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1939年,八路军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庆阳城防司 令耿飚留影
1936年12月初，一个晴朗的冬日，毛泽东约见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红一师原参谋长耿飚。
约见是以散步的方式进行的。两个湖南老乡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这条小河是延河的一段支流。毛泽东说：“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飚说：“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毛泽东说：“对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曾经通知耿飚，军委决定调他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去任参谋长。周恩来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的，耿飚也就坦诚相见，讲了自己的看法。
耿飚说：“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好，四军我不熟悉。”毛泽东的谈话依然是委婉的。耿飚坦白地说：“周副主席已经打过招呼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改为劝说的口气说：“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耿飚知道非去不可了，便问：“请示主席，叫我去干什么？”毛泽东说：“去当参谋长。”耿飚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来，看着耿飚：“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耿飚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治委员或者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条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你也分出政委、参谋长。他们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飚明白了，便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请示怎样开展工作。毛泽东说：“送你两句话：开始跟着走，然后赶上前去。”耿飚立正说：“那我就按主席的指示办。”红四军军部远在盐池一带，军长陈再道派了一个警卫班前来迎接耿飚。由于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其他部队——西路军情况吃紧，耿飚即刻上路。
“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
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抗日宣言。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红军例行的运动大会改名为抗战动员运动会。
在运动会上，耿飚见到了红一方面军的老首长聂荣臻，便向他打听红军下一步的打算，要求回红一方面军工作。聂荣臻笑呵呵地说：“莫着急嘛，仗有你打的。”耿飚说：“快点打，我憋不住了。”聂荣臻大笑起来：“怪不得人家叫你耿猛子嘛。”他告诉耿飚，中央正要开一个会，无论蒋介石怎么阻挠，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毫不动摇。
聂荣臻所说的中央会议即洛川会议。由于上海沦陷，南京政府终于答应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洛川会议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以及制定了抗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
8月25日，改编后的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宣誓就职。9月6日，耿飚组织部队在石桥镇冒雨列队，誓师抗日出征。由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和第十五军骑兵团等，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各直属队。三八五旅由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耿飚任参谋长。
誓师后八路军按新编制展开军政训练，待命出征。
但是，10月初来了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〇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的任务。
让耿飚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他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为此，耿飚找过刘伯承、徐向前，他们耐心地与耿飚谈了话，讲明了留守革命抗日大本营的重要性。耿飚接受了他们的劝告。在平型关大捷胜利消息的鼓舞下，1937年10月中旬，耿飚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栒邑。在旅部召开的一次研究布防的会议上，耿飚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三八五旅的防区，这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东接延安、洛川，西连固原、平凉，南近长武、灵台，北靠定边、环县，毗连内蒙、宁夏、甘肃和陕西四省，军事上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毛主席把我们摆在这里，是精心安排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完成党中央的重托。
边区留守部队总共不过9000余人，任务是很重的。由于国民党当局不给留守部队的指挥机关委任领导人员，给予统一的番号，因此，中央军委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由军委直接领导。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都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
在留守兵团成立后会餐时，毛泽东不知怎么知道了耿飚曾流露过不愿意留守、愿到前线去打仗的心思，便对耿飚说：“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萧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这次谈话坚定了耿飚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工作的信心。
三八五旅旅部驻在庆阳田家城。刚到庆阳时，住宿十分困难。旅长兼政委王维舟、副旅长兼副政委并参谋长耿飚共同踏勘地形，并按照陕甘宁一带的习惯，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挖窑洞。他们沿着古城墙，在山崖、塬边等地方挖出119孔窑洞，解决了部队住宿问题。然后，按照“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和“首长负责，官兵动手，参战、训练、生产三结合”的原则，兴办工厂，垦荒种粮，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在边区扎下根来。
“火候到了，没有不打胜仗的”
陇东位于陕甘宁三省（区）边界地区，这里川塬错落，沟渠纵横，交通闭塞，偏僻落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这一地区除八路军留守部队外，还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
八路军驻防的镇原、宁县、合水等县的县政府还是国民党设置的，他们都有庞大的保安队，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于是磨擦与反磨擦便时有发生。八路军进驻陇东的初期，三八五旅的兵力只有七七〇团。除旅部住在庆阳外，七七〇团分三摊子驻防：第一营第一连驻防正宁，其他4个连驻在宁县；第三营驻防镇原，团部和二营一起驻扎在离庆阳城不远的驿马关。
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在三八五旅驻防的陇东分区，国民党顽固派挑起了第一次反共磨擦事件。他们调兵遣将，修筑碉堡，包围并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磨擦事件。
镇原是西峰通往平凉、兰州方向的一个重镇。依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的协议，八路军第三八五旅被分配在城内执行防务任务。而政府机构仍是国民党的原班人马，还保持着约300人枪的保安队。1939年2月，第三八五旅按照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招募兵员通知，派出7人工作组，到镇原招募新兵，却被镇原国民党当局强行扣押。
4月5日，第七七〇团一名指导员和两名通讯员，被国民党保安队抓去关押在西峰专员公署，声称要消灭三八五旅。萧劲光当即致电国民党在西安的西北行营主任程潜、甘肃省省长朱绍良，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并严饬钟专员（国民党西峰专员公署专员钟竞成）”。4月8日，钟竞成公然指使西峰保安队，抓捕中共镇原县委组织部长（对外称三八五旅民运科科长）惠应武等7人，还抓捕抗敌后援会会员薛登雷等3人。耿飚拟电向国民党西峰专署和甘肃省政府紧急抗议，仍无结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耿飚率一部兵力，将国民党镇原县磁平镇区的一名官员和警察队长连夜抓获，作为警告措施。次日，朱绍良便密电一六五师，令其派兵占领镇原县城。八路军驻镇原的第七七〇团三营不得不闭城自卫。此时萧劲光急电蒋介石和朱绍良，要求停止进攻，由双方派人商谈，以防事态扩大。可是，国民党顽固派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先后两次进城，均被第七七〇团三营击溃。5月初，他们只得撤兵，同意以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磨擦之心不死。年底，第二次陇东事件又被他们挑起。12月10日夜，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突然袭击驻守宁县的七七〇团二营。二营并无防备，被迫撤出宁县。12月16日，九十七师突然袭击了七七〇团驻守镇原的三营，三营被迫撤出该城。
顽固派在这里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杀人掠地事件，与当时日军频繁进犯河防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与关中、绥德等地的反共磨擦也是密切配合的。我军不得不给予有节制的回击，除了在军事上不给他们便宜可占外，更主要的是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战，通过报纸、电台宣传，使全国各阶层人士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干了些什么，有效地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对我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妄图困死、饿死我边区军民。
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便完全撕毁了两党达成的协议，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破坏交通，堵绝商品输入途径，边区的吃饭、穿衣、医药、日用品都成了问题。有一次，耿飚到萧劲光那里去，见他在石头上磨几片刮脸刀片。耿飚说：“萧司令，这都磨得没有钢口了，怎么还能用呀？”他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这还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都用了十来年了，现在没处买，凑合用呗。”耿飚看他捏着那又小又薄的刀片在石头上磨，实在费劲，便给他用铁皮做了一个专用夹子，那样磨起来就方便多了。萧劲光高兴地说：“很好，这样还能对付用个两三年。”
为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1940年冬天，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奉命屯田开荒，去的地方叫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大山里，那里有大片荒芜的土地。耿飚与王维舟踏勘了地形，发现这里水源不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改造成生产基地。
耿飚和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带3个营进山开荒，没有房住就挖窑洞，没有工具就放火烧荒。最棘手的是深山丛林里，野兽特别多，它们不但糟蹋庄稼，还咬伤人畜，成了开荒种地的大敌。耿飚便组织了打猎活动，把战士们每3个人分成一组，到树林中去打活靶。
耿飚他们利用大凤川、小凤川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种出了陕北稀有的大米，除了自给自足外，将大部分交给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
至1942年初，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都遭到了失败。
1941年夏，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准备开七大。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一个研究班，耿飚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后来中央办党校，耿飚就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耿飚在宝塔山下度过了3年的学习生活。
在党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耿飚还自学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尉缭子》《淮南子》《七子兵略》《伏龙芝军事学》等。他在延安图书馆见到了日本人所写《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一书，花了将近40个小时，抄刻油印，装订成十几本小册子，分赠战友。
1944年，耿飚在延安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贺龙曾考虑把他调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长，但耿飚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在后方蹲久了，他向往前线，向往枪林弹雨的战场生活。耿飚瞅准机会，给毛泽东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毛泽东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毛泽东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
耿飚便约上曹里怀一起去。在中央党校，他与曹里怀同住一室。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销，改为联防司令部。耿飚和曹里怀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司令员萧劲光的问题有些看法。两人讨论了几条意见，一直没有机会向毛泽东反映，这次真是天赐良机。
他们赶到毛泽东住地，先谈了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3点情况和两条建议。
毛泽东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耿飚赶紧拿出早已写好的这5条意见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截子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拿出铅笔在上面勾出重点，批了些文字。“耿飚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噢，是到抗大去的事。这样吧，你直接去找贺胡子谈一下。”
第二天，耿飚便和曹里怀一起去见了贺龙。他们与贺龙无拘无束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非常愉快。贺龙说：“说实话，我是想把你‘挖’过来，你想上前线，我何尝不想哪？我尊重你的意愿。”他留下二人吃午饭，特意嘱咐伙房多放点辣子，并一再抱歉地说：“没得什么好吃的。”还说：“听说你炖狗肉很有板眼，啥时候见识一下哟？”
坛子焖狗肉是耿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与一位红军团长在战斗中负伤后恢复体力的一段往事，贺龙不知怎么知道了。耿飚说：“一定，一定！”由于心情高兴，他便把坛子焖狗肉的方法说了一遍。贺龙听完，认真地说：“对头，这和打仗一样的嘛，火候到了，没有不打胜仗的。你上了前线，就这样干！”
9月9日，耿飚告别了延安，迎着日军布下的三道封锁线，向晋察冀赶去。
“鬼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44年11月底，耿飚到达晋察冀任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唐延杰调冀东工作。由于聂荣臻司令员在延安开会，中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与耿飚一起主持军区工作。
1945年2月，晋察冀军区制定了扩大解放区的战略方案，发动春季攻势，各分区先后光复了任丘、河间等县城，威逼北平，并重新掌握了紫荆关要隘。
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程子华和耿飚以平绥铁路和锦（州）承（德）铁路以南为主要目标，于5月中旬发动更加猛烈的夏季攻势，消灭了日伪军大量有生力量。
张家口是塞上重镇，日军以此为中心，苦心经营了防御工事，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军火。为了保守这些工事的秘密，日本兵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民工。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等得知苏蒙联军正向张北进军后，立即给程子华和耿飚发来一封电报，让他们们相机夺取张家口。
按照朱德总司令8月10日的命令，驻张家口的日军已经与八路军方面的代表耿飚取得联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仅仅过了一夜，日军参谋长即变卦，声言他们奉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国民党的“合法”政府投降。虽然八路军再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听，妄图依托工事苟延残喘。
鉴于国民党部队正沿河套和平绥线通过骑兵和铁路运输向张家口逼近，8月17日，程子华、耿飚电令平北军分区派部队向张家口疾驰。第十二军分区四十团和十四团在十三军分区十二团等部配合下，迅速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察北骑兵支队亦与苏蒙联军会师。
“ 鬼子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20日拂晓，耿飚在军区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命令。攻城部队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突破日军清水河铁桥防线。经过激烈战斗，至23日肃清市内残敌，残余的日军扔下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大批军需狼狈逃窜。
8月22日，张家口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宣告这座塞上重镇回到人民手中。
拿下张家口，华北根据地与东北根据地之间就有了重要支撑点。这一仗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1万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山炮5门，弹药库和物资仓库70多座，骡马数以万计。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和市长等也当了俘虏。
耿飚带领机关工作人员，认真清理了那些仓库，造册登记，准备向部队补给。当时夏季已过，东北天气冷得早，八路军前往东北工作的同志，路过张家口时都来找耿飚要棉衣，这些仓库帮了他的大忙。
9月9日，耿飚开着汽车，到灵丘去迎接从延安飞回晋察冀的聂荣臻。聂荣瑧是乘一架美国C—46型飞机到达的，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等，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也随同前来。
耿飚与聂荣瑧、罗瑞卿等驱车回到张家口，住在宣化路原日本蒙疆派遣军的司令部院落里。一路上，从延安来的同志纷纷对耿飚说：“我们在延安听到你们解放张家口的广播，真是高兴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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