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我是艾公子

当上皇帝后,宋太祖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一项休闲运动:弹弓打鸟

有个御史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御史,但脸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赵匡胤的脸色更臭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的平常事,哪里是十万火急的要事!

他质问御史,你什么意思?

御史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打落了御史两颗牙齿。

御史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懵圈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

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过,自然有史官记下这个事儿。”

这可把赵匡胤吓坏了,赶紧道歉,并给御史赐金帛。

然而,这件事还是被历史记录下来了。

史的部首是口还是竖(史官字越少事越大)(1)

▲赵匡胤画像。图源:网络

史的部首是口还是竖(史官字越少事越大)(2)

御史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靠山——史官

史官是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他们信奉,字越少,事越大。

后人称他们写下来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内容确实可信,没有掩恶溢美,能够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赵匡胤怕自己的不当言行上史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被史官记录下来:“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宋代宫中还有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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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官。图源:网络

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多次提出要调看关于其日常言行的历史记录——起居注。他给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说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错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认为皇帝亲览起居注的做法传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信史就无从谈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还是不死心,死皮赖脸要看起居注。当时的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样明确拒绝,说起居注记录人君言行,善恶毕书,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躬自观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开这个恶例,要是开了,那也是要上史书的。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记下来了?

尽管听出李世民语带威胁,褚遂良还是一字一顿地回答:不记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

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多数皇帝怕史官,是因为有一个关乎真相的标准悬在天地之间。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这个标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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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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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会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为共尊的职业圭臬。你的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以及职业荣誉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弑其君”,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

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史的部首是口还是竖(史官字越少事越大)(6)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也写“当代史”,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司马迁自述心迹,说他写这些“负面”东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社会精英,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谤书”,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

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实录”,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

史的部首是口还是竖(史官字越少事越大)(7)

▲司马迁祠墓。图源:图虫创意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乱世中,无道之事更多,对史家的考验更大。

这时候,一些史家已经被异化,开始堕落。有的畏惧权势,谁当权就替谁粉饰太平;有的把手中的笔,当成个人求取富贵的工具,谁给好处,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没节操的是,负责修北魏国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我举之则使之上天,按之则使之入地。

什么职业操守,什么信史良史,在他那里,都是没有的事。

当然,整体而言,史官这个群体还是守住了传统。魏收的《魏书》一出来,就遭到群嘲,被称为“秽史”。这至少说明,史官好坏、史书良莠的标准并未坍塌。

史官的主流是好的。这时候,出了不少有骨气的史家,气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写晋代历史的孙盛,面对权臣桓温的灭门威胁,仍然坚持不删改桓温在枋头吃败仗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孙盛算幸运的,崔浩就真的遭到灭门夷族,堪称当时影响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器重,奉命修撰当朝史书。拓跋焘特意叮嘱他,要“务存实录”。崔浩没揣摩皇帝这四个字是故作表态呢还是真心实意,就做起了“当代司马迁”,把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一五一十写了出来。书成之后,他还好大喜功,命人将这部史书刻石立碑,任人观看。

崔浩被告发后,拓跋焘大怒,命人将其收监,让数十个卫士轮流在他头上大小便。备受羞辱之后,崔浩惨死狱中。

不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联姻的大族,都被灭门,这起史官惨案牵连受戮的人以千计。

这件事给史官群体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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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画像。图源:网络

史的部首是口还是竖(史官字越少事越大)(9)

史官的另外一道阴影,则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几次要求调看起居注,装作是一个历史小白,实际上,他对历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历史上,权臣监修史书的制度,正是从李世民执政时期开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个亲信大官,作为官方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这样有利于当局对国史修撰进行控制。

这个恶例一开,以后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间就缩小了。国史监修作为总把关人,第一要务是把不利于当朝的记录,全部删削干净。

真相不能当饭吃,所以,真相不是监修们首先要考虑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终还是通过宰相、国史监修房玄龄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这么多年来,他执着地要看起居注,其实是惦记着历史会怎么阐述他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史官对此心知肚明,经过紧急删改后,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关心的玄武门之变写得很隐晦,语焉不详,就对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隐讳呢?

房玄龄是聪明人,不会傻到跟崔浩一样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马心领神会,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来的基调——玄武门事变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变——重写这段历史。

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太子李建成写得一无是处,把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写得那么伟光正,就是这么来的。

大约200年后,到了唐文宗时期,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谟索要起居注观看。魏谟拒绝并上奏,说:“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书之。”又说:“臣以陛下为太宗皇帝,请陛下许臣比职禇遂良。”

魏谟表示,自己将向褚遂良学习,希望唐文宗也以唐太宗为楷模。

魏谟竟然不知道李世民后来得逞了,不但看了起居注,而且亲自指导了对关键历史事件的重写。可见,唐代对真实国史的遮蔽到了何其严重的地步。

听到魏谟的话后,你猜唐文宗怎么说?唐文宗淡淡地说了句:你以前的史臣是让看的。

这句话,足以让这个坚守史家职责的魏徵五代孙崩溃。曾经抱团取暖,以守护真相为荣的那些同行,他们都到哪去了?

魏谟的孤独,想想都让人悲哀。

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在魏谟之前,史官行业早已彻底沦陷。韩愈曾经跟朋友说,他原来想做一名史官,但怕自己因为秉笔直书而丢了性命,还是放弃了。

在韩愈之前,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实录难遇。他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总之一句话,当时史官的节操都掉一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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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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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越往后世越弱。唐朝开的恶例,很坏,但还不是最坏的。

史官最坏的时光,在清朝。

时至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涉,直接向纵深发展。举凡修史的各个环节,大到修史项目的确定、修史指导思想的确立,小到体例的安排、字词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馆的管理,皇帝无不亲自过问,达到了全面干预修史活动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书修完了,再给皇帝看;清代帝王则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进呈御览,随时审阅。康熙曾要求明史馆将《明史》写好的部分,“以次进呈”。所谓进呈御览,实际上就是审查。

清朝官修的各类史书中,只有起居注号称皇帝不能看。实际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经出来辟谣,说他没有阅览起居注,真是欲盖弥彰。

更可怕的是,从雍正开始,起居注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和价值,只是抄录一些皇帝的谕旨而已,像赵匡胤打落御史两颗门牙这种事,写都不敢写。起居注变成了皇帝语录,阅与不阅,皇帝其实也无所谓了。

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原本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情怀,但修史处处要体现朝廷意志,他们其实心里憋屈得很,倍尝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诱惑而越轨,史官们就可能惨遭横祸。嘉庆年间设馆编纂《明鉴》,涉及清朝开国之事,其中按语被认定“多有悖谬之处”,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斥责该馆总裁等人“率行纂辑,实属冒昧”。

结果《明鉴》馆总裁、总纂、纂修等官均被罢免,交部议处,原稿一律作废。

到了晚清,梁启超以历史的笔调怀念传统史官:

“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

手中有笔,就要写出世间的真。可梁启超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种史官,这种精神,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只剩追忆了:那些坚持写下“崔杼弑其君”这样字越少、事越大的人,都到哪去了?

来源|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 2022-11-20 12:39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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