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即使脱下和服，穿上中式大褂，还是能看出是日本人，因为他的行为机制、精神内核都是日式的。就像《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日本妹夫，打一手好麻将，说一口上海话，娶一个上海女人，骨子里仍旧是日本人。
看完苏有朋导演的《嫌疑人X的献身》，尽管这是一部智商在线诚意满满的作品，还是能隐隐感到：一个披着中国外套的日式故事。
便当屋改成小吃店，私人自行车改成共享单车，给新邻居送礼物改成借书，帝都大学物理教授改成省公安厅顾问&刑警学院副教授，为了本土化和接地气，苏有朋做了最大努力。
为不被相关专业人士看出破绽，苏有朋多方咨询刑侦专家，石泓卧室小黑板上的公式甚至都邀请国内顶级数学教授来写，在细节上，苏有朋给出了最大诚意。
但是，这些仅仅是为符合当下中国生活细节做出的局部微调，在精神层面上，一些违和点并未得到整合。不论是受限于客观因素还是主观能力，很遗憾，苏有朋的努力止步于此。
1.时代背景
原著小说中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991-2000年的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泡沫崩溃后经济长期低迷，银行证券公司倒闭，货币贬值股市跌落，就职冰河期，邪教壮大，犯罪率激增，在此背景下，民众的精神活跃度显著降低，人情冷漠，对未来普遍迷茫，内心缺乏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不论是女主前夫的好赌滋事，还是石神失意落魄几近自杀，所有的丑恶都有了普遍的合理性，一切力量都酝酿在培养皿中，等待进一步发酵。
苏有朋版则将时钟拨到了2016年4月（女主母女看《疯狂动物城》），尽管把地点搬到北方某城，但在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纵有北方城市的衰败萧瑟也不能改变国运上升期昂扬向上的时代底色。与其把数学天才的灰头土脸、扭曲病态设置在这个时代，不如放在十年浩劫或转型阵痛时代更容易实现观众共鸣的最大化。
90年代东京地铁毒气事件
2.日式标签
宅男、治愈、小清新，报恩、拧巴、宿命论，这些都属于极具日本辨识度的标签，它们在一部电影中同时存在又都展现到极致，就使得影片极具日本风格，使人更愿意相信故事发生在日本，至少不是必须发生在中国。
一个生无可恋的宅男被女主母子清新灿烂的笑容打亮整个世界，从此踏上了不可收拾的暗恋和报恩之路，因为她们无意中将他从死神手中治愈。有恩必报，死也不欠人情，特别是不能欠陌生人的人情，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特色。
但突如其来的恩惠会使人陷入巨大不安，石泓的爱，女主要不起，女主没有对他动心，更多的是感激和蒙恩后的不知所措，女主最终选择自首，是谢罪，也是报恩。
知恩图报是普世情感，但 “恩恩相报”到极致恐怕只有日本人能干得出来。
日语有一个词叫“我慢”，意思是忍受、忍耐，属于禅宗术语。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日本人骨子里信奉宿命论，它教化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外界苦难。
石泓说自己以及那些无用的流浪汉就像时钟里的齿轮，每天重复无意义的生活。而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后，石泓、女主以及被动卷入的唐川的命运都开始转动、偏离，每个人都陷入巨大的拧巴、纠结、挣扎中。
有别于美式或中式情感的波澜壮阔大开大阖，日本人的情感纠葛拧巴到极致后，竟有种静水深流的恐怖。
对于东野圭吾这种极致展现日式情感和行为模式的殿堂级作品，亚洲国家的理解和翻拍还算好的，神经大条的民族更无法理解也拍不出日本人的拧巴。
3.主演的错位
鉴于上述认识，尽管三位主演都非常优秀，在演绎普世价值时，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在演绎日本人的独特民族性时，还是难以像日籍演员那样到位。
先说王凯，在《欢乐颂》中他是爱读东野圭吾的赵医生，可真的走进东野圭吾，他的表现似乎离原著人物还有很大偏离。
原著中汤川（唐川）在深入到事件真相后，在情、理、法的撕扯中他犹豫、痛苦、矛盾，他对石神（石泓）的所作所为悲悯惋惜大于指责。
反观王凯的表演，撕扯程度不够，人物始终是高高在上，最终去监狱与石神面谈他对石神（石泓）所作一切仍像是指责大于惋惜。从身体的倾斜角度和面部神态可以看出，王凯始终正襟危坐，福山雅治一直保持前倾，沟通姿态比王凯主动。
王凯在本片中的形象更适合出现在中环、在陆家嘴、在CBD，对于北方城市省公安厅顾问&刑警学院副教授这个形象，过于精英范儿，有些跳戏。
对于石神（石泓）这个角色，张鲁一尽力了，但堤真一饰演的石神更生动展现了日本宅男特有的疲惫麻木以及不被理解的无奈与痛楚。
对于结尾的处理，日版也好于中国版。
原著结尾写道：
石神嘶吼，仿佛正在呕出灵魂。
前一刻还认为这道数学题自己赢定了，后一刻就要面对自己全部努力的意义都不复存在，那是一种幻灭，一种被人生彻底击败的感觉，“呕出灵魂”四字堪称神来之笔，对于这四个字，个人认为堤真一完胜张鲁一。
林心如的人设是先前是夜总会陪酒女，但她的气质并不适合有风尘感的人物，面容也较甜美，所以在治愈宅男的那些镜头中她能游刃有余，一个笑容就将整个大银幕打亮，但对于历尽苦涩后的沧桑，拿不动。
结尾那惊心动魄的一跪加小清新的台湾口音，还是瞬间把人带回到“求皇阿玛不要责罚小燕子，要责罚就责罚紫薇”的还珠时代。
<结语>
作为中国第一个将东野圭吾小说搬上大银幕的人，苏有朋勇气可嘉，因为作为日本推理小说大神，东野圭吾对改编者提出最严苛的条件：剧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能通过，而且要求每一版改编都要有不同，有些已经用过的改编和设定不能再用。
这就意味着，作品的改编难度很大，越往后的改编，难度越大：不能重复前人的改编点，不改变整体框架还要有特色有突破，这对导演和编剧都是极大考验，是在诸多限制条件下寻求最优解，带着枷锁舞出最完美弧线。
我仿佛听到了镜头外东野圭吾的冷笑：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活。
以上为日本版结尾，充满悲悯，而中国版结尾王凯迷之走向光明
原著的高度摆在那里，翻拍往往是及格容易高分难，本土化不是简单地加入中国元素，而是从本土文化习惯出发，替换掉“违和感”，在符合本土文化惯例和观众心理预期的基础上调整创新，讲圆一个不论外表还是精神内核都本土化的故事，否则就变成在本国地盘用本国演员进行一次复制粘贴。
比如黑泽明的《蜘蛛巢城》、《乱》，虽然源自莎士比亚，但改编后完全看不出莎士比亚风格和表现形式，完全是日式风格，相当于保留原有骨架，填充本地化的血肉。或许受限于东野圭吾条件的苛刻，此次改编中规中矩，未见到更多本土化创作。
对此次改编，东野圭吾给出了他的评价，当然，这种溢美之词也充满了日式风格。
相较于处女座《左耳》，《嫌疑人X的献身》在节奏把握、镜头语言使用及人物塑造上苏有朋都有了长足进步，但距他 “在知道结局的情况下仍看的很精彩”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期待苏有朋日后能带来更多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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