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蔡和森在赴法国勤工俭学前提出的开边垦植、教育救国、自由研究等社会变革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蔡和森在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中国共产党、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等主张，标记着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民族资本的蹇劣命运，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衰落。中国工人阶级在百战不停的经济政治斗争中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关键词： 蔡和森思想 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12(2021)04-0014-07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学术界对蔡和森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建党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对蔡和森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历程则语焉不详，甚至还有学者否认蔡和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实际上，蔡和森在赴法国勤工俭学前提出的开边垦植、教育救国、自由研究等社会变革主张，就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他在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中国共产党、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等主张，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蔡和森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探究其思想转变的历史逻辑，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反对所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等外铄论和移植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前的社会变革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蔡和森是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湖南“乾坤一少年” [1] 23 ,他的思想必然留下近代迅速崛起的湖湘文化的烙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屡增赋税，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封建官僚建立湘军，兴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镇压了农民起义，并平定了新疆阿古柏之乱，使晚晴政府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回光返照现象，湖南地域文化也随之崛起而令人瞩目。但是湘军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连连败绩，溃不成军。这不仅使全国上下唏嘘失望，更是对一度虚骄不可向迩的湖南士人的沉重一击。谭嗣同抱着救中国从湖南始的气概投身于维新运动，创办时务学堂，推动湖湘文化由传统封建主义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戊戌变法失败后，黄兴积极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决心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新军率先响应，给予封建帝制致命一击。辛亥革命以后，蔡锷发动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互助团体新民学会。蔡和森与新民学会会友讨论“财才学”三事时，提出了开边垦植、教育救国、自由研究等主张。这些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一)开边垦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秦汉以前，湖南为南蛮之地，人烟稀少。唐宋以后，北方汉族移民南下，湖南人口开始增加。由于湖南无世袭贵族，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土地高度集中现象。但是晚晴以降，湘军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掠夺大量财富，回乡广置田产，造成了土地兼并的现象。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湘乡、湘潭等县拥有水田十多万亩，并建成富厚堂等九堂一第，房屋面积数万余平方米 [2] 104 。官至提督的湘军将领章合才在家乡置田六千余亩。另一湘军将领陈湜置田数千亩，人称陈百万 [3] 。与此同时，紧随湘军转战全国东西南北的湖南商人也在获取暴利后回乡投资土地。湘乡富商朱紫桂经营红茶出口，置田两万余亩，建成筱山堂等八座庄园，建筑面积达十万多平方米。土地高度集中必然造成高额地租。晚清民国时期，在湖南双峰一带，“租额一般为东佃各半，后来有的地主任意充租，虚涨出租面积，租额提高到东六佃四，少数甚至定为东七佃三” [2] 105 。新民学会会友大都为农家子弟，“会友多感室家的苦痛，急宜设法解决” [4] 29 。因此，蔡和森提出了开边垦植的设想：“此时之所急者，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四出觅供给之货物；是以弟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去吉黑新疆之想(此等处确可发财)。” [1] 14
列宁指出：“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农民为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为了消灭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 [5] 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时创造了消灭农奴制的三种模式。一是通过移民北美殖民地，建立资本主义家庭农场的美国模式；二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贵族土地，建立资本主义家庭经济的法国模式；三是通过赎买封建义务解放农奴，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鲁士模式。中国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是满清贵族的发祥之地。清王朝对东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禁止关内汉族人民涉足山海关外。十九世纪中期，沙皇俄国掠夺中国东北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制造了中国边疆危机。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较之俄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相继实施移民实边政策，鼓励直隶、山东等省之民移居东北，以兴屯垦。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将大量官有土地丈放给老百姓，使原来受雇于满洲皇室贵族、八旗官兵的佃户庄丁转化为自耕农，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但移垦所需川资非同小可，放荒经办官员腐败营私，揽头包揽荒地待价而沽，东北素称盗贼渊薮，军阀割据混战等等原因，常常打断移民实边政策的顺利推行。新民学会会友熊瑾玎说：“从前与萧子昇等商量到东三省垦荒，因各种困难未成” [4] 36 。至九一八事变，中国移民实边政策终败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
(二)教育救国，创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
新民学会成立的一个原因是，“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4] 2 杨怀中即杨昌济，是近代湖南著名的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他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就积极投身于湖南维新运动，参加了谭嗣同组织的南学会和不缠足会，并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出国留学：“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值世局大变，万国交通，国内人士，争倡变法自强之议，采用东西洋各国陈法，创兴学校，以图教育之普及。余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 [6] 50 。杨昌济回国后，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吾国输入西洋之文明，有其进步之次第焉。其始也以为吾宜师其铁船、巨炮，但取敌之而已，他非所宜用也；既乃学其制造，谓工业可以致富也；终乃师其政治、法律。” [6] 74 经过深刻反思，杨昌济指出了学习西方的精神科学的重要性：“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 [6] 74 并由此开出了教育救国的济世药方：“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 [6] 43 在杨昌济的谆谆教导下，新民学会会友大多产生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湖南地处中国大陆内部，北临洞庭大湖，南隔五岭山脉，东西交通不便，思想保守落后。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出现少有的生气勃发。但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维新事业顿受挫折，“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辨<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 [7] 271 民国成立以来湖南的历次选举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土豪劣绅在投票时徇私舞弊，大多数乡村农民竟不知道有选举之事。毛泽东草就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政治基础的计划：“学生多散布于农村之中，则或为发议之人，或为执行之人，即地方自治得学生为之中竖<坚>而举行。” [7] 408 蔡和森则提出了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经济基础的办法。他说，“至于求财，其方亦自多端：(一)遇，(二)访，(三)造。” [1] 14 遇得中人，一见倾心，此属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为不经济；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 [1] 14 为造幼龄之学生，蔡和森希望新民学会会友中多出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 [1] 15 他自己也曾怀有当小学教员的心愿：“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自信小当小效，大当大效，惜无人达我之意而推荐之耳。” [1] 15
(三)自由研究，造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基础
新民学会成立的根本原因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4] 2 。毛泽东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因循守旧，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主张的议会宪法、实业教育等改革，皆只涉及到社会制度等肤浅的细枝末节，并未触及到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本源问题，“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7] 73 毛泽东由此提出了自由研究的设想：“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 [7] 76 蔡和森对于毛泽东自由研究的见解极为认同：“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 [1] 14 “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 [1] 26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 [1] 27
新民学会成立后，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者谈话，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4] 6 。经过这些谈话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竖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大旗：“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 [7] 271 毛泽东认为，打倒强权的方法有两种，一急烈的，一温和的，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既自相矛盾，又毫无效力，所以主张澈底研究，寻着真理，联合群众，向强权者进行持续的忠告，实行“呼声革命” [7] 271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人民遭受极其深重的灾难。1920年，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友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采取“呼声革命”的手段，将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逐出湖南，并发动了湖南自治运动。驱张运动胜利的消息传到法国，蔡和森等旅法新民学会会友十分兴奋。向警予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到法后，联接好音，知在国内积极活动，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不一二年即将喧传于吾人之耳鼓，念之欢跃!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 [4] 75 。蔡和森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 [1] 55 大约这时蔡和森刚到法国，思想还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水平上。
二、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后形成的建党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国的通货膨胀、失业贫困等现象触目惊心。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的俄国工人阶级发动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蔡和森在北京筹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结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蔡和森抵达法国后，亲眼见证了风起云涌的法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他借助字典大量阅读法国共产党人出版的《人道报》,并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迅速了解了欧洲革命的形势，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区别，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成为新民学会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会友。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经过深思熟虑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阐明了建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政治任务等重要基本理论问题。这些熠熠生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一)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行动指南，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8] 。蔡和森到法国后，搜集各种重要书籍约百种。他对各种主义进行综合对比后，得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改造世界的唯一制胜方法的结论，因为无政权就不能改造社会经济基础，无政权也不能保证革命不被反革命颠覆 [1] 57 。他还批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产业国有化运动，充其量“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 [1] 69 。1920年7月，在新民学会在蒙达尼举行会议，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在会上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萧子昇则主张以教育、工会与合作社为工具，用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得知蒙达尼会议的争论后，对革命和改良两种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改良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实情况是统治阶级垄断了学校和报纸等重要的教育机构，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则掌握不了教育权，“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1] 63 。由于会友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且不可调和，新民学会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蔡和森说：“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 [1] 807 但党的理论不是从天而降的，要经过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长期斗争才能成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还是一个思想成分复杂的知识分子团体。经过阶级斗争、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辩论后，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先进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同化为党内同志，而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则自动退出了党组织。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深刻总结了党内机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他说，党内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月二十事变开始出现的，“三月二十事变象我们中央所采之退让态度，甚至停止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 [1] 911 ,“我们从三月二十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 [1] 912 这个机会主义错误的阶级根源在于陈独秀“自始至终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的领导” [1] 1014 。
(二)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并且为党工作，党的报纸和议员必须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在铁的纪律约束下，布尔什维克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和平土地面包。但是相继上台执政的资产阶级立宪党、社会革命党，都没有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立即实施其政纲以系民众的信任，“面包土地和平的三个口号，于十月革命之翌日便实现了” [1] 685 。蔡和森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必在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掉。” [1] 74 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步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第二步要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第三步是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第四步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名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 [1] 74 蔡和森认为，党采取集中制的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须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1] 74
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三年内，由不足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发展至五万人以上的群众性政党 [1] 913 ,但党的指导机关却脱离了群众。党内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 [1] 914 。于是，党的指导机关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形成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蔡和森不仅深刻分析了党在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形成的根源，并指出了铲除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方法。他说：“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的显然区别，亦即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区别。” [1] 914 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的方法就是：“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地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地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地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地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 [1] 914-915
(三)党的政治任务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并交给工人，生产管理与分配由工会与全国经济最高苏维埃共同执行，工资和物价都由工会自定，工人阶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欧美各国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纷纷抛弃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积极筹建新的共产党，并酝酿加入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蔡和森敏锐地认识到：“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1] 75 蔡和森认为，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建设共产主义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道路。欧美发达国家均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资本主义已经过了长期充分发展。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就是领导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东方各国仍处于农业社会里，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力完成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 [1] 795 。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推动大革命蓬勃发展。当北伐革命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严重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利益时，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背叛了革命。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改组了机会主义的中央，树起了工农民主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大旗。蔡和森这时十分正确地指出：“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1] 988 国民党在民主革命开始深入时背叛了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当土地革命彻底胜利，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展时，中国农民面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将使大多数农民破产，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彼时农民的答复一定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 [1] 990
三、结语：蔡和森思想转变的历史逻辑
蔡和森认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 [1] 109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萌芽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中，它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少数资本家商人完成原始积累；第二，一批具有人身自由的人由于失去生产资料而成为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受雇佣者。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牢牢结合的生产结构，对商品经济具有顽强的抵抗力，以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到明朝后期才开始萌芽，比起西欧大约晚了两个世纪。十九世纪前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第一工业革命，世界出现第一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微不足道的。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商品和大炮的轰击下，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缓慢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有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和革命运动的发生。此时，西方国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出现第二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苏联的兴起而改变了世界格局)。因为国际资本主义要以中国为原料地和销场，决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大工业国，“故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 [1] 109 辛亥革命不久，恰逢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时期，尤其是中国民族资本趁机发展起来，其增长速度远超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中国民族资本是各种资本中最软弱、也是最晚出现的，既无政权保护，又无原始积累，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是中国资本集成的主力军，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 [9] 。但当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情形就不同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工业丧失了东北地区广大市场。更为严重的形势是，中国官僚资本在国民党当政后迅速膨胀，挤压了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营资本在后方虽仍有发展，但已经逊于官僚资本。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接管敌伪工矿企业而进一步膨胀，民族资本即使收拾外国资本的残余也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时，中国民族资本所受的致命创伤还在于它的传统产业棉纺织业已经被官僚资本所垄断。到国民党政权垮台时，中国民族资本已经奄奄一息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蹇劣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衰落。“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必然的要倒霉，要短命，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行运，要快来的对照。” [1] 89
蔡和森指出：“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 [1] 787 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被外国收买的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创造的，而是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三种近代工业产生而出生的。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清朝政府创办的一批洋务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的第二批产业工人。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商人自办的近代工业出现了第三批产业工人。甲午战争后， 外国资本大量投资中国铁路和矿山，中国又增加了一批路矿工人。虽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并不多，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的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相联系，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观念，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联系。现代化大规模商品生产中分工与合作，使中国工人养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工人阶级遭受世界罕见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很少感染西欧工人贵族的改良习气，具有坚定和彻底的革命性。这些优秀品质使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初次登上政治舞台就表现出非凡的力量，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迅速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就成为有独立自觉意识的革命阶级。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五卅罢工斗争，推动中国国民革命出现新高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战胜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抓住了第二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洗刷了第一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受的屈辱。中国工人阶级百战不停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飞跃。二十世纪后期，面临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化技术革命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工人阶级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推动第三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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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and Logic of Cai Hesen’s Thought Transformation
QING Mengjun 1
( 1.Cai Hesen Research Center,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 417000,China )
Abstract: Before Cai Hesen went to France for his work-study program, he put forward some ideas for reforming society, such as frontier reclamation,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and freedom to study. These ideas stand for liberalism. After he went to France to work and study, Cai Hesen put forward ideas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reation of a communist society. Since then, Cai Hesen had become a Marxist. The fate of China's national capital determines the decline of bourgeois democracy in China.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ad grown in the course of ceaseles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They laid a solid class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Keywords: Cai Hesen thought democracy marxism
基金: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联共产党公信力形成与丧失的逻辑研究”(18YBA234)
作者简介: 卿孟军(1969—),男，湖南永州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蔡和森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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