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家对需求不足限制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定共识的话，如何提升有效需求则展现了各个社会群体的核心利益诉求，由此产生的所谓的业内流派无非都是说话赚钱的职业行为而已。
于是，我们发现代表穷人切身利益的专业人士常常处于缺位的状态，而所谓的穷人经济学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难以进入主流的范畴。
当然，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公共组织一直在发挥着举世瞩目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社会成效。
只不过，具备学术意义的穷人话语体系依然没有成为经济领域的主流，即使以扶贫和乡村振兴为己任的专业人士也只能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相应的社会问题。
尽管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暂时性脱节属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在霸权思想和功利主义意识横行的世界秩序面前，我们应该充分警惕少数域外势力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似的威逼利诱和系统性忽悠。
譬如说，对于社会共识的理解，我们能够将简单化地将效率优先等同于实质上的资本优先么？说句题外的话，谁最有资格代表生产力和资本？我们能够将所谓的贵族传统和某种宗教信仰当作发达社会的标配么？难道天下为公的中国世俗社会共识过时了么？难道几千年间杜私门、抑豪强的公共政策导向错了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即使进入到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大一统时代的社会共识依然对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如果不承认天下为公的基本执政理念，所谓民主就是空中楼阁，不仅无处着力，更不会带来确定性的发展和繁荣。
而从天下为公的社会治理模式出发，安居乐业似的发展模式也许更加高效且文明程度更高，而实现社会层面的充分就业才是形成最大规模的有效需求的前置条件，所有的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都不应该违背这一最基本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