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某日晚，在北京中南海礼堂，大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与周总理一起看戏的美国客人大卫说，戏中的杨子荣很像他们西方的英雄佐罗，仰慕英雄的大卫向周总理提出要到杨子荣家中看看的请求。
看完戏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一向沉稳的周恩来气愤地把秘书给他的一份电报摔在桌上。解放军总参、总政联合发来的近千字调查报告复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的回电内容：杨子荣的原籍在山东胶东一带，至于详细地址无人知道。仅凭这些，无疑难以找到烈士的家人，也就是说烈士的身世成了未解之谜。
周总理心里清楚，对美国客人来说，这绝不只是在寻找一个烈士的原籍，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声誉和我们这个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一个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特级侦察英雄，牺牲得那么辉煌壮烈，对党那么赤胆忠心，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我们竟不知他从何处来。这怎能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别说无法回答美国客人，就是中国一名普通老百姓问起来，我们也难以交代。
周总理转向秘书，严肃地说：“你通知总参、总政两部，和国家民政部一起，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寻找到杨子荣的家乡地址和家中的亲人，美国客人在等着我的回话，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
杨子荣于1945年9月参加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月随军挺进东北。部队到东北后进行了整编，杨子荣被编到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牡丹江地区匪患猖獗，杨子荣所在部队担负剿匪、保卫土改的任务。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黑龙江海林县追剿悍匪郑三炮、刘维章等人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海林县上万军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57年9月，杨子荣的战友——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曲波同志饱含深情，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的《林海雪原》一书问世，立即引起巨大反响。1964年6月，毛主席在观看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后不断拍手叫好。英雄的事迹越传越广。寻找英雄家乡，让英雄魂归故里的任务越来越紧迫。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由于战事的需要，加之化装剿匪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致使杨子荣没有给家人写过信，再加上当时部队的人事档案也不甚健全，所以，东北烈士纪念馆和海林县烈士展览馆在介绍杨子荣情况时，不得不笼统地说他是“胶东人”。
1964年春，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调查组赴胶东调查一个多月，也毫无收获。
周总理的指示坚定了调查组解开杨子荣身世之谜的决心。调查组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确定以荣成、牟平、海阳、文登为重点，走访了两个多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后来调查组集中到牟平县研究对策，决定在上述四县进行广播和张贴寻人启事，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知情线索。
杨子荣牺牲后，有关他的身世一直都是个谜。战友曲波在《林海雪原》书中，也只交代了杨子荣的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至于具体是哪里也没有记载，甚至连杨子荣的照片也没有一张。中共海林县委每年都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来信都热切地询问有关杨子荣烈士的情况，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杨子荣身世的不同说法。这引起了牡丹江市委和黑龙江省委的重视。据此，中共海林县委做出决定：把寻访杨子荣身世，当成全县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限期完成。于是，以时任海林县民政局副局长、海林县烈士陵园管理站站长关会元为首的调查小组成立了。1966年9月，关会元带队南下，第一站便是前往杨子荣生前战友较为集中的北京。 他们首先找到《林海雪原》的作者、也是当年杨子荣的团首长、时任一机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曲波。当时的曲波，因《林海雪原》一书而成为“文艺黑线人物”，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名在“横扫”之列。当关会元见到曲波时，他正在遭批斗。在这种不便深入交谈的情况下，曲波只能简单地告诉关会元，他们的战友孙大德也在北京，可以去找孙大德问一问。关会元找到了孙大德。但是孙大德也仅仅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这与曲波在《林海雪原》里的描述大体相同。关会元带领调查组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赴胶东半岛的荣城、牟平、文登、乳山等4个县。在这几个县数百个村屯里，哪一个是杨子荣的家乡？调查组查阅了1000多位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牺牲的烈士资料，但是没有一个与杨子荣情况相近、相符的。调查组只得无功而返。
1968年5月，关会元率调查组再次到北京，通过孙大德找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的团部。该团副政委姜国政也是杨子荣生前的老战友之一。1947年，他担任牡丹江军分区二团一营的干事，是林海雪原剿匪战斗的参加者之一。听到海林县派人查寻杨子荣生平情况，姜国政非常激动，他说：“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如果连烈士的身世都说不明白，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姜国政亲自出面，在“文革”期间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冲破了个别单位“造反派”的种种阻挠，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忆杨子荣座谈会”。座谈会使得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老战友们得以重逢。大家百感交集，发言十分热烈。老战友们七嘴八舌，有的说杨子荣的家乡在文登，有的说是荣城，有的说可能是牟平，众说不一。谈及杨子荣相貌时，由于谁都没有杨子荣生前照片，就用语言回忆、描述杨子荣：长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在1.70米左右，性格爽朗、健谈……为了保证调查工作深入开展，姜国政亲自安排抽调了两名部队人员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查找工作。在那个年代，有军代表参加，办起事来就顺利得多了。 调查组冒着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大暑天第二次来到烟台。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得知调查组的来意，非常重视，特地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部通力配合，支持海林调查组开展调查。根据这个要求，各县区打印了相关文件，下发到数百个大小村屯，并张贴了数千份寻查广告。许多公社还利用大喇叭，一天广播三遍，要求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协助海林县查找杨子荣身世。两个月后，关会元率领的调查组把重点移至牟平。仅三天，调查组就掌握了与杨子荣有关的线索127个，对其中有价值的线索，经过近三个月的调查核实，发现有三个基本情况与杨子荣较为相近的线索。调查组与几位相关人员又进行十几天核查，排除两个不确定因素甚多的线索，把目标集中在嵎峡河村一户杨姓人家。 据牟平县一位老民政干部反映说：在嵎峡河村有一位叫宋学芝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叫杨宗贵，1945年秋天参加八路军后开往东北，一去就杳无音信。1950年，在东北打工的本村村民顺子回乡后，向乡政府反映，他在东北亲眼看见杨宗贵当了土匪，抢夺老百姓家的东西。根据顺子的反映，乡政府作出决定，不再承认她家是军属。还把她家当成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杨宗贵的妻子许万亮背上了个“土匪家属”的黑锅感到没脸见人，忧思成疾，郁郁而终。老太太宋学芝不服，她根本不相信儿子杨宗贵会从队伍上开小差去当土匪。于是她背着干粮，到县里、专区上访，多年来一直未停。后来，县委认为：村里和乡里依据传言证据不足，在1957年给杨家定了个“失踪军人家属”。1958年冬天，民政部门给杨家送去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确认了她家的烈属身份。但后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和县里又取消了杨家的烈属待遇。老太太宋学芝又不服了，一直不停上访。晚年重病卧床的老太太曾念叨：“电匣子里说的杨子荣是不是俺儿子宗贵呢？”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听他娘不住地念叨，就劝慰老娘说：“娘啊，天下重姓重名重字的多着呢，要是的话，那部队上咋没打信告诉咱家呢？”尽管当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知道中国有个英雄叫杨子荣，但在嵎峡河村谁敢把杨子荣这个英雄与本地的逃兵、土匪杨宗贵联系在一起？善良质朴的乡亲们，包括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都不曾这样想过。 根据这一重要线索，调查组立即去北京与姜国政、曲波沟通分析。曲波明确地告诉调查组，1947年农历正月，杨子荣和小分队的几个人为了探寻匪踪，迷惑暗匪，确实佯装成土匪在夹皮沟一带“抢”过群众的东西。这么说来，村民顺子所说的事并非空穴来风。事有凑巧，那天跟杨子荣同住一个村子的叫顺子的人闯关东后，正好在杨子荣“抢”东西的那家干活，杨子荣跟顺子照面后双方都大吃一惊，但顺子装着不认识杨子荣，而杨子荣又不好向顺子作解释。杨子荣这次与顺子在千里之外的相遇，竟改变了烈士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改变了烈士家人的命运。 为了核实有关嵎峡河村的情况，调查组从已经掌握的线索中挑选出当年当兵去东北而后复员回乡的六七个老兵，请牟平县革委会把老兵召集到县招待所开座谈会，请他们回忆，当年哪几个跟他们同时参军又一起去东北而牺牲在东北战场上的？有几个二团的老兵异口同声地说：“杨子荣是我们部队的战斗模范呀，他是我们二团剿匪时牺牲的。”因为他们没有和杨子荣编在一个连和一个营里面，没有直接接触过杨子荣，所以对杨子荣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们能肯定杨子荣百分之百是胶东人。
与杨子荣同在一个乡的老兵韩克利回忆说：那一年，他和杨宗贵前后脚到乡公所报的名，杨宗贵问韩：“你报的是真名吗？”韩回答：“是”。杨说：“俺没用真名，俺用的是字。俺老家这儿有一大家子人呢，还有俺媳妇。”三天后，他们乡的新兵被送到县里集中时，不知何故，县里竟将他们乡的新兵划开来跟别的区的新兵编在一个大队，他和杨宗贵不在一个大队，杨宗贵曾告诉过他，他那个大队的人一个全认不得。调查组据韩克利的回忆分析：当时，胶东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地带，拉锯战很凶。一个小村庄经常今天是共产党管，明天又来了国民党，当地一些青年参加革命时，为了不给家中亲人造成麻烦，所以隐姓埋名从军者很多。杨宗贵没有用众所皆知的真名而报自己的字去投军，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况的。 韩克利的回忆提供了杨宗贵参军时不是用真名而是用自己的字的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极为重要，只要能查到杨宗贵的字，那就真相大白了。还有一个姓姜的老兵回忆道：“记得那年新兵在牟平集中时，有一个年近三十、好像叫杨什么贵的人，跟我临时编在一个班，俺俩拉家常时，他说他一个人有两个名字，现在报了个新名字，他家好像是在什么河村。三天后人员调整，我就和那个姓杨的新兵分开了，以后一直就未见过面。”关会元听姜老兵说出“什么河村”，心里像划过一道闪电，联想起那位老民政干部反映过嵎峡河村宋老太太为儿子上访的事儿，他按捺住心中激动，把姜老兵请到另一个房间让他仔细地回忆。两个小时后，关会元见他还没有想起来，便问是不是叫嵎峡河村？姜老兵拍着大腿说：“对！对！就是嵎峡河村，一点不错！”
嵎峡河村位于牟平县宁海镇正南，地处偏远，居住着百余户人家。调查组找到了村里的杨宗福老人，可老人回答得很干脆，自己的亲弟弟不会是杨子荣。 关会元追问杨宗福：“杨宗贵的字叫什么？” 杨答：“俺叫‘子禄’，他叫‘子荣’，他还有这个印章，在东北扛活时，用这个印章领工钱。” 关问：“杨宗贵的相貌、身材啥样？是哈时候参军的，性格怎么样？” 杨答：“他长得浓眉大眼、长方脸、高颧骨，还有点连鬓胡子。鬼子投降那年秋天参军走的，能说会唠，跟人处得来。” 这与曲波、孙大德、魏成友和诸多老兵的回忆吻合。 关会元又问：“杨宗贵是不是结过婚？媳妇叫什么名？” 杨答：“结过婚，媳妇叫许万亮，1952年秋天就死了。” 综合以上情况，调查组确认：杨宗贵与杨子荣同为一人，英雄的籍贯、身世、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业已搞清。但是直到此时，调查组还未能搜集到一张杨子荣的生前照片。1974年的春天，一张照片邮到了关会元手中。这是当年一位画家为英雄杨子荣创作肖像时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提供的杨子荣在庆功会上披红戴花的一张照片。
听说海林县正在向各方面征集杨子荣的照片，于是老画家便用挂号信将照片寄给关会元。关会元激动万分，当即请人将照片翻拍放大，然后专程去北京找了曲波和姜国政等人确认。杨子荣的战友们惊呼：“是从哪儿找来的，这就是杨排长呀！”照片又被送到牟平县嵎峡河村，杨宗福老人见到照片，老泪横流、泣而无语。村上的老人们异口同声地指着照片说：“这是宗贵呀！”至此，寻找英雄出身地的工作进行了8年，其中经历“文革”等困难，终于将英雄的身世调查清楚，告慰英雄英灵。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身世之谜也终被破解。（来源于公开权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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