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赵宋的‘祖宗之法’，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指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所创建的一代制度，所贯彻的诸多原则。”北宋历经宋太祖、太宗两朝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五代社会凋残、民生疲惫的状况，“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
在赵宋王朝初创阶段与“祖宗之法”基本形成时期，两位帝王就展现出了差异性：宋太祖赵匡胤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却成为了五代短命政权的终结者与宋代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宋太宗勤奋学习、刻苦读书，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为好学好文、重视文化的君主，最终却没有将这种文化素质很好地实践于执政治国的过程中，没有妥善解决北宋前期的头等大事即军事和统一问题。
宋太祖赵匡胤，抓住北周末期权力真空的机遇，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以武安邦，以文治国，开创安定的政治环境，为北宋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功不可没。
宋太祖虽未有效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尚在政治、军事政策上存在不足之处，但宋太祖结束了唐末五代武夫专政的割据局面，成为了五代短命政权的终结者；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却成为了宋代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赵匡胤出生于后唐统治时期的927年。沙陀族的唐庄宗建立后唐政权后，李嗣源通过领军叛变即位，然而未能应对诸子之间的军事争斗，忧愤而终。
后唐交于无力控制局面的李从厚、李从珂手里，终由其劲敌石敬瑭，以割让北方边境的天然屏障幽云十六州为代价获取契丹的支援，而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晋。
此时的赵匡胤9岁，万万想不到，石敬瑭的这一行径，却成为了北宋历任皇帝的心腹之患，成为了北宋王朝一直无法有效解决北方边防事务的重要因素。
太祖少时正值后唐、后晋征战时期，缺乏接受系统儒家教育的良好条件，从学时间甚短。太祖自小嫉恶如仇，愿主持公道，替人抱打不平，经常与人打架，将很大精力放在号召同学们列队回家、模拟作战之上，为此陈学究总是训斥、开导太祖。因此，可以说少年时期的赵匡胤并没有从书本中学到多少知识。
日渐长大的赵匡胤感受颇深的则是皇帝更替的频繁，连年兵乱、严刑苛政、百姓困苦的生活和外族的趁势入侵、民族的耻辱。随后，后晋以“儿皇帝”的身份存在了10年，就被随后仅仅存在了三年的后汉所取代。
赵匡胤借于“三叛联军”事件招兵时机，投于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渐露头角。两年之后赵匡胤亲身经历了澶州兵变，众将士拥护握有重兵的郭威为皇帝，将黄旗披于其身，令后汉隐帝禅位于郭威。
赵匡胤深切地感受到了军权的重要作用，努力赢取君主的青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终于掌控了后周的关键兵权。北宋王朝建立时的黄袍加身应该也是深受此事件影响，只是赵匡胤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一位主导者。
赵匡胤从五代众多武将中脱颖而出，建立北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原因则在于：与其他武将单单用武力维护统治的方式不同，赵匡胤在从军期间，“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其战利品中，“唯书数千卷，无他物”。
对周世宗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这其中不乏史官的溢美之词，因为战争期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读书。
宋太祖读多少书籍也没有详细记载，但确实可以看出宋太祖对于读书的重视，逐渐把学习书本文化知识当成一种生存发展的技能，希望通过读书拓展视野，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在后周太祖郭威、周世宗的治理下，后周呈现出了五代时期内的辉煌与繁荣。整体而言，郭威在五代诸帝中是个较好的皇帝。而柴荣则被誉为“五代十国最英明的皇帝”。
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在北伐途中突患重病，英年早逝，随后七岁的恭帝即位，军权甚重的赵匡胤效仿了郭威逼其退位而建立了北宋统一政权。后周在二帝仁政理念的治理下，社会状况与之前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暴力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赵匡胤跟随后周太祖、世宗，切身体会到了短暂的和平安定生活。在他们的熏陶下，赵匡胤逐渐领悟到王朝短命、政权频繁更替、人心背离的缘由和单单靠武力操控政权、横征暴敛的弊端。
加之赵匡胤长期生活在战乱环境下而对稳定生活的强烈期盼，赵匡胤即位后就标榜文治，试图彻底扭转五代十国长期兵戎相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局面，从而走上了一条与五代时期截然相反的道路——实行“右文政策”，“崇文抑武”、“以文驭武”。
建国后宋太祖文化素质宋太祖建立赵宋王朝，即位之月就幸国子监，二月又幸。太祖视学见于得国之始，以示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宋太祖祭祀褒赠先圣先师，礼遇其后世，以示对儒学的尊崇。除此之外，建国伊始，告诫后辈“不杀士大夫”，提升文人的社会地位。
建国之初，在帝王的引领下，北宋社会文化氛围增强，社会稳定。后辈亦遵循“祖宗之法”，尊孔崇儒、重视科举、看重知识、勤奋读书，为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奠定了基础。
这些都改变不了宋太祖自身文化知识不多的事实，然而，相对于五代武将跋扈的局面来说，宋太祖确有较大进步，增强自我文化水平，意识到以文、以法治国的重要性。
宋太祖“知学之益，又知为君为相不可以不学”。因此太祖经常督促大臣们多读书，命令武将读书，吸取以往朝代兴衰的经验教训，以此知晓治国之道。
赵普以处理政事闻名，但读书并不多，宋太祖督促其多读书，以便更好地协助太祖治理国家，宋太祖“好读书”，积极推动了臣子们努力读书、勤奋好学，营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文化风气渐浓。
宋太祖自身文学艺术修养不高，御制作品亦不多，见于记载的诗句只有一首半，诗相当直白，用辞粗犷，且是即兴之作，缺少发人深思的寓意，缺乏文采。
宋太祖倡导读书的宗旨并非写诗做文章，而是从书中找到治国的方针策略。作为国家首脑的宋太祖将所读之书运用到治国之中、注重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是正确无误、值得赞许的。
宋太祖一生之中，读书较少，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每每读书，并非分析章句、考查异同、单纯背诵、美化自己形象，而是从所读之书，学习尧舜之道，知其要点，知晓如何将书本中的知识和历代经验教训用于实践治国，形成现实所需要的文化政策、法律条款、军事训练制度、用人之道等。
这正是宋太祖的聪明之处，不是成为书本的奴隶，恰恰相反，将读书与实践并重，使知识成为服务统治阶级的工具。如，宋太祖在读《尚书》、《汉书》等书籍时，并非背诵书中所讲，而是从中看到依据法律治国的重要性，借鉴历史经验教训。
在位期间，曾颁行《窃盗律》、《私炼货易盐及货造酒曲律》、《捕盗令》、《大辟详覆法》、《折杖法》、《新定“五刑之制”》、《重定刑统》等，推动了当朝社会的法律进程。
又如，开宝六年四月，宋太祖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以史书为载体，为后嗣提供历史借鉴，亦促使之后的北宋皇帝都注重史书的编纂，推动了北宋史学的发展。
宋太祖关注医学，也成为了北宋后嗣之君重视医学所效仿的榜样。无论是皇亲国戚、将帅大臣，还是士兵百姓，宋太祖都十分重视其身体健康问题，提倡运用医术治疗患者、医药预防疾病。
下诏编修医书、寻求良医、考核医术，以求用正确的医疗方法、科学的药方，加之医术高超的医者，来解救百姓疾苦。诸多人性化的政策增加了军民对新政府的信任，进而从医学领域巩固了政权。
宋太祖的领导智慧也体现在制定的宗教政策上。周世宗时期的抑佛政策，引起了佛教界强烈不满。宋太祖知晓佛教具有很好的麻痹作用，利于巩固统治。即位后便解除抑佛禁令，允许民间信仰自由。支持僧人到西域访求经书。
太祖身体力行，兴开宝寺、广化寺，开无畏三藏塔，观藏经，以此扶持佛教的发展，稳定社会秩序，进行思想控制。但太祖也“限度僧法，诸州僧帐及百人岁许度一人”，有效控制佛教的发展。太祖对于道教也采取扶持与管理的政策。
结语宋太祖对道教和佛教的尊崇与管理，缓和了宗教矛盾，也成为了统治者有利的思想武器，为北宋初期社会的稳定与宋朝实行儒、释、道融合的思想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国家军事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军事作战方案的拟定，宋太祖都能够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当前形势，并站在历史、帝王角度，较合理地处理当前主次矛盾，作出正确抉择。
宋太祖青年从军，在实战中军事素质逐渐提升，声望日隆。太祖夺取政权后，巧用“杯酒释兵权”，对内削弱禁军将领权力，解除心腹之患，防范藩镇割据，巩固政权。
随后，依据当时的割据局面和财力匮乏的状况，确定“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对外策略，待拥有足够财力、良好军队战斗力、稳定内政时，再北伐收回幽云十六州，欲实现国家统一。从现实出发，寻求治国所需，实事求是面对建国初的诸多问题，分清主次来处理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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