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挑战赛#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历史可根据史书记载或考古文物的证据大致分为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历史学者和我国历史学者都认为中国夏商周三朝的历史，虽然在《尚书》中有较有详细的记载，但能否成为信史，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顾颉刚先生更是本着“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治学精神，编著了《古史辨》一书，运用当时的一些考古知识和历史进化论知识，揭露了先秦至两汉古书上关于古史记载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从根本上推翻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辨古派”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同样的故事主题，随着年代的延长，文献记载反而越来越详细，这其实都是后代史官为了维持王朝的正统性而编造出来的。
而以傅斯年、徐旭生为代表的史学家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虽然存在一些“传说历史”，但是同样保留了诸多有价值的古史信息，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可一味归入“神话”而弃之。为了解决古史辨派提出的实际问题，建设可信的真古史，还原历史其本来面目，一大批考古学家走出院校与书屋，踏着古代先民曾经走过的足迹，开始了艰难的考古工作。
就在《古史辨》出版两年后的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司马迁笔下殷商王朝的可信度，同样也让考古工作者对夏王朝的存在性充满了信心。不过，由于先秦史籍对夏王朝的记载极为简略，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也不过只有寥寥四千余字，因此夏的遗迹“夏墟”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徐旭生先生从近百条关于夏王朝各种史料中提炼出两条“夏墟”的重要线索：一是河南省中部的洛阳平原及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二是山西省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总的来说，离不开河南省的中西部及山西省的中南部。
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发掘出了早于殷商的郑州商城遗址，随后又在二里岗以西的洛达庙村发掘出了早于殷商、晚于龙山文化的洛达庙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在中原地区存在早于殷商文明的原始王朝。
1959年，年过古稀的徐旭生先生，带着助手周振华等人自北京出发，来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河南，开始了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他们在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先后发现了二十余处文化遗址，找到了大量自仰韶时期到汉代的陶片、石器等文物，并在偃师的二里头村发现一处大型文化遗址。不过，根据当时发掘出来的文物和当时史籍的记载，包括徐旭生先生在内的考古专家都认为这处遗址可能是商汤时期的西亳。
二里头文化遗址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除十年动乱期间有所中断外，其发掘考古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其中1972年发现的1号宫殿遗址、1976年发现的2号宫殿遗址初期确定了二里头夏文化的理念；2022年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又公布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在宫城西南角又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在祭祀区以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大型居址及高规格墓葬，这都为探讨中国早期国家都城制度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文物并不能确定这里就是夏朝古老遗址，因为夏和商两种文化在中原地区相对比较集中，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本身就具有诸多争论，因此，称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夏邑遗址还为时过早。
不过，二里头文化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寻找夏朝历史印迹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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