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上并不是“显学”，往往被看作是为唐诗的出现做着各种准备而已。
然而事实上，六朝三百六十年的时间里，孕育着无限的创造力，文学的发展异彩纷呈，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空前绝后的。
在辞赋上，六朝文坛诗赋并存，相互影响，走向诗赋合流，又有各自发展的轨迹。
曹植最擅长辞赋和诗两种文体，写作辞赋的数量在六朝数一数二。
才高自负的谢灵运曾不惜赞美地评价曹植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洛神赋》是曹值晚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千古传唱的辞赋精品，具有广泛的影响。
它创作于曹植进京朝见曹丕、返回封地时，一路上车困马乏，途经洛水之畔，曹植在失意徘徊中，仿佛见到了传说中的神女，这位美妙绝俗的洛神与曹植互诉衷肠、两情相悦，最终又因人神殊途而永别。
曹植借“人神爱恋”的主题有所兴发。赋中的洛神是前代文人心中共同的女神形象，也是曹植理想信念的化身，是他苦闷和惆怅的精神寄托。
从名流千古的天才之作《洛神赋》中，可以看出辞赋在六朝的演进之路。
辞赋产生时是介乎文字与音乐之间的一种形式，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作为目标，类似古希腊“吟唱”的史诗。朱光潜先生曾说，“赋，是放大了简短的大规模的描写诗，也可以说的富丽的韵文。”
六朝的辞赋在两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
1.辞赋地位高，创作风气盛。
诗歌历来诗被看作是文学的正统，然而六朝时辞赋地位与诗并肩，居文苑主流。
主要表现在，辞赋作品总量多、创作人数多。据统计，六朝辞赋作者有284人，作品存世095篇，是现存汉赋的六倍，辞赋创作可谓盛况空前。
时人傅玄，还曾鄙视过当时尚在形成中的七言诗，认为写七言诗不入流。
2.辞赋对六朝其他文体产生影响、给以能量。
胡适曾说，“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到了辞赋的笼罩”，六朝的文学有“辞赋化”的倾向。
赋，讲究义深辞美，需要有大量的阅读和知识储备，因此被认为“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
这一时期，辞赋的表现手法和技巧，给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体以影响。
1.由大赋转为抒情小赋。
《洛神赋》全文共千字，与铺陈排比、长篇巨制的汉大赋相比，篇幅更短小，表现更精致。
在篇幅改变之外，《洛神赋》作为抒情小赋的代表，突出个人心志，寄托伤情，通过人神虽可相恋但却不能相守的悲遇，把曹植身怀志向、饱含才气，却不能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的怅恨、凄哀、苦闷之情淋漓表现，描绘得至情至美，又凄婉幽长，具有极大的文学感染力。
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第一次思想解放，六朝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巨大的社会动荡，统治秩序的瓦解，使文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获得了表现喜怒哀乐的自由。
因此，辞赋的内容也不再表现大汉帝国的那种群体意识，而是开始抒发自我。
这种抒写个人情志、表现鲜明个人特色的作赋方式，打破了汉代赋那种互相之间因袭模拟的创作模式，把赋这一文体从死板凝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同时，咏物抒情一项是诗歌的专有作用，可以说辞赋在影响诗的同时，也受到诗的影响，内容上、手法上逐渐诗化，诗赋合流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2.语言骈偶化。
六朝辞赋呈现语言骈偶化的特征，更讲究句子整饬，结构精密，对仗精妙，字句工整，音节错落，由散体转变为对偶，逐渐出现了“骈赋”的新形式。
《洛神赋》中骈俪气息浓郁，体现了突出的骈偶化倾向。
且看文中描写洛神出场时的场景：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一段描写，把洛神芳华绝代的容貌、光彩照人的服饰、曼妙飘然的身姿，婉转多情的神态、高贵浪漫的气质描写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一位如朝阳般明艳照人，又如出水芙蓉般清纯无双的神女形象，不仅令赋中的君王，更令读者动情神往。
这段文字虽然偶尔使用了连缀文句的虚词，但是大致上都属于骈偶。骈偶句式加生动奇异的比喻，展现了曹植的天赋文采，处处可谓是“辞采华茂”。
类似的骈偶在全文中多次出现，比此前的赋作更突出骈偶化，《洛神赋》是骈赋基本形成的代表作。
3.艺术风格的“新变”。
“新变”也可以说是六朝文学的整体特征，指的是一种形式技巧上的尝试，和对“美”的创造的探索。
叙事体物的大赋讲究反复铺陈、结构宏大，追求一种巨丽之美。六朝辞赋在“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基础上，不遗余力地探讨辞赋本身的艺术特征，在辞藻华丽、描写细腻、个性鲜明之外，语言上倾向浅显易懂，被《文心雕龙·通变》概括为“魏晋浅而绮”。
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摆脱了政教功用文学观的束缚，赋的创作走上多元化、纯文学之路，摒弃了那种堆砌、夸饰、铺采摛文、凝重滞涩的书写风格，变之为平浅自然。
另一方面是由写作方式的改变所决定的。两汉辞赋往往是长期酝酿、构思的结果。而六朝辞赋的创作方式多是即兴的，是稍纵即逝的情感火花下的即时而作，没有经过长期的构思和准备。
《洛神赋》中开篇就说：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可知曹植是路过洛水时产生似真似幻之感，他有感而发作出了这篇千古名赋，如果没有途经洛水的经历，也许我们后世就遗憾地少了一篇名作。
4.题材的拓展。
汉代辞赋的题材都是宫殿、京都、畋猎这类比较宏伟壮丽的事物，内容偏向歌颂繁华的京都、巍峨的宫殿、豪华的亭台、广袤的林苑、帝王的威仪等，用华丽的词藻反复铺陈，极尽壮丽之貌。
六朝可以说是咏物大朝，咏物抒情既是诗坛的主流，也是辞赋写作上的主导。
这一时期残破的社会，惨淡的人生，使文士们不得不思考人生，不得不反映的实，不得不抒发个人的胸襟与理想。
曹植本人在辞赋方面就涉及很多题材，除了抒情小赋《洛神赋》，还有咏物类《蝙蝠赋》《神龟赋》《白鹤赋》等，这些或以物喻人、或托物言志、或针砭时弊。感叹四时变化的《愁霖赋》《喜霁赋》等。
同时代的人也将辞赋题材进行拓展，六朝时说理、登临、凭吊、悼亡、游仙、招隐等题材皆备。
《洛神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塑造的洛神成为经典女神形象、辞章华美令人口舌生香外，王献之有小楷代表作《洛神赋十三行》，顾恺之画了连环画式的洛神赋图长卷，赵孟頫写有行书作品，可以说广受文学艺术界喜爱，是辞赋史上一座不可忽视的里程碑。
至于辞赋，在经历六朝演变后，基本走向了三个方面：骈赋、律赋、文赋。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赋》中概括说:“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
俳就是骈，骈赋影响到唐初，出现了《滕王阁序》那样的千古名篇；律赋因过分讲究形式饱受诟病；文赋逐渐与文章合流。
辞赋的关注度逐渐不如诗歌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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