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事实上，”穆奇微笑地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
很久以来，如果 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据我所知，大多数人约会的过程，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好像没什么两样，你向一个女孩子要她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酒吧请她喝一杯，或者请她吃饭。在美国也是这样吧，不是吗?但是对中国国家队队员来说，就不一样啦，就像NBA球员，他们是中国的明星，女孩子都在等着他们，他们不需要提出邀请。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对一些NBA球员来说，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再找个更好的，或者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但是我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左腕上戴了一个红绳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这个结的故事，除了说它是我女朋友叶莉送给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论到叶莉，因为我想保留我的一点私生活，也不想透露她的隐私。但是我怕拒绝谈论红绳结和我们的恋爱关系，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猜测和兴趣。所以现在我想说一些我们的事情，希望这样能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跟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她说不行。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的。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大约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上海最高建筑———金茂大厦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的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
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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