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9日，李大钊撰写了一篇以《牺牲》为题的精短散文，后来用“孤松”这一笔名发表在1919年《新生活》杂志第12期上。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96个字，但直抒胸臆，道出了李大钊高尚的牺牲观。“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因此，“壮烈的牺牲”也是“高尚的生活”。何谓“高尚的生活”，李大钊给出了答案——“为发展生命”。但这个“生命”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而是信仰的生命、事业的生命，也就是初心与使命。
后来，李大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高尚的牺牲观。1927年4月，他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后，面对奉系军阀的威逼利诱，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他利用狱方让其“交代”的机会，在《狱中自述》中回顾自己革命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4月28日下午，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这种从容与镇定，就源自他的牺牲观，或曰生死观。
李大钊、路友于等烈士就义前留影，李大钊烈士左侧为路友于，右侧为张挹兰
李大钊牺牲7年后的1934年，老舍先生创作了也名为《牺牲》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毛博士，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在大学当教授，满口所谓的“美国精神”，觉得美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抱怨中国没有电影看，抱怨爱女人牺牲太大，抱怨中国人脏得很、中国澡堂子脏得很。“牺牲太大了”成了他的口头禅，唉声叹气成了他的生活常态。这是个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终，新婚3个月的妻子跑了，他也精神失常了。
虽然两篇文学作品的名字都为《牺牲》，但所言牺牲的内涵却不同。李大钊的牺牲是大我的牺牲，而毛博士的“牺牲”是自私自利的小我的“牺牲”。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说得极是。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文章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11期，原文标题：《1919年11月：为有牺牲多壮志》，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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