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可是，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出处吗？
围绕这首歌曲，还有多少不为众人所知的人和故事？
这些人和故事或感人，或振奋人心，或伤感，或有趣、惹人发笑……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首先说一下《义勇军进行曲》的出处。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歌曲在影片片头、片尾播放。
这首电影的编剧是田汉和夏衍，主题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电影于1936年5月24日上映。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记
1934年秋，电影《风云儿女》的编剧田汉为电影写了一首电影主题歌歌词。
可是，歌词还没有交稿，田汉就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入狱。
1935年2月，《风云儿女》开拍在即，主题歌却还没有着落。
就在导演许幸之犯愁时，去监狱探望田汉的同志带回了一份主题歌手稿。
田汉在香烟纸背面写就歌词，并想方设法让探监的同志带了出来。
有了歌词，谁来谱曲？
聂耳自告奋勇，不由分说地揽下了为歌词谱曲的任务。
为了谱好曲子，聂耳可谓全身心投入，创作期间，还闹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聂耳（左） 田汉（右）
聂耳当时住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一个出租屋里。
创作期间，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他一边哼唱着歌词，一边击打桌子，权当“打拍子”。
一旦有了些感觉，他会马上坐到钢琴边，一边弹奏，一边吟唱歌词。
因为不分昼夜，又弹琴又唱歌，楼下的房东太太不答应了。
她气呼呼地拍开聂耳的房门，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这么闹，我就收回房子，不租给你住了！”
末了，聂耳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自己家里呆不了了，聂耳只好另想办法。这时，录音师欧阳慧敏帮了一个大忙。
欧阳慧敏让聂耳每天去自己家里“上班”，他还请自己的老母亲包下了他的“一日三餐”。
那些日子里，欧阳慧敏家热闹非凡。
每天清晨，聂耳一大早就来“上班”。
聂耳前脚刚进院门，老太太就招呼欧阳慧敏：“一起过来吃早点心吧，‘起来’来了！”
一开始，欧阳慧敏不知道母亲口中的“起来”是什么意思，等搞清楚了，欧阳慧敏忍不住笑出声来。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原来，创作歌曲时，聂耳总是一边写一边唱，手舞足蹈。
即便是吃饭的时候，如果突然来了灵感，聂耳也会拿着筷子，又打节拍又唱歌。
在老太太印象中，聂耳唱得最多的歌词莫过于“起来”这两个字。
老太太记忆力不太好，记不清聂耳的名字，倒是记住了聂耳老是哼唱的歌词。
于是，老太太便将聂耳唤做“起来”。
在欧阳慧敏家，聂耳完成了第一稿创作，一直陪伴他的就是欧阳慧敏的老母亲。
因此，欧阳慧敏后来说：“我母亲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个听众。”
根据夏衍回忆，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完成了歌曲第二稿后，聂耳就匆匆去了日本。
不过，半个月后，聂耳就在东京完成了最终稿，曲谱很快邮寄回了“电通公司”。
接下来，就得为这首歌曲命名了。
聂耳给这首歌曲起过一个名字-“进行曲”，大家都觉得过于简单，似乎少了一些内涵。
这时，电影《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建议：可以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义勇军”三个字。
电影《国歌》海报
朱庆澜将军是个爱国人士，他当过袁世凯的军事顾问，还当过张作霖的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朱将军是个坚定的抗日者。
“九·一八”事变后，朱将军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日军进攻上海时，朱将军又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朱将军一言既出，满座叫好，于是，歌曲名称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临时“拼凑”的合唱队
由于受技术条件限制，当时的电影无法进行同期录音，电影插曲、配乐只能通过唱片转录。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如果合唱的人数太多，如果不经过较长时间的合练，很难把《义勇军进行曲》唱好。
但是，此时已经临近预定的公映时间，电通公司最终只能临时拼凑一个七人合唱队。
他们分别是：盛家伦、司徒慧敏、袁牧之、郑君里、金山、顾梦鹤、施超。
经过简单的合练，1936年5月9日，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小合唱队第一次录下了《义勇军进行曲》。
现在再听当年的录音，虽然歌声不是那么华丽，演唱者还带有明显的方言口音，但是仍然不乏慷慨激昂！
5月24日，《风云儿女》正式上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遗憾的是，这首歌曲的词作者田汉还关在国民党的大牢里。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在拍摄电影《国歌》时，著名导演吴子牛特意在剧中虚构了这样的一个情节。
电影《国歌》剧照
在离监狱不远的小河里，一条小船漂在水面，几个进步青年在船上安上大喇叭，面向监狱的方向，用留声机里播放《义勇军进行曲》。
高墙内，“田汉”激动万分：“我写的歌，为中国人写的，为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写的！”……
顺便提一下，在电影《国歌》中扮演田汉的演员叫何政军。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何政军是谁，却一定认识八路军独立团的赵刚政委。
在电视剧《亮剑》中，何政军饰演了李云龙的生死搭档赵刚。
《亮剑》何政军饰演赵刚
《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者们
抗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不但在民间广为传唱，广播电台也定期播放这首歌曲；
国民党有几所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队列歌曲之必唱曲目；
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军歌；
张学良要求所部官兵必须学会这首歌，还几次三番强调官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意义；
淞沪会战，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曾经数次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以此振奋精神、鼓舞士气；
被国民党无理关押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获释时，“七君子”与前来迎接的数百群众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台儿庄战役中，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卡尔逊与中国官兵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曲，他给这首歌曲起了个新名字-“起来”。
保罗也许不知道，这首歌曲的作曲者聂耳就被一位中国上海的老太太唤做“起来”。
在笔者看来，这不是机缘巧合，而是一种神奇的感应，上海的老太太和美国的保罗都领悟到了歌曲的精髓-“起来！”
国庆盛典-解放军军乐团奏响国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
1944年，这首歌被马来西亚一支抗日队伍当作了军歌，不过，他们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的“中华”二字改为“马来亚”；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被选为演奏曲目之一；
抗战胜利时，该曲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等歌曲一起，被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广播歌曲；
台湾光复初期，《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学生必唱的歌曲，基隆中学师生示威游行时也曾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不可替代的国歌
更有意义的是，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全国政协决定，在新中国的国歌尚未正式确定之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这个提议得到了梁思成等众多与会代表的赞同，也遭到了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反对。
反对者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时宜，应当修改。
在讨论会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态度非常明确-支持“居安思危”的观点。
最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此后的几十年间，这首歌曲也曾几经波折，甚至差一点被新的国歌所取代。
但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极具政治意义，它的曲调慷慨激昂、催人奋进，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定仍然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04年，全国人大更是在宪法中增加了这么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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