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岳（编辑朱岳做出版）

作家朱岳（编辑朱岳做出版）(1)

作家朱岳（编辑朱岳做出版）(2)

朱岳是谁？小说家，民间哲学家，前律师，豆瓣红人，秃顶会会长，新手爸爸，以及文学编辑。近几年，为了卖书，朱岳写评论，找朋友推荐，录广播节目，甚至还做起了直播。

在这些头衔之中，编辑或许是最苦的。他们隐身于书页之后，成全着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写小说是做上帝，做编辑是做杂役”，但如今，编辑逐渐成为朱岳想追寻的事业。近几年，朱岳任职的后浪文学部表现亮眼，推出一系列曾长期被大陆读者忽视的华语文学作品，也发掘了不少原创文学。2019年，后浪文学部出版的《西北雨》《佛兰德镜子》《纸上行舟》都进入了“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120本入围书单”。

在严峻的纯文学出版市场上，朱岳和他的同事们，用一本又一本扎实的作品搭建起属于作家与读者的文学共同体。在朱岳看来，“做出版，不能总是靠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发大财，而要去认识、弥补和克服这些弱点，这才是我们的天职所在。我们或许是夕阳产业的弱势群体，但同时也是文化的守护者和创造者。”

做书如种树

华语文学大爆炸，我们却视而不见

如果说，引进一个国外知名作家，或者签一个国内大作家，就像把别人种好的树移栽过来，那么引进一个不知名作家，则像是种一棵树。在后浪的几年，朱岳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后浪文学部做的书大致分三类：外国文学；大陆之外的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区域的华语文学；原创文学。后面这两类，是被忽视的待垦土地，也成为后浪文学的特色所在。

此前提起华语文学，朱岳的主要印象还是三毛、席慕容、张大春、朱天心、骆以军；提起“马华文学”，朱岳笑称“第一反应是马华拉面”；提起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乡土题材，揭露黑暗人性。但后浪文学部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同事，他们长期关注和阅读大陆之外的华语文学。

一次，有台湾同事跟朱岳商量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的营销文案，提到张大春的评价，说袁哲生与黄国峻是扛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很年轻就自杀了，他们的书在台湾都已断版。朱岳马上拿了书来读。“很惊讶，写得非常好，不比我读过的任何一位西方大师逊色。”

这本书之后，朱岳更多把目光投向了华语文学，认知也不断被刷新。这种冲击令朱岳意识到，华语文学已经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但它们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在地理上的小地方，在文学上不见得是小地方，在那里许多作品的水准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寂寞的游戏》之后，后浪又陆续出版了袁哲生的《送行》、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的《雨》《乌暗瞑》、台湾作家童伟格的《王考》《无伤时代》《西北雨》、台湾作家黄国峻的《度外》。

对于原创文学的出版，朱岳要求严苛。“我做出版不是当好人，还是一定要写得好，要有能震到我的东西。”朱岳想做一些新东西，“新不是时髦，是超越时代，这可遇不可求。”朱岳总结了一套标准，从形式、语言、故事三个方面评价作品，但到最后，他又把这些标准推翻，形成一种直觉。“看过之后，大概就能掂量出水准。”

很多原创文学作者年纪不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纯粹。这两年，朱岳发掘了不少能“震到”他的作品，出版了黎幺的《纸上行舟》、东来的《大河深处》、张羞的《鹅》、dome的《佛兰德镜子》、陈志炜的《老虎与不夜城》、董劼的《迁徙的间歇》、不有的《隐歌雀》。

卖书如卖纸

希望纯文学能商业运转，不靠卖惨活着

“如果十万个人里有一个纯文学读者，它就能在商业上运转下去，不靠卖惨活着。”从人口基数上来说，这个要求不算高，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朱岳和他的同事们，还在努力着。

后浪已出版的华语文学作品中，卖得最好的是《寂寞的游戏》——两万册。2019年冬天，朱岳参与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开播，播放量不俗，朱岳说他“没好意思”看，但最令他高兴的是带动了图书销量。尽管这个数字与网红直播的口红销量、爆款电影的票房、乃至畅销鸡汤书的码洋相比，实在不算高。

对图书营销来说，2019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各大出版公司纷纷试水最新营销方式，音频播客，视频vlog，淘宝直播，只要能带动销量，编辑们都挽着袖子下场吆喝。对利润微薄的出版业，促销是把双刃剑。在线上销售平台，打折成常态，图书售价几乎维持在全年5折。有编辑感慨：这年头，卖书跟卖纸一样。

为了卖书，朱岳写评论，找朋友推荐，录广播节目，甚至还去做起了直播，“反正就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我就介绍原创文学”。前两年不少影视公司来谈小说改编，2019年明显变少了。影视寒冬戳破了过热的IP泡沫，朱岳近两年做的文学书极富实验性，形式感很强，要改编成影视剧也并不容易。这也给所谓文学“变现之路”打上了问号。

原创文学的营销难度是最大的。袁哲生、童伟格、黄锦树等作家，虽然大陆认知度不高，但在其他地区已积累了一定市场基础。对大陆的年轻创作者来说，朱岳做的书是他们的第一本书，市场极为陌生。朱岳于是想出了穷帮穷的“丐帮模式”：民营出版机构瞄准市场上弱势边缘的纯文学写作者，互相帮助抱团取暖。

书号的紧缩提价也使得做书成本在上升。有时朱岳也望着低迷的码洋发愁，怀疑纯文学出版还能不能做下去。“2019年我们计划出的书有18本，实际出来的只有7本。很多时候编辑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就在这片低气压中，去年10月份的诺贝尔文学奖带来了一丝喘息机会。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摘得诺奖桂冠，后浪此前出版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太古和其它时间》销量大涨，安排加印了10万册，2020年1月出版的《云游》也销路不错。“2019年就指着托卡尔丘克了，有了她，2020年我们的原创文学出版能继续做下去了。”

图书营销有时是门玄学。“有些书，你能预料到它会大卖，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但有些你完全想不到，比如我们有本填色书《秘密花园》，谁也没想到能火。” 后浪去谈托卡尔丘克中文版权的时候，想必未料到她会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帮助原创文学的出版。

一个编辑的理想

要更新文学观念

朱岳自己也写小说。他的小说常被贴上“中国的博尔赫斯”的标签，他还钟爱卡夫卡、川端康成、布劳提根……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岳也有意无意忽略了原创文学，“许多年，我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同时，我的写作也被这样漠视着。”如今，朱岳作为编辑的工作正多少改变着此类现状。

在朱岳看来，我们的文学出版与写作，整体上还没达到理想的气象。他希望出版能丰富文学生态，更新文学观念，而非只是盯住销量与市场。这是一个文学编辑的朴素理想。

朱岳对文学的热情是隐秘的。他不习惯表达热爱，讲话语调永远平缓，带有漫不经心的自嘲。听者事后咂摸才发现谈话的余味与力量。当被问及如今对编辑工作的感受，朱岳想了想淡淡地说：“我喜欢我的工作。”

朱岳最热切的一次表达或许是在他的小说《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的再版序言中。他对读者写道：“感谢你们以一种善意的眼光看待这些不成熟的、多少有些古怪的作品，是你们使我不再是一个孤独、可悲、一无是处的人。”如今，他也用编辑的工作，成全了那些“不成熟的、多少有些古怪的作品”。

而作为文学读者，或许我们也可以对这些文学编辑说：要感谢你们隐身于书页之后的工作，是你们让我们的阅读不再只是对投机的屈服、对流量的追逐与对人性弱点的束手就擒。

1977年

生于北京

2000年

学法律的朱岳大学毕业，后通过第一届司法资格考试，实习一年后，成为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