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先生《语言和语言研究》一文中所说：“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还常常涉及这个民族的文化。”
自古以来“黄色”是中华民族古代传统文化中推崇的颜色。
古时，人们将颜色分为两种——正色和间色。
正色分为青、赤、黄、白、黑，间色分为绿、红、碧、紫、骝黄（流黄）。
正色指代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可指五方，东、西、南、北、中。
在这其中，“五行”的“土”和“五方”中的“中央”都用黄色代表。
《诗经•邶风•绿衣》中写道：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为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为其亡。
将正色的黄色与间色的绿色相互辉映，意指贵与贱，尊与卑，正统与非正统的象征意义。
然而，往日里遥不可攀的颜色，在如今却成了“淫秽文化”的代名词。
追本溯源，“黄色”指代色情这种观念，属于上世纪西方文化的舶来品。
早在《圣经》故事中，身着黄衣的犹大背叛了耶稣，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异教徒的形象通常是穿黄色服装，手中拿着黄色的十字架和黄色的蜡烛。
因此，黄色在西方从一开始便是个贬义词。
而真正与“低俗”联系在一起则是在西方的杂志文化之中。
在20世纪之前，在英语中，对于少儿不宜电影的统称为“BLUE FILM”。
在这里还是指代的一些“嫉妒、忧郁、怯懦、吝啬、卑劣可耻、骇人听闻”的含义，并没有与色情挂钩。
直到1894年，英国一家《黄杂志》的创刊，这是一部集合各种“颓废派”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漫画家等，以隐晦的色情意味为主体的刊物。
第二年，由于极负盛名作家王尔德因同性恋罪名被捕入狱，当时媒体称，逮捕他时王尔德腋下还夹了一本《黄杂志》。
于是，当时人便将“yellowback”与低俗联系到了一起。
不久之后，纽约的《世界报》与《日报》就发行量开始了疯狂的竞争。
得读者者得天下，为了博得读者眼球，《世界报》刊登了以迎合读者猎奇心态为目的的连环漫画——《黄色小子》。
讲的只是一个黄孩子每天在纽约平民区遇到的事情当中经常会出现抢劫、打架偷窃、下三滥等各种事情。
其内容空洞，主体缺乏，没有丝毫的营养，但重在内容“刺激”。
《黄色小子》用了大量色彩夺目的标题，以及大量的暗示来吸引读者。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不甘其后的《日报》也疯狂刊登花边新闻，采用大量图片、连环画的方式吸引读者。
这段八仙过海的时期，在当时被称为“黄色新闻”时期。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首次尝试着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不管精华糟粕，将“黄色”这个概念引入到了中国。
西为中用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就以批评的论调评价西方媒体：
“美报固有一大缺点……即置重兴味轻视事实是也。此种恶风，行之已久，今可谓达于其极。阅报者即对于实事，常疑美报为虚中构造，是非受黄色纸之反动。”
这里的黄色报纸泛指的就是那些以迎合读者趣味而刊载捏造不实报道的不良报刊。
当然，这样的指责只能说收效甚微，毕竟相比味同嚼蜡的专业内容，题材新颖劲爆的花边更能激发人们的探知欲。
1924年位于天津的《国闻周报》，便对“黄色新闻”进行了明确的定性，认为黄色新闻就是编辑为了达到动人耳目、惊人闻听的目的，而进行包装，挑选的新闻，所谓动人耳目“不外乎各地暗杀、抢劫、离婚、苟合之事”。
可见，此时的“黄色”只是泛指当时社会上吸引眼球的文化内容，并没有针对某一领域。
1939年《乐祸篇》中谈及上海色情文化时，提出那些刊登淫文秽词、猥亵文字的小报，以男女暧昧关系为主题，各种“桃色”、“花边”内容，是在“给黄色新闻做材料”。
此时，也仅仅是将“桃色”、“花边”涵盖至“黄色新闻”中。
时间到了40年代，“黄色”文化开始弯道加速，其“色情”意味的主导含义迅速被确立。
40年代风靡一时的《良友画报》更是将无节操推向了极致，譬如当时轰动一时的丁玲与胡也频和冯雪峰的三角恋，最后发展至三人同居。
这些杂志报刊便将人们止于想象的那些东西，畅快地表达了出来。
在这一时期的坊间，人们在谈论“黄色新闻”之时，喜欢与“诲盗诲淫”这类的词联系到一起，报刊杂志在介绍这类新闻时，也都是尽社会中各种猥亵、卑鄙之能事。
时人评价当时的“黄色新闻”：
“社会之淫乱盗窃，报纸加以宣传后，使淫乱盗窃者技术越发高超。”
20世纪40年代末，彼时的人们刚从抗战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产生了享乐意识。
电影的出现，更是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快乐的一部分拔高了很多层级。
1948年，有文章批评中国电影界拍摄刺激肉欲的镜头，是“拾好莱坞的黄色之糟糕，将毒素裹在糖衣下，去麻醉一般小市民”。
如果说这句批评只是隔靴搔痒而已的话，那1949年，上海出现一篇名为《人民的呼声打倒黄色电影》一文中，猛烈的抨击那些“黄色的、猥亵的、赞颂者人性里面最下流最卑鄙的堕落行为的影片”。
次年，沈标在《介绍黄色刊物》一文中，对其内容的界定也是：
“黄色刊物，终是包罗万象的。有因果报应的故事，有卿卿我我，鸳鸯蝴蝶的章回或不章回的小说，有三角，四角，多角……有这一奇侠’，那“姻缘’这“溯’那“那”这‘盗’那‘探’……”
一言以蔽之，黄色刊物可以说是“集盗言之大成，尽色情之能事”。
低级趣味的文化内容再度风靡，源自于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抗战胜利，可以再次吸取“惨胜以后的新麻醉剂的鸦片烟”。
如果说语言是动态的文化反应，那词汇便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静态文化含义。
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说过：“一个民族的词汇和文化本身就能指示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
所幸的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化审核制度的规范化，这种本应被各界应共同摒弃的糟粕，已经逐渐无所遁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