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开端时期，由于秦代国祚短暂，所以我国很多的文化传统都是在汉代逐渐定型。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汉代时期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社会文化建设也有所不同。颍川郡就是汉代文化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子房，到声名齐五岳、功业震三台的荀文若都是颍川郡孕育出来的一代人杰。但是，颍川郡也并非天生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它也是经过了汉代四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了东汉末年的人才高地，具体的发展经历如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颍川郡是东汉末期的人才高地
颍川郡是在秦代时期就已经存在的郡县。据《汉书》记载：“ 颍川郡，秦置。高帝五年为韩国，六年复故。”从地理上看来，颍川郡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地区，它的郡治阳翟就是韩国的国都。所以，颍川郡相较于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先秦社会基础。秦国灭韩之后，很多韩国的旧贵族流散到了四方。张良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在秦汉更迭时期颍川郡涌现的最杰出的人才。
张良像
汉高祖登基称帝之后，刘邦对于颍川郡也非常重视将之纳入到了天子领地十五郡之中。《汉书·地理志》中云：“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这些郡县在西汉时期享有最优厚的政治资源，地位崇高显赫。相较于关东诸郡国，这些郡县备受天子青睐，在选拔地方官时也是优中选优，这些郡国也是由此得到了发展的空间。颍川郡名列其中，自然也享有这样的待遇。国家将非常好的人才资源投放到了颍川郡，比如后来官至丞相的黄霸就是在颍川太守的位置上发迹。皇帝还特意下诏褒奖：
“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
颍川郡也是在黄霸的治理下蒸蒸日上，步入了发展之途。而在宣帝时期，赵广汉以铁腕手段治理颍川地区的豪强势力，这就使得原本凭借权势横行乡里的地方实力派被清除殆尽，之后的颍川士族便开始转向文学方面。
颍川的真正发展时期是在东汉社会，由于西汉时积累了充足的资源，在王莽篡国后，颍川的实力就被凸显了出来。农民起义军兴起后，颍川地区很多人都投入了这场风起云涌的大变局之中。汉光武帝刘秀的政治班底“云台二十八将”中颍川郡出身的的人占据了七席，达到了四分之一，数量上只低于南阳帝乡军功集团。可见，在两汉交界时期，颍川郡的人才资源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东汉时期，也有颍川出身的三公活跃于政治舞台，比如
永元九年，颍川韩棱为司空。
建宁元年，颍川许栩为司徒。
熹平二年，颍川唐珍为司空。
汉光武帝像
到了东汉中后期，颍川地区更是涌现了许多诗礼传家的士族。比如颍川荀氏，始祖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不仅如此，他的家族内部也是人才辈出，荀淑“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而荀淑的孙子就是曹操的心腹谋臣荀彧，后世称之为“荀令君”。除了荀氏之外，颍川氏族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支。比如颍川四长，即钟皓、荀淑、韩韶、陈寔。据《后汉书》李贤注：“谓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嬴长、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淑等皆颍川人也。”他们都是当时颍川地区的头面人物，而他们的子孙也多活跃于东汉末年的舞台上。除了荀彧之外，太丘长陈寔之孙、大鸿胪陈纪之子陈群官至曹魏司空。韩韶之子韩融于初平元年拜为大鸿胪。钟皓之孙钟繇历任廷尉、太尉、太傅等职，累封定陵侯。可以说颍川四长的后人都是东汉及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这几家也是后来魏晋南北朝颍川地区世家大族的始祖，尤其是南朝建立者陈霸先也自称是颍川陈寔之后，威震一时。
颍川陈氏始祖陈寔像
首先，颍川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从农业上看来，颍川水系发达土地肥沃，有很好的农业耕作条件。由于东汉迁都洛阳，颍川郡距离都城的距离被大大缩短，这也促使它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光武帝也明言：“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所以说，在东汉一百余年的国祚当中颍川的发展一直是非常平和的。同时颍川还拥有工官、铁官等国家设施，这是基于战国时期韩国精于制造优良兵器机械而产生的延续效应。在这样的农业和早期工业的基础上，颍川郡的杰出人物才会得到足够的资源支持。与齐鲁大地多出圣贤不同，颍川郡所涌现出来的人才大多允文允武。既可以在战场上纵横捭阖、运筹帷幄，也可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兢兢业业。这应该就是得益于颍川郡良好的基础建设所致。
颍川地图
其次，颍川郡有良好的儒学传统，很多大儒在此开坛设讲。比如
孙典，“字公雅，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
宋均，“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以祖母丧去官，客授颍川。”
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
在中古时期，有大儒讲授儒家经典对于人才分布不均的东汉时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势资源。儒家最看重的就是知识的传承与延续，所以每一代都有传承人以保证其不绝。东汉时期经学大家非郑玄莫属，但是除郑玄之外基本上以颍川人居多。《后汉书》中记载：“爽、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爽”指的是上文提及的荀淑之子荀爽，这样看来颍川出身的荀爽、韩融、陈纪都是与郑玄同科被征召的博士，可见当地的经学发展已经蔚然成风，独树一帜。
经学大师郑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颍川郡与最高统治集团的亲密关系。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是长期不变的潮流。由于颍川集团在汉光武帝征讨四方时作为主要参战集团辅佐汉光武帝，这就使得整个颍川郡获得了先天的优势，后世子孙都能受到政坛的青睐。前文提及，颍川集团在开国“云台二十八将”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从颍川跟随汉光武帝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战死在了沙场之上，这就在汉光武帝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武帝刘秀最初起兵时经过颍川颍阳，当地豪杰王霸率领宾客拜见，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知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击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还休乡里。但仅仅数年后，汉光武帝成为更始皇帝的大司马时，这批部众就已经凋零殆尽。刘秀对王霸说：“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可见颍川部众在汉光武帝心中的情感与分量。有鉴于此，汉光武帝统一天下后多次巡幸颍川，比如
“建武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
云台二十八将
这样，颍川出身的后世官员就和最高决策者打下了一层良好的亲密关系。这对于颍川出身的士人入朝为官多有帮助，借而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朝廷中颍川出身的官员越来越多，颍川当地的发展也随之越来越好，人才集聚现象也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循环往复长达百余年，到了东汉末期颍川郡自然就成为钟灵毓秀的人才荟萃之地，浇灌培育出了众多的当世人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颍川郡的人才发展对于后世的影响
东汉时期是我国中古社会的发端时期，各种形势有别于先秦及秦汉社会。尤为独特的便是世家大族逐渐发展兴盛，后来更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力量。而世家大族主要形成于东汉时期，凭借的正是人才资源优势。譬如笔者前文所述的颍川四长几乎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世家大族在魏晋时期粉墨登场。其中的颍川陈氏家族更孕育了后世的帝王，开启了一个时代，由此可见颍川的遗韵流传广泛而深远。更为重要的是，颍川地区的发展也为后代打下了坚实的前进基础。比如曹操执政时期，其行政中心就是之前颍川下辖的许县。凭借着多年的发展，颍川郡到了西晋时期也能够在国家政权中有一席之地。之前的治所阳翟被曹魏时期的河南尹所划走，成为京畿直辖的一部分，后来的颍川就以许县为治所。之后颍川郡虽被并入其他地区之中，但是颍川的士族遗存却并没有被削减，很多大族迁居异乡后，依旧思念故土，后来的梅州陈氏、兴宁钟氏都系颍川所传。
荀彧是东汉末年颍川士人的代表
综上所述，颍川郡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渊源在东汉时期备受国家青睐。当地士族继承了西汉张良等前辈的学养，经过了长期的经学传承与政权中的力量优势，终于形成了东汉末年的人才高地。“颍川四长”之后人才辈出，荀彧荀令君，陈群陈司空都是颍川出身的名门之后。他们在东汉末年和三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不仅促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还实现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编定。这不仅对于当时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的发展与演变都有基础性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前行和演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