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破破烂烂的“乞丐”皇袍，最爱的珍贵典籍字画与真丝御衣变为飞灰，金丝楠木御棺被当成木柴烧掉，只有粗制滥造的水泥棺椁，甚至连帝后遗体都被付诸一炬，尸骨无存......
这是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死后的结局。如今，如果想一睹皇帝龙颜，也就只能从照片上见到被腐烂的华服包裹着的腐烂尸首。
主持过“万历三大征”、任用张居正为宰辅、开创“万历中兴”、创下武功、随后又亲手敲响明朝丧钟，被史书评价为“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位时间最久的明皇帝神宗朱翊钧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明神宗朱翊钧
考古界早有“考古不下明”的说法，为何只有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是最特殊的一个，成为唯一被发掘的明皇陵？
中国现代文学家、史学家、著名诗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何执意要开掘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为何当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却痛心疾首的高呼：“帝陵千万不能随便挖”？
为何出土三千多个文物珍贵异常，却在简陋的小平房一待就是六十年？又为何郭老却因此留下污点，此后半生承担骂名，就连死后也逃不过后人的谴责？
郭沫若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1956年，由郭沫若极力推崇挖掘的万历陵墓——明陵带给考古界不可估量价值的同时，也成为每一个考古学者内心永远的痛。挖掘明陵带来的惨痛教训，使人们不敢再轻易打开皇帝陵。
陵墓选择1956年5月，由国务院通知组建的考古工作队到达定陵，试掘工作开始。经过一年的艰辛努力，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定陵玄宫入口，随后就上报国务院请求开始发掘。
不久，一个由郭沫若、吴晗、沈雁冰等考古专家组成的小队成立，考古界瞩目的定陵的发掘和清理工作正式开始。又将近一年，帝陵最后的清理工作也结束了，而出土的部分文物也将在研究过后被展览在博物馆里。
定陵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组建完成，其牌匾由郭沫若亲笔题名，并于当年10月1日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一时间，从四面八方闻名而来等着观览陵墓的人在博物馆前排起了长队。
但实际上，郭沫若这些考古专家一开始中意挖掘的帝陵并不是明神宗的定陵，而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长陵。
郭沫若
从明末到20世纪中叶，因为种种天灾人祸，明十三陵各陵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损坏。建国初期我国就开展了对十三陵中明成祖的长陵、明宣宗的景陵和明世宗的永陵三陵的修缮。
其中作为地面规模最大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帝陵——长陵被专家们看中，它被发掘出的文物将作为研究明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被保护。
明成祖 长陵
因此，早在1955年10月，一封由吴晗、郭沫若、沈雁冰等六人署名的、请求批准开采长陵的报告被放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但基于当时我国考古技术的不成熟，国家有关部门对是否同意这个报告很是犹豫。此时郭沫若站了出来，对报告的签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建国初期，郭沫若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等官方和民间组织担任要职，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此外他还多次代表中国从访问周边国家、出席各种国际会议。
郭沫若在会议上
出于对考古的热爱，以及为了找到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永乐大典》，完善中国历史和其他原因。他在是否要发掘的讨论会上极力支持国家挖掘帝陵，并且坚定地说道：“行，一定行！挖，一定要挖！”
面对众多反对的声音，郭老力排众议，保证一定挖出有价值的东西为祖国做贡献。就这样，国务院最终通过了这一报告。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性发掘，长陵的考古历程并不顺利。更重要的是，专家们失望地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找不到长陵皇帝墓的入口。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将这一状况上报了国务院。
永乐大典
基于这一问题，考古成员及相关专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改变目标、发掘十三陵中其他帝陵的可能性。
1956年3月，又一封由吴晗起草、郭沫若改稿的请求改掘定陵的报告上交了国务院。正在国家相关部门犹疑并且要求停止发掘的声音又蠢蠢欲动的时候，有专家发现定陵的封墓围墙竟有缺陷的地方！
这如有神助的发现使报告很快通过了。于是，在长陵被发掘前，有关定陵的考古工作先展开了。
明神宗 定陵
定陵的试掘很顺利，一年后，考古专家如愿进入了这个在位时间长达48年的明神宗皇帝的陵墓。发掘了数以千计代表明朝最高水准的珍贵文物，使对明朝历史的研究不再限于史料的书面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古董。
出土文物由于不像唐宋朝代时间久远，关于明朝的文献资料、建筑、工艺品以及贵族平民日常家具用品仍保存完好，在博物馆中或私家收藏里都可以见到。因此一开始考古界对明代出土文物并不重视，甚至还出现了“考古不下明”的说法。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发现没有墓葬文物，他们对明朝宫廷礼仪、衣冠、武备体系变化以及皇家帝陵布局等特殊领域的历史研究只能停留在像《大明会典》、《三才图会》这样有限的字画上。
大明会典
为了史料完整，专家们有了发掘明陵的想法。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于定陵的文物不仅填补了史料空缺，更极大程度地复原了明代帝王服饰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帝王冕服。
作为帝王在一年中册拜、祭祀等重大礼仪场合所穿戴的服饰，冕服代表了历代皇帝的最高权威。明代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使用冕服的王朝，定陵帝冕的出土可谓是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据《大明会典》的记载，明代帝冕的最终形制为上黑下红，覆有冕板，前圆后方，并各坠有十二旒。每个旒都穿过包含白、红、蓝、绿四种颜色的九颗玉珠，且冕顶有一个被玉簪固定的长方形玉衡。令考古学者兴奋的是，出自万历帝棺的帝冕完全是典籍中描述的那样。
明冕服
如果去故宫旅游，进到南薰殿，看到其中所藏的历代帝后像，就会发现明代皇帝身穿团龙袍，头戴翼善冠。这团龙袍，翼善冠是就是皇帝处理日常政事时所穿的常服。这些日常服饰在明代历史中一直在发展，到了明神宗已经非常华丽。
神宗的团龙服完美运用了缂丝技术和刺绣工艺，其上绚丽的图案和复杂的编织手法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但遗憾的是，因为时间久远，定陵墓中的龙袍刚一出土就碳化了，需要进行艰难的抢救性复原。专家们从细枝末节中一次次研究，才勘破了编制的奥秘，迅速复原了这值得所有人细品的文化宝藏。
团龙袍
实际上，只要仔细琢磨南薰殿里与明神宗有关的三幅画：《明神宗坐像》、《明神宗冠服半身像》和《入跸图》，就会发现神宗头上的乌纱帽非常精美：帽面覆有金丝编花，并镶嵌有黄金色调的“二龙戏珠”图，这就是翼善冠了。
虽然明宗墓中的翼善冠朽坏的只剩金首饰，但也不妨我们窥见它华美的冰山一角。
翼善冠
我们还可以从明代定陵中意外地看到属于秦汉的记忆——帝王甲胄。这个帝王穿的御甲非常简单，它的主甲如同一个背心，前后两块护心镜，其余四周的保甲仅由各个整块由织带拼接而成。
除了头盔具有明代色彩，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帝王甲胄的形制与编缀方法与秦汉的几乎一脉相承。这也为文献记载的明代皇室甲胄体系提供了实物依据。
除了皇帝的一系列服饰，定陵出土的文物中也包括明皇后所戴凤冠、妆发和衣裙夹衣等华丽的服饰，这对于明代女装服制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凤冠
可在考古专家们满心欢喜的时候，他们惊惧地发现这些数量可观的出土文物竟然损毁了大半。发掘帝陵带来的名望与代价一起降临在他们身上。
教训惨重“帝王陵不能随便挖！”是什么让一生致力于研究埋葬在泥土中的文化的考古大家王仲殊先生发出这样决绝的声音？原因就在定陵。
1956年由郭老、吴晗、沈雁冰等人主张挖掘定陵，出土的文物异常珍贵，为我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但这些数量巨大的文化珍宝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定陵地宫
由于文物储存空间有限，且棺椁的保存要求最低，墓中帝后的金丝楠木棺材被随意地放置在陵墓外的荒草地上。被附近不知情的农民见到，竟用斧子劈开，捡回家去用作柴火烧掉了。等考古队发现不对再去寻找，为时已晚。
由于保护意识差加上建国初期文物保护技术水平低，定陵出土文物中大量丝织品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以至于迅速风化，只剩织料上佩戴的金银玉器还存留。更严重的是，棺椁中帝后的遗体也在出土后几年里被一把火烧掉。
如今，我们只能从照片上看到身穿刺绣皇袍、腰佩玉带、头戴金丝翼扇冠、足蹬绸缎绣靴的明神宗腐烂的尸骨。但这也只是尸骨刚刚面世的那一刻的模样，随后华丽的皇袍和配靴便开始风化腐败，只剩穿金配玉却穿着“乞丐”衣服的一副模样奇怪的尸身。
明神宗尸首
而陈列在定陵博物馆里的皇帝棺椁则是用水泥仿制的复制品，精美的工艺纺织品是专业人员绞尽脑汁仿制出的成品。
出土于定陵的其他三千多件文物在一开始存放文物的小房间里挤挤挨挨地待了近六十年。直到21世纪初年，我国文物保护技术相对成熟，相关部门才建成新的地下文物储存库，得以将这些文物转移到有专业技术的环境中。但暴露在自然环境下近六十年，很多纸质文献还是遭受到了难以逆转的损坏。
考古界许多满怀对帝陵出土文物期待的专家和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士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表示了对郭老等人的不满与随意发掘的愤怒。
风化的文物
即便几十年过去，得以回顾这段历史的许多专业和非专业人都感到深深地遗憾。
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的历史遗产遭受如此劫难，惋惜的同时也多加反思。定陵文物的损坏并不是原则性问题，发掘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文物的损坏。最主要的破坏都在发掘之后，由于专业人员核心技术和考古知识的落后与缺乏造成。对于这些客观层面的困难我国也正逐步改进、发展。
从定陵出土文物遭到破坏的消息传来，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思考问题解决的办法，并深切意识到：在我国还不具备开挖帝陵的技术与思想意识的情况下，绝对不能随意发掘陵墓。
20世纪末，一封由国务院下发的通知《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基于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成熟得到现状，暂不对大型帝王陵墓进行主动发掘”。
自此，对于已发现的像除定陵以外的明十三陵之类的帝王陵墓，考古界都采取“能不动就不动，能推后就推后”的原则。
因此，除了巨大的文献参考价值和惨重的历史教训，可以说定陵还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技术发展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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