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榨沙 编辑 | 范志辉
去年以来， “内卷”这个词席卷了整个中文互联网。
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源自文化人类学领域，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定义，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当资源总量不变甚至正在减少的情况下，竞争者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大，但人均收益始终无法得到提高。
疫情背景下，很多行业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内卷化的趋势，音乐行业也不例外。在国外，音乐人曾尝试通过工会组织为自己争取更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报酬，但在价值由市场决定的大前提下，音乐人的处境很难产生质的改变。而在音乐市场还不够成熟的中国，国外工会的经验更是无从套用。
不过辩证地看，内卷化并不完全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它本质上是一种更加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就像任何一个讲求丛林法则的职场一样，在市场变得更大更好之前，困境中的音乐人或许需要自行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
音乐大爆炸时代，“彩铃神曲”主导了行业风向在昨天的文章《每天6万首新歌的时代，绝大多数音乐人都不会被听到》中，我们提到，Spotify平台现在每天上传超过60,000首新歌。这意味着，Spotify曲库在今年将新增大约有2200万首歌。去年11月，Spotify称，其平台上已有约7000万首歌，到明年年初，Spotify的曲库将首次破亿。
与此同时，全球音乐人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相比于国内网易云音乐上的20万音乐人和腾讯音乐娱乐的18.5万音乐人，截至2020年底，Spotify平台已有800万音乐人。其CEO建创始人Daniel Ek预测，到2025年，平台上的音乐人将达到5000万。
如果要上传到Spotify的音乐数量增长速度与Spotify上的创作者数量相同，那么到2025年，Spotify每年大约新增1.37亿首新歌。但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包括睡眠在内，人类的平均寿命约为3,800万分钟。显然，歌曲的数量正在飞速增长，耳朵已经不够用了。在浩如烟海的曲库面前，音乐人想要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听到，需要跑赢的分羹者越来越多。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即使音乐人非常努力，想要获得足够体面的收入，也很困难。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国家，音乐人都被视为一个不太挣钱的行业。
图源：电影《布拉德的中年危机》
而在中国，音乐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指出，中国音乐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世界同等收入的 9%。其中，有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24%的音乐人的音乐收入占总收入的5%以内，仅7%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比达到100%。
过低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要想让音乐转换成更多的收入，音乐人经常面临的两难就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审美，制作一些符合市场需求但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
比如，2004年前后，内地本土唱片公司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和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展开合作，推广彩铃业务。全国千万量级的彩铃用户，让很多备受盗版挤压的音乐公司重见光明。当时，彩铃业务成为中国市场中体量最大的音乐类消费，数据显示，2009年移动一年的彩铃收入就超过200亿，而内地整个音乐产业一年收入才2亿。
为了适配彩铃的消费场景，迎合主流彩铃用户的品味，我国流行音乐在一段时间内“神曲”横行。这些歌曲因为洗脑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饱受质疑，很多专业的音乐人对这类歌曲也颇不待见。比如2004年推出的《两只蝴蝶》，这首歌被制成彩铃后累积下载量达1亿余次，原唱庞龙因此成为当年福布斯名人榜上内地收入最高的男艺人。但在艺术角度，《两只蝴蝶》很难称得上有价值的作品，庞龙本人也承认，这首歌太商业。
随着彩铃的式微，大环境的改变，很多音乐人不再需要为了生计做出过多妥协。写《左眼皮跳跳》的金志文开始制作更有品质的音乐，拍摄《QQ爱》MV的彭磊也能够通过摇滚乐养活自己了。
然而，市场在轮回，随着短视频的兴起，音乐最有力的宣传渠道再次被限制在了有限的消费场景中。浏览目前的热门单曲排行榜，十有八九都是短视频中经常出现的BGM，这也使得音乐人的创作又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制约，流传最广最火的歌曲又回到了彩铃时代。
此外，在维权成本过高，侵权代价和风险较低的情况下，生存的困境也会倒逼一些音乐行业从业者丢掉底线。有的音乐人甚至构建了一条洗歌产业链，批量生产涉嫌抄袭的歌曲，其中部分歌曲还在网络上取得了很高的热度。
音乐人宋孟君的大量作品被质疑“洗歌”
纵观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史，其中充满了创作者为五斗米折腰，妥协理想的故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让音乐人更有尊严地工作，让流行音乐的品质能够不轻易被所谓下沉的审美颠覆？
既定供求关系下，内卷或许难以避免为了让音乐人能够过得体面一点，相关音乐行业组织和个人想了各种办法。
比如，国外一批音乐行业从业者为了联合起来面对甲方，维护自己的权益，建立了民间组织Fair Trade Music，该组织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性质类似于工会。如果发现某家场馆或活动方对音乐人不友好，Fair Trade Music成员就可以联合起来，今后就不来这边演出；如果说有对音乐人特别友好、很讲诚信的酒吧或演艺场所，Fair Trade Music就会为其贴一张认证标识。
不过，国外工会类组织的经验可能在国内可能不适用。BigMic唱片创始人、TinaG时间频道主理人郭音向音乐先声表示，由于国内的音乐产业不太健全，很多活动方在策划演出时都没有长远的规划，很可能只策划一次音乐节，以后就不再办演出了，对于这类活动方来说，艺人的联合抵制毫无杀伤力。
而即使在欧美，音乐人工会的作用也很有限。价格由市场决定，在一个供大于求的甲方市场中，音乐人的收入低未必是由于资本的剥削，而是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他们的价格与议价权只能达到这个体量。
在接受音乐先声的采访时，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向我们介绍了他在美国录制专辑时的见闻。他提到，在美国奥斯汀，很多酒吧是不给歌手提供演出费的，歌手只能获得客人给的小费。但即便如此，愿意来演出的歌手仍然很多，音乐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换句话说，当甲乙双方的地位悬殊到供给方即使不要钱也愿意提供服务的时候，工会这类组织就很难帮上忙了。
布衣乐队纪录片《21号公路》
吴宁越还向我们表示，反而是在中国，音乐人的竞争强度更弱，挣钱更容易一些。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主唱华东在采访中也表示，在中国，一支水平凑合的乐队，演出费就可能会很高，但在国外，水平已经相对很高的乐队演出一次也拿不到这么多钱。据华东介绍，很多国内比较有名的乐队，在国外演出后，因为在心理上无法承受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自己与国外同行的水平差距，回国就解散了。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说明，有时候“内卷化”也未必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它还有可能是一种虽然残酷但必要的优胜劣汰，内卷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分到市场的蛋糕。
音乐人反内卷指南：提升能力、敢于跨界、找个班上目前，我国的音乐市场仍有大量未被充分开发的增量。
据郭音介绍，与国外音乐人巡演动辄百站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巡演能有五十站已经算非常多了。在她介绍到，国内音乐行业呈现出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制作与演出费用大多虚高，但从业者的收入并没有相应上涨。郭音认为，这些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整个行业盘子太小，活儿太少，当产业规模扩大，作品发行与演出数量增多，音乐行业也会形成公平透明的定价体系与良性的竞争机制。
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张，恶性内卷会得到缓解，但环境的改善需要时间。而且，没有恶性内卷不代表没有竞争，无论任何时候，足够强大的业务水平都可以让从业者获得更好的生存处境。
有研究中国音乐产业的学者曾指出，近几年，中国一些音乐人为了能够得到工作机会，开始打价格战，愿意以比同行更低的价格换取更多的工作机会。对于这种典型的职场内卷行为，前赵雷经纪人蒋步庭认为，这种行为并不会真的扰乱市场。根据自己的实操经验，蒋步庭表示，在挑选合作方时，他们往往更看重对方能力，因为良好的业务水平和沟通能力能够为团队节省更多的隐形成本，为此，他们不介意多付出一些酬劳。
此外，对于音乐行业的内卷化问题，蒋步庭表示，在行业利益固定的情况下，音乐人如果想要改善生计，可以尝试跨界踏入其他行业。比如说，有知名度的音乐人可以去演戏、录综艺，乐手可以去做教育培训。
知名摇滚歌手郑钧也对音乐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以先找个班上，业余时间搞音乐。
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发生内卷现象。站在宏观角度，不同时期的内卷现象各有利弊。而对于每一个个体从业者来说，每一次内卷都是历练，只有足够强大、足够坚定的人才能扛过去。
先声话题话题内容：提高能力、敢于跨界、找个班上，你认为音乐人还可以怎么反“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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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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