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5日，是我此生难以忘却的日子。
此前一天，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携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那天艳阳高照，天气特别炎热，但长沙城几乎万人空巷，翻身做了主人的长沙人民顾不得高温酷暑一齐涌上街头，举着彩旗迎接解放军进城，庆祝长沙解放。鞭炮声、锣鼓声、还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哟，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我的二姐和三姐解放前积极参加地下学联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当为之奋斗的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她们分外激动，一会儿去腰鼓队打腰鼓，一会儿又去扭秧歌，我和四姐在欢乐的人群中窜来窜去，找到二姐三姐后便跟在她们后面学着唱、学着扭。“嘟哒嘟哒嘟嘟哒嘟哒”、“嗦啦嗦啦多啦多”，那清脆悦耳的腰鼓鼓点和秧歌乐曲声令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十万长沙人民的欢迎下进入长沙城
长沙解放前夕，金融券贬值，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父亲已调衡阳邮政部门工作，母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在长沙艰难度日，父亲每月的薪水一到手，母亲就先将其几乎全部用来买米，因为有米心里就不慌，有时又买回一些布，然后再逐日用米和布去换其它物资或者兑换钱。母亲勤俭持家，每天的生活开支都事先预算好，舍不得乱花一分钱。记得一天二姐带我外出买菜，菜市上那香喷喷的葱油粑粑引得我口水直流，尽管只有几分钱一个，但二姐就是不买给我吃，把连哭带闹的我拖回家中，让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二姐一直记着这件事，1953年暑假，我到二姐所在的中南军政干校。一天，她把我带去长沙市有名的“一条龙”餐馆，让我敞开肚皮吃，她还不忘提起不买葱油粑粑给我的陈年往事，令姐夫捧腹大笑。
我的大姐解放前在天津南开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秋天突然与家里失去联系，父母亲十分着急。一天，有人从我家门缝外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的女儿邱文华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父母亲这才放下心来，知道她已投奔解放区了。但是为了避免当局找麻烦，父亲仍然在报上登了大姐失踪的“寻人启事”。二姐从长沙周南女子高中毕业后考取湘雅医学院，也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照看弟妹。我的哥哥在明德中学读高中，积极参加闹学潮，到伪湖南省政府与官员对话，被特务机关盯上，地下学联于1949年7月将他秘密送出长沙城。
作者近照 廖 克 摄
长沙一解放，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天后哥哥随着他所在的部队41军122师365团开进了长沙城，原来哥哥离开长沙后经地下学联介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着首长当通讯员，部队驻扎在平江县花桥一带，这次是途经长沙南下去参加衡宝战役；不久，二姐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中南军政干校学习一段时间后留校当了文化教员；一个月后，家中收到了大姐从哈尔滨寄来的信，得知大姐离开天津到东北解放区后由部队安排到东北民主联军哈尔滨附属俄语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分配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给空军首长担任翻译；过了一段时间，三姐也参了军，到部队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1949年10月8日衡阳解放，我们举家随即搬迁到衡阳与父亲团聚。短短的几个月里，好消息接踵而至，全家人都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父亲感慨万千地说，从九一八事变后因为不堪日寇和伪满政权欺压而逃离东北沦陷区算起，全家人过了整整18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解放了，天亮了，在明朗的天空下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对于处在孩提时代的我，当时最令我兴奋的，莫过于我又可以重新读书了。我家原住在长沙市一个叫青石井的小巷子里，我在城西一小读完一年级后，1949年春天与四姐同时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可是由于学校收费贵，而家里生活困难无法同时缴纳两个人的学费，母亲说我年龄尚小还是让四姐先读吧，因此，我只得失学在家，嘴上虽不说但我心里仍然感到很失落。每当四姐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我总是依偎在家门口，目送她走出巷子；四姐放学回来，我经常翻阅她的课本，四姐也不时教我认字和算数。1950年春季开学，我成了衡阳市一完小二年级的新生。当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新书包走进新学校重新开始学生生活的时候，心情十分兴奋。每天早上，校长带领全校师生集中在五星红旗下开“朝会”，唱“朝会歌”，歌词中唱道：“朝会、朝会，师生起立敬个礼，朝会、朝会，同学相见敬个礼，新儿童，要做到：爱学习、勤劳动、讲民主、要团结……”下午放学前，同样要开“晚会”，唱“晚会歌”，歌词内容与“朝会歌”大致相同。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个女老师，叫郭纯，兼教我们班的音乐。第一堂音乐课上，她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当发觉我早已会唱时，郭老师让我站起来唱给同学们听。在她的风琴伴奏下，我大胆地从头到尾唱完了这首歌。不久，学校举行庆祝六一儿童节晚会，郭老师特地帮我们班编排了小合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由我领唱，演出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军属的照顾特别周到，经常派人到我家了解情况，嘘寒问暖；逢年过节，还送来许多慰问品，仅猪肉就要用水缸来装。当时有句口号叫“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可我家有四人参军，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了。父亲被人民政府提拔为衡阳市邮政局副局长，母亲担任邮局家属委员会主席，还被市政府表彰为“英雄母亲”，我和四姐及妹妹的学费和书籍费全部免缴。想到从解放前因缴不起学费而失学到解放后读书不用花钱，我怎么能不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长大报效祖国呢？
不久，学校建立了少年儿童队，四姐成了第一批队员，每天上学她都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放学回家也舍不得摘下来，真让我羡慕不已。我找到郭老师要求入队，还伤心地流下了眼泪。郭老师对我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你要求入队的意愿是好的，但还要继续努力，符合条件后会批准的。”到了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了一名少年先锋队员，郭老师亲自把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我们新队员站在鲜红的队旗下庄严地宣誓，高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队歌，这时，我仿佛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天夜晚，我是戴着红领巾睡觉的。
从这天起，我在新中国明朗的阳光照耀下，开始走进了我人生中幸福快乐的少年时期。（来源：广西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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