康德、叔本华等。书架上的很多书中都有折页和标红。我们睡的是一张充气床，很不舒服，但我从未提起过。直到2013年，我们不再是唯一留宿他家的客人，他才得知那张床很不舒服。他对我说：“你们太客气了，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那张充气床就被换成折叠沙发床，再被安置在客厅里，又加了一道屏风。李先生指着床和屏风对我说：“这是专门为你们添置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屏风里。屏风外下几节楼梯，就是厨房和另一个客厅。我听着李先生带着计步器在那里走来走去。他长期失眠，完全靠安眠药入睡，而我那时也失眠十多年了。不知过了多久，李先生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了。大概深夜三点，我听到他又起来了，在客厅和厨房之间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叹气：“还是睡不着啊。”次日清晨，我问他半夜起来的事，他却矢口否认：“没有这个事，一定是你在做梦。”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讨论“如何能睡着觉”。李老师对安眠药颇有研究。虽然我吃了很多年的安眠药，但面对他的 “催眠还是安眠？”等问题，竟然答不出来。他问我每晚服用多少舒乐安定，我回说：“两片。”他问：“两片是什么意思?我问你多少毫克？”继而他就批评我:“你不严谨。”
我虽愚钝，但多年交往下来，也记住一些李先生对哲学家的评价。在某次谈话中，他谈到西哲的排名，依次为康德，休谟，马克思，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毕达哥拉斯，杜威，海德格尔。但另一次谈话中，他说最推崇康德和柏拉图。他还说：“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讲年轻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什么都不满意，二是总以为自己最了不起。尼采能够满足这两个特点，所以他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在中国，海德格尔很有影响，因为他的哲学有激情，容易被中国人喜欢。”李先生曾提到中国哲学家的排名是：孔子，庄子，老子，荀子，孟子，韩非，王弼，慧能，朱熹，王阳明。有时他就某个哲学概念说上一两句，譬如“道德，一是来自上帝，二是来自社会需要。”我曾问他：“中国是否不存在真理问题?”他回答：“中国不存在真理（Truth）问题，不把真理问题排第一。”
除了哲学，李先生对社会学的一些课题很有兴趣，比如男女之间的差异、家庭关系等。他数次推荐我读《脑内乾坤》(Brain Sex)。当得知我还没读，他就说：“你怎么还没读，那就是讲男女之间差别的。这本书能在女权运动高涨的八十年代出来，不会完全没有道理，那里面说的现象和现实很一致，不过不知道科学根据如何。”说起男女关系，他一直认为，夫妻之间除了爱，主要是恩，恩情维系家庭。最后的实在是感情。“人人都想有爱其他人的自由，但又要求对方对自己忠诚。这当然是说已婚或已经建立长远关系的人的心态。”李泽厚先生几次和我提起要研究一下婴儿与父母同睡会对心理造成的影响，成年之后有无差异，并将此作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来研究。他对女性的性心理十分好奇，我们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说女性的性心理大大的复杂，比如欲仙欲死就是女人才有。他基本认为在享受性方面，中国女性还是比较被动，但几乎每个女性都有做母亲的愿望。他喜欢几个女演员，比如蒋雯丽，他认为她的眼睛特别漂亮，很好奇她在真实生活中是不是这个样子。
李先生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注意。一次他告诉我，他不想照镜子，因为自己老了丑了。我听了大笑，“我以为只有女人才这么在乎自己的模样，你，一个理性的哲学家居然有此念头。”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并问我对他容貌的看法。我说：“你三十几岁不好看，太瘦。五十几岁时最精神，特别是《明报月刊》上刊登那张照片。”听后，他也承认五十几岁时的自己最帅。 我们一起看过电影《色戒》，他认为李安很棒，指出一些特别的镜头：“王佳芝第一次和易先生之后的那扇窗户，还有易先生作爱时的背影，王佳芝放走易之后，走到街上赫然看到橱窗里的模特以及最后三轮车上摇动的风车，还有钻戒放在桌上摇动。”我说梁朝伟演得很好，比如眼神刚开始是冷冰的，但后来看王时就带了怜爱。他说：“原来并没感觉他能演得这么好，这次算服了。”“但张爱玲被捧得太高了，甚至超过鲁迅。也不只夏志清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喜欢她，因为你们还有理想主义。”
李先生一直订阅的英文杂志除了时报周刊类，还有艺术类。他经常抱怨随年事已高，英文开始退步，与此同时，他的医学藏书也扩充为一个书架，其中很多是英文版。他特别向我推荐默克的健康手册（Merck Manual）。我以“不想知道那么多让自己紧张”为由拒绝，他说：“你没有科学精神。”每次身体出现问题，李先生都会仔细研究，对任何医疗健康的决定，他都要研究了很多资料之后，综合考虑才作出决定，极少只听一个医生的建议。大概自2000年以后，李先生的书架上增加了很多现代史的回忆录。他将回忆录中的内容与当年自己听到的或经历过的对照，他说：“总想弄明白一些事，不能这么糊涂地死了。”
李老师送过我一些他的著作。每次我问他问题，他就会说，这个问题我在哪本书提到了，你都没看。言语间颇有不满，我也心生惭愧。每次我对他说：“我看不懂你的文章。”他又说:“你不要去看我的书，只看你爱看的就好了，我的书不好看。”虽然李先生的书架上没有很多文学书，但他有时会谈到文学。中国文学家中，他第一推崇是鲁迅。他不喜欢周作人，讨厌胡兰成，以为钱钟书的《围城》是三流小说，只是英国绅士的小噱头。我记得他曾评价钱钟书的学问是一地散钱，有了互联网后，其博学的意义减半。
李先生那代人和我们这一代都读过很多俄国文学。李先生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告诉我40年前读过《卡拉玛佐夫兄弟》，至今想起来还有震撼力。我们曾讨论过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李先生说：“好的作品是人物丰满，有故事性，但最重要的是语言，用什么语言写。个人化、个性化的语言，在于把握语言的能力，所以作者必须对语言敏感。有些小说偏重于社会性如托翁，有些偏重于哲理性如陀氏。”他觉得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没什么故事，读来沉闷。有时，他会对我的写作读书提出看法：“你对现代人生活细节感兴趣很好。作家最好是做业余的，不能将此当饭吃。当然不排除那些天才，比如巴尔扎克。好作品和天才有关，也和阅历有关，但有阅历不一定能出好作品。但科学并不见得有天才，规律在那里迟早会找到，但是文学就不见得。”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琐碎，他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比如红楼梦就是讲琐碎，托翁也如此，但因为有了情感，所以读起来有意思。休谟也很琐碎，但因无情感，很难读。写作题材是一个问题，但不能太绝对，比如齐白石画的题材大多是劳动人民所用的物件，但却与上层趣味结合。他不止一次说过：“搞文学的人应该糊里糊涂，太理性的人不能弄文字，我没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我认为他太理性，不会写小说。”
李先生最不喜欢看马戏杂技，他说从来不看杂技。 2012年圣诞节之际，我们和他一家去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看完电影，我们一致觉得电影中的安娜不够漂亮，而在托尔斯泰的书中，安娜应该比吉蒂漂亮很多，她的漂亮不仅使吉蒂一见就自愧不如，而且使沃伦斯基初见时顿有电光雷火之感。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在议论着电影。他表示同情卡列宁，我说：“你同情卡列宁就说明你老了。”李先生说：“托尔斯泰提出一个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吉蒂的生活还是安娜的生活?其实当时法国很多贵族家庭生活就是如此，丈夫不能满足妻子，妻子有了外遇，丈夫默认但不离婚。俄国社会崇尚法国，卡列宁肯定不吸引人，安娜不爱他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但安娜要冲破社会习俗，要把关系公开，还想离婚。”我又问：“安娜可不可以不死。”李先生答：“一般人都会不死，特别是有了孩子，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孩子就是一切，有了孩子可以没有丈夫。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你（指作者）就不是这样的，但你也承认无论如何你也是妈妈。当妈妈是本能，本能就很难战胜了，而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过了一阵，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李老师说：“你也老了啊。”如果我说自己老了，他又会很不以为然地说：“我62岁才去科罗拉多学院教书，你还没到我那个年龄呢。”
三
在落基山下，李先生常叹闲愁最苦啊闲愁最苦。每年夏秋，他会回中国。数月后，他回到科州，又总被那边的热闹折磨得精疲力竭，他叹：“这里太寂寞，那边又太热闹。”近年返回后，他累得连讲电话都没了力气。 我的一个年轻朋友是八十年代大学生，托我向李先生致意。 李先生连说谢谢她写了这么热情的信来问候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八十年代写信来的人很多，有些信写得很热情。”大概过了一周，他又问：”你那个朋友怎么会谈起我?前几年，我在国内讲座，有人看到我的名字竟以为是李嘉诚的儿子。”
我观察李先生不喜欢与人交往，也很不喜欢热闹。某次，金庸受邀来科州大学博德分校，邀请人是李先生的好友再复，不少在美华裔文科学者前来，但李先生没有出席。又某次他遇到某知名画家，画家说：”我和再复是朋友，再复和你是朋友，所以我们也是朋友了。“李先生不语。画家要送他画和字，李先生不收。后来，针对那个画家谄媚于权势，他说：”哪朝哪代都有无耻文人。“
李先生一家只有三口人，我们常笑言他家也是三权分立：妻子文君统御厨房家事，儿子小艾统御汗滴（英文Handy的谐音）工程，老李统御形而上抽象领域。小艾处事严谨，设置的网络密码长达50个数字！他凡事讲求计划，即使父亲找他有关电脑的事儿，哪怕在墙上釘一个钉子，他都会说：“明天（或后天）上午9点吧。”到时候，他一定会来处理。在车库里，小艾还体贴地放了几只修路用的红白塑料路障，以帮助老父停车。然而，李先生却不愿求儿子，他的中文电视、电脑等一干问题仍然找我。李先生常说，我的妻儿从来没读过我的书，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兴趣爱好更是南辕北辙。李夫人文君是孤儿，自小在上海跟养母长大，后来考上北京的文工团成为舞蹈演员。与李先生老师结婚后，她带了母亲同住。文君说母亲在世时，她不会烧饭，母亲去世后，才学着烧菜。因李先生吃食挑剔，结果她会烧上海菜和湖南菜（李先生是湖南人），成了好厨师。每次我们到访，文君总会做些特别的菜如火锅、春饼等。最初的几年，李先生总是邀刘先生一家过来吃饭聊天。往往是文君烧菜，我打下手。她极爱干净，饭后的清理一般也由我做。
李先生喜欢给妻子买礼物，特别是小首饰。妻子试戴耳环，总问他怎么样，他也总会给出意见。午饭前，李老师坐在沙发上，文君像小孩似地蹲在他面前问他中午吃什么？我有次开玩笑说：“你对文君像对孩子。”他说：“她本来就是个孩子。”我发现其实文君也是把李先生当孩子哄的。李先生有时也会耍小孩脾气，在拉斯摩总统山国家公园，文君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手镯，她太瘦，手镯戴起来有些松，想去换，李先生说不用换，我开始打圆场要陪文君去换，结果他竟然掉头而去。
每次饭菜烧好了，文君自己却不怎么吃。以前有朋友曾总结烧好菜的秘诀是“馋而不懒”，文君不懒却也不馋，因此我总结是“好饭出自真爱”。文君聪慧，不势利不喜出风头。李先生坦言，他年轻时不打算结婚，但当时不结婚就意味着永远住集体宿舍。后来他决定结婚，择偶标准是温顺、勤快、漂亮，我们笑言这三条就是为文君量身定造的。他说找对象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而最适合自己的就必须放弃一些条件。婚后，他也没打算要小孩，但文君要。对待儿子，他是个很理性的父亲。他说孩子小时候，如果哭闹着要东西，绝对得不到，必须不哭才能得到，虽然他有点后悔自己过于理性的处理。他从不盼望着孙辈，但有次家里聚会，他居然与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玩得很开心，据文君说，她从来没见过李先生和小孩玩。那小孩子很能说话，不过说的都是我们听不懂的外星话。他说：“显然她有很多东西要表达，而且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李先生很能享受饮食之乐。外子为了控制胆固醇略高，常年在自助食堂吃饭却能做到不碰一口红肉，李先生对此评价道：“我很理性，但只是在判断问题时比较理性，我怎么也无法做到像他那么理性。如果我像他那么理性，什么乐趣都没有了。”近年为了控制饮食，吃晚饭时，李先生只能分到一小盘菜，因为他很馋，还要坐得远离饭桌才能控制自己。
除了好吃，李先生还好酒，几乎每顿晚饭必有小酌。他家常年备着葡萄酒和烈酒。每次去那里，我都会陪他喝酒，吃着文君烹饪的佳肴，我们的话题往往漫无边际。我说的多是社会新闻，人情百态，他很喜欢听。有时说着说着，他会嘲笑我：“女人就是话多。”我顶他：“你听了这么多还居然这样说我，真不厚道。”他听了大笑。
李先生非常反对文如其人的说法。他说文章都是做出来的，如果作者性格直率，可能反映其人会多些，他认为这“如果”可以在1%-90%之间，要具体看。他强调个体差异。他谈到：“女人一般结婚之后都注重家庭生活，以丈夫孩子为中心，对其他的东西兴趣不大。但你（指作者）是一个例外，一直没有丧失好奇心。”我多次听他说：“严复曾说国人重博识，西人重新知。这就是很不同。中国人看重读书多的人，以读书多少来判定有无学问，再以此来评价人。但读书多却无创新，不能算数。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比如读书，主要看这本书提出了什么问题，这问题是否得当，解决得怎么样。比如熊十力有创新，这个人很直爽，夏天光着膀子，无论男女到他那里，他都是光膀子，吃菜自己一个人独吃，从来不让，还说这菜补脑子，所以我就得自己吃。”我还记得他说过，“中国可能出歌德，但却出不了爱因斯坦。”虽然他一再强调新知 ，但他评价人还是常说有没有学问(一笑)。
如果刘再复先生在场，有关文学的话题就会比较多。李先生谈到：“郑孝胥的古诗词很好，但人们就是不喜欢他，包括汪精卫。我很早就很不喜欢周作人和郭沫若。”我说：”因人废诗，这在中国好像比较流行，西方不大这样吧?”刘先生说：“是的。这是中国的传统。西方对于海森堡和海德格尔就宽容得多。”我问：“那这传统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许我的问题很蠢，是不是非理性？”李先生答：“这问题不蠢。生活本身就不理性。中国是将行为文字和书面文字结合起来看，一个文人大节不好，最终也不能受到历史尊敬，当然经过很长的时空之后，如果特别突出的还是会得到一些承认，比如董其昌的字等。但我一想到周作人穿日本军装的照片，我就怎么都不能欣赏他的散文。”
有时，我与李先生分享我读过的书。我和他谈起《Into the wild》（走入荒野）的主人公Alex，他说：“那是慢性自杀。如果是中国人，人们就会说起父母怎么办，既然父母生了你，拉扯大了，就不能走极端。”他又提到希腊靠航海贸易发展起来，中国是农耕社会，所以特别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说：“其实Alex可以去做隐士，但他不信教。”李先生说：“信教有多种，可以做隐士也可以去挣钱。生命本无意义，全靠自己去寻找，佛陀最智慧，知道人生下来就是苦，但已经生下来了，怎么办？”“刘再复不承认有忧郁症，其实西方很多人有忧郁症。”
我们多次谈及死亡，李先生说，他赞同安乐死，并多次讨论如何安乐死。那时科州还没实行安乐死合法化，我说你安乐死是非法行为，他带着几分得意地说：“我有办法！”然后小声说他积攒了不少安眠药，又补充道：“你不要告诉文君。”
读完《Persepolis》(中译为《我在伊朗长大》)，我和他讨论中国为何缺乏侦探小说和漫画。李先生答：“这我早已注意到了。没有侦探小说的原因是中国人缺乏推理逻辑思维。很多人写论文，写得语言很好也激情，但就是逻辑漏洞很多，根本无法说服人。以前总要理论联系实际，我最反对，有些理论就是不能联系实际。”我说：“那就是说中国人特别实用吧”“是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实用理性。这当然有不好一面，那就是实用，但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反而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思想，因为有用。受这种传统思维影响，中国人在科学就没有什么发现，最多也是技术层面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做推理逻辑，而是受传统文化思考影响，比如中国人到了西方，还是有不少人做得不错。爱因斯坦曾说，中国没有实验，没有推理，但还有一些发明。中国没有数学公理。但日本人更差，几乎没有推理逻辑能力，多是经验主义，他们将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出了一些东西，但他们没有多少发明创造，也没有像样的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提出问题，提供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看宇宙。”我问：“没有漫画的原因是否因为中国人太看重权威。“他说：“有这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好面子，讲究的是人际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常谈到印度。李先生问我：“印度人是否擅长抽象思维？比如发明了零，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说计算机科学技术最适合印度人，你和印度人接触多，感觉如何？”他说他对印度人安于自己等级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去印度旅行前，李先生一再要求我了解印度古代语言留存情况。他说：“古文字，比如古埃及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都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中文却流传下来。一般来说，语言和语音有关系，中国字则没有，但却保存下来了。”
有一次，李先生和我谈论我的写作和读书。他说：“我记得几年前，你就发愁没有方向，如今还是如此。这不奇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找到方向。比如你现在为了写家史要读近代史，但还是不够具体。现在书太多了，你没有方向地读，会浪费很多时间。”他看我有些沮丧，又说：“你已经很不错了，除了上班还出了三本书，翻译了三本。你文章已经写得不错了，你还是好好写文章吧。”多年来，除了叹闲愁最苦，李先生总说心情不好。如果我说：“我也一样，总是updown,updown。”他就说：“我都是down。有些人以为我很活跃，其实都是假象，你还有些朋友，我年轻时就不喜欢听人聊天，交不到朋友，不过这几年有些不同，在北京吃饭，热闹的我也喜欢，有时桌上就我说话，说得很多，也许是老了就变了。”他还说自己懒，“很多东西写的都是大纲，写文章能少写一句就少写。现在的兴趣大不如前，2005年还去印度，现在对旅行没兴趣。”我说：“我感觉你这两年心态不如以前，以前心态很年轻。“他说：”我对理性思考还有兴趣，而且思维也未减退，我喜欢和人辩论。我不是没有想法没有感慨，也会发议论，只是不想写。”
李先生很尊敬何兆武，数次提到何先生几近圣人。他说：“何先生大我九岁，可是每次我回京都是他来看我。2006年，何先生生病住院。我回国后，打电话给他，说该我去看他，他还是来看我。他以前从清华到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就是骑车来，现在他坐车，但是我在东四附近的家，进不来车，他得走进来。他妻子大他10岁，后来患了10年老年痴呆症，都是何先生照顾。五十年代，历史所出书，将他排在最后一名，排在李学勤等人之后，其实他资格学问远高出那些人。他英德法文都是最好的，他不是右派，但是就这样欺负他。八十年代，何先生翻译一本《德国的浩劫》，书压在商务印书馆15年才出版。他连问都不问，一般人都会去问。八十年代，他连房子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社科院对他很不好，最后调到清华去了。
2012年，李先生回国后去看望了107岁的周有光。周老住在一栋简易楼里，房间很小（他也不要搬大房间），房子里有不少书，但收拾得挺整齐，并不像报道说的那样乱。周老还可以在保姆搀扶下上三层楼，听力有些问题，但视力还好，据说是当年做白内障手术放入人工晶体很成功，周老说这辈子两次幸免大灾，一次是重庆轰炸，气浪将他推出十几米，一次是反右前从经济工作调去搞文字改革。后来从事经济工作的同事都被整得很惨，自杀的家破的。他说：“周老不愿接受采访，但还是喜欢有人去看他。”
2007年2月7日晚，我给李泽厚先生打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疲倦无力，我问，“你病了吗？”他说，“我病了，5日那天清晨，突然左半身颤抖不已。大约持续一小时。包括牙齿上下打架，好像冻着了似的。后来朋友劝我去医院，我在那里住了两夜。”他又说，“医生还让我住院检查，但是我不干。后来和医生吵起来，自己把管子拔了才出来的。”我知道他的倔劲儿又来了，无法相劝，只问他需要我做什么，是否问一下我那仁心仁术的表嫂丽岩医生。他多次咨询我的表嫂，后来表嫂一家到科州，李先生特意请他们吃饭。自那以后，李先生总说体会到什么叫风烛残年、朝不保夕和一病不起。
2008年12月，因为北京太冷，他比计划提前从北京回来。回来后，李先生的心情很坏，基本不接电话。在中国时，朱厚泽陪他去贵州，但不过两年，朱厚泽就去世了，这个消息很令他吃惊，因为去贵州时，朱先生还非常健康。听到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消息，他也感觉很突然，因为数月前，他还见过李慎之先生。
2012年，他从北京归来，一周之内疲乏得无法接听电话。自从他的几个熟人得了老年痴呆症，他也有患病，李先生常常为此很沮丧。 由于他的状况并未像自称的那么不好，他又沮丧了很多年，我也没把他的话太当回事。
2014年12月30日，李先生约我和外子去他家。文君说他精神不好，很不爱讲话。到那里后，他精神看着还不错，但他说视力出了问题，不大能看书了。他一直说看不清楚，但却看出我胖了一点（一笑）。虽然我们已经用过晚饭，还是坐下来陪他喝酒，吃些坚果。眼病使他更加沮丧，但他还在写作。李先生送我他的著作时，总说这是最后一本了。我笑道：“你已经说过多少次这是最后一本了。”
四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美的历程》在中国大陆热卖，李泽厚先生成为大众文化明星，但那时我已身在国外。1986年回国后，我忙于教书，以及外企兼职又要养育女儿，乃至从未有过闲暇读一本李泽厚先生的书。然而，与很多好学上进的人一样，对于大学问家，我怀有天然的崇敬。可以说，认识他25年来，我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与他交往。我们之间相差24岁，他算是我的父辈，但是每次与李先生通话，都感觉他思维敏锐，声音洪亮，兴致总是很高，从未感到他老了。直到他76岁之后，我才突然产生了记录的急迫感，这些交往点滴原本也只是为了记录留存。
2017年，我母亲患病，李先生夫妇曾前往医院看望。我母亲过世，他询问了很多细节。自那之后，李先生身体日渐衰老。我与他从十天半月见面，逐渐减少至一月一次。2020年疫情以来，李艾因担心传染，只能网购，但当地华人超市不能网购。我买菜前都会发微信问他欲购物品，他让文君写下需要物品拍照给我。文君一直说李老师胃口很好，他家的采购量很大。我们买菜后送至他家门口，按一下门铃，文君往往会出现在窗户上，向我们合掌致意。
大约一个月前，李老师曾微信我说他摔了，并讯问能否找我表嫂丽岩诊断。我回答没问题，他却顾虑重重，说好久没联系不好意思。我问他摔得可重？他说不严重，只是在做翘腿运动时，椅子挪动摔倒。文君10月27号曾致电给我，说李老师又一次摔了。我问可看过医生，她说看过，并未伤着骨头，只是比较疼痛。文君还说，他吃太多的安眠药。也许是听惯了李先生常说自己风烛残年，我也没太放在心上。之后，我再次微信给李先生讯问需要买什么菜，未获答复。又致电去，家中却无人接听。我虽有些担心，但总觉不会有事，也不好意思打扰。
2021年11月2日晚，我突然接到李艾通知：我爸今天清晨过世。他说父亲是在睡梦中过世的，还说已经留下遗嘱，大脑冰冻保存，遗体火化，还说他们都不打算办丧事。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记得文君上次来电还说，希望疫情过后大家再聚会，可惜再无可能了。
（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现居美国科州。文中主要内容记于2007年，全文改于202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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